在1991年，生產企業在外地設立銷售機構還沒有先例，李東生心裡也沒有底。他將這個設想向主管工業的副市長李鴻忠匯報，李鴻忠很支持這個想法。作為主管工業經濟的政府領導，他一直很關注在經濟體制改革時期，如何解決困擾企業經營發展的「三角債」問題。他對李東生說：香港中國航天科技公司在惠州有個彩電廠，生產康力牌電視機，為解決產品銷售問題，他們引進全國供銷社作為股東，通過全國供銷社系統，產品很快便銷出去了，但部分貨款無法回收，不斷積澱形成壞賬，嚴重影響了企業資金鏈。因為全國供銷社對下屬省、市、縣的供銷社機構已經無法有效地管理，而部分機構經營虧損，貨款常常就會被吃掉。客戶作為股東都無法保證貨款安全回收，看來是需要在銷售方式上有所創新突破。
李鴻忠的意見，堅定了李東生創新銷售模式、建立企業營銷網絡的決心。
「TCL不發工資的？」
作為中國內地第一大城市，上海也是全國的經濟、金融和貿易中心。對於想把產品銷往全國的TCL電器銷售公司來說，上海市場顯然是必爭之地，也理所當然地成為第一家分公司的首選之地。
開設上海分公司之前，為開闢省外市場，楊利帶著業務員幾乎跑遍了全國各大中小城市，對全國不同省份的商人所念的生意經也理解頗深。楊利對上海商人的評語是8個字：「點到為止，細細品嚐」。在與上海客戶打交道的過程中，楊利發現，精明謹慎的上海人最怕庫存積壓，所以每次向廠家要貨的量都很小，這就導致廠家的運輸成本大大增加。而上海又是華東乃至整個全國市場的風向標，得上海就能得天下，不可以放棄。
李東生提出的在異地設點的辦法完全可以解決上海客商單次要貨少的問題，同時上海市場總量龐大，只要能服務好一批客戶，日積月累，細水長流，就能聚沙成塔。
在籌建上海分公司的過程中，李東生多次與楊利一起到上海調研，他們對在異地設立分公司的優點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除了能解決收款和倉儲中轉的問題，成立分公司，以門店的形式存在，還能更好地宣傳企業的品牌形象。雖然TCL電話機在郵電通信市場名聲在外，但是在消費電子市場，品牌知名度還很低，很多顧客不知道TCL音響和其他電子產品，商場也因此不願意進貨。要想進入這個市場，首先就要向客戶證明，在市場上，TCL音響是受歡迎的。分公司的任務首先是要做好在當地的產品和品牌推廣，要讓更多顧客瞭解和認同公司的產品。這樣的工作需要紮實持續推動，在當地沒有機構是不可能做好的。如果在上海能夠成功，對周邊地區就會有很大的影響。客戶得知TCL的音響產品在上海賣得不錯，而且可以實地觀摩，也就會更願意嘗試進貨。這樣一來，分公司就不僅是一個產品銷售的終端機構，也成為企業品牌形象的宣傳窗口。
認準了，想清楚了，哪怕成功概率只有50%也要去幹。李東生的眼光和膽識不僅增強了楊利一定要把上海分公司搞好的決心和信心，也吸引了一個名叫沈大偉的上海人的加盟。
進TCL之前，在中國康華實業有限公司工作的沈大偉就與香港長城電子的蔣志基有業務往來。1990年，在蔣志基的引薦下，沈大偉又認識了李東生。精明幹練的沈大偉給李東生留下了不錯的印象。
決定在上海成立分公司後，李東生又約見了沈大偉。沈大偉不僅在商業上有天賦，而且是上海本地人，對分公司的創辦和業務開展肯定有幫助。所以，李東生再次誠懇邀請沈大偉加盟。此前一直在猶豫的沈大偉，對TCL要在上海成立分公司頗感興趣，第二天就向李東生提交了個人簡歷和創辦上海分公司的可行性報告。
簽訂勞動合同的時候，李東生力勸沈大偉簽5年，不過，上海人骨子裡的謹慎讓沈大偉只想簽一兩年，最後雙方定下3年合約。這是一份甚至連基本的薪酬待遇都沒有明確的合同，沈大偉對此也沒在意。此前他在深圳工作，月薪幾千元，還包吃包住，這讓他想當然地認為，廣東的收入應該都差不多，沒有必要跟李東生談待遇問題。
加入TCL之後，沈大偉開始全面協助李東生和楊利創辦上海分公司。不過，工作一個多月後，沈大偉有點奇怪，怎麼還不發工資呢？李東生到上海後，沈大偉揶揄道：「李總，TCL是不是不發工資的？」沒想到，身邊的同事卻搶先答道：「發了呀。」沈大偉問：「什麼時候發的？」對方答：「前兩天。」沈大偉這才想起自己前兩天的確領過800元錢，但是他怎麼也沒有想到那就是工資。看著發愣的沈大偉，李東生寬慰道：「大偉，我們是國有企業，工資的確只有這麼多，但是年底有20%的提成，你要對公司有信心。」當時，李東生自己也只拿著1000多元的月薪。沈大偉每天要抽一包煙，每月買煙要花去300元，加上其他的一些開支，他幾乎再沒有多餘的錢交給家裡。沈大偉的妻子得知後很是不解，並勸他盡快另謀出路。月薪從幾千元銳減到800元，著實令沈大偉心裡非常不平衡，他想，既然當初自己沒有談待遇問題，現在也只能忍了，等把上海分公司引上路以後，就馬上離開TCL。
受了委屈的沈大偉在李東生面前訴苦：「工資少一點，我還能忍受，但是難以忍受同事們對我的誤解，希望同事們對我多一些理解和信任。」原來沈大偉是典型的上海商人做派，非常重視公司的形象，自己每天上班也穿戴得很整齊，和客戶交際注意排場，盡量讓客戶有好感和信心。而楊利和惠州來的同事對這一套頗不以為然，老擔心他多花錢。他們更習慣和客戶拍肩膀，稱兄道弟喝酒套近乎，親自押車送貨上門收款。李東生知道，這些做法在內地市場其他地方好用，但在上海卻不行。當時上海人很崇洋，洋品牌、洋做派在當地才吃得開。既然TCL電器銷售公司是來自廣東的合資企業，就得給當地客戶外資老闆的印象。聽了沈大偉的抱怨，李東生拍拍他的肩膀說：「我會把這些問題處理好。」李東生多次找楊利談話，要他轉變觀念，多支持沈大偉的工作，為沈大偉創造適宜的生存與發展環境。沈大偉後來感激地說：「李總對我很信任，如果不是李總支持和鼓勵，我早就離開TCL了。」不久，沈大偉就接任上海公司總經理，後再擔任華東區總監，成為創業早期TCL最優秀的銷售精英之一，至今他已經在TCL奮鬥了20個春秋，現擔任TCL環保科技公司董事長、集團專務。
上海經驗
由於公司給的預算總共只有30萬元，包括租金、裝修、工資、啟動資金等一切開銷費用，所以在偌大的上海城裡，楊利和沈大偉只能沿著街道一路找過去。好的地段租不起，比如繁華的南京路。從租金最貴的西邊到租金逐漸減少的東邊，隨便一打聽，價格都貴得令人咋舌。偏僻的地段又不想租，畢竟要開門做生意，沒人氣不如不開。
正所謂皇天不負苦心人，就在大家快要絕望之時，在上海閘北的天目東路，一間面積130多平方米的門面房引起了楊利和沈大偉的注意。他們仔細觀察了一下周邊環境，雖然整個區域相對偏僻，但是由於靠近上海老北站，這間門面周邊還算人氣頗旺。
找到業主後，雙方經過談判敲定，年租金10萬元，另外免費贈送一層閣樓和一個地下室，這樣一來實際可利用面積就達到了300多平方米，剛好符合李東生既能做門店又能做倉庫的要求。
接下來就是搞裝修。一樓當然是用來開店，閣樓則是用於辦公，其中一間小屋楊利和另一位同事晚上就在裡面睡覺，條件之艱苦可見一斑。李東生每次到上海出差，除了從精神上鼓勵大家，行動上更是以身作則，吃的是路邊攤、小麵館，住的是附近小旅館。有時候談工作談到夜裡十一二點，李東生乾脆就在店裡住下。在楊利的記憶中，就曾跟李東生在一張小床上擠過好幾次。
沈大偉對外注意排場，但自己很節儉。有次李東生看到沈大偉穿的衣服很高檔，一問價錢卻不高，原來沈大偉是找專門銷售出口成衣尾貨的商店買的，他還帶李東生到那家商店買了不少衣服。
房子和人員都落實後，楊利去銀行辦理業務的時候才知道，必須得先去工商局、稅務局註冊登記，才能夠到銀行領支票。
楊利和沈大偉只好又馬不停蹄地忙活起辦理公司註冊的事情。由於工商部門規定，中國企業不能註冊英文名稱，所以TCL三個英文字母不能直接註冊為公司名稱。任憑沈大偉磨破了嘴皮子，工商局就是不同意，最後乾脆直接告訴他，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公司名稱只能用漢字，凡是公司名稱是英文、阿拉伯數字的，就別來白費工夫了。
來來回回折騰了五六趟的楊利和沈大偉，最終想出了一個折中的辦法，既然不能直接用英文字母，那就用諧音的漢字來代替，於是他們開始尋找與「TCL」對應的中文漢字。除了讀音符合，還要講究字面。在上海開公司都習慣在店門外掛一個牌匾，沈大偉要求牌匾做得盡量洋氣一點，所以對漢字的選擇極為考究。經過反覆討論，「梯西愛爾」這4個字被確定下來。
1991年9月28日，「上海梯西愛爾電器有限公司」正式開業。時任惠州市副市長的李鴻忠特意趕到現場為上海分公司揭幕。市政府領導親自為一個並不起眼的分公司剪綵，這讓李東生和楊利既感到振奮又平添了幾分壓力。李鴻忠建議李東生將上海分公司作為試點，大膽探索企業自營銷售網絡的方式，並推廣到其他區域。
分公司一開張，迎接李東生和楊利他們的便是開門紅。音響業務迅速就上去了。沈大偉帶人到上海每一家電器商場推銷，並根據商場的信譽和經營情況，以鋪貨銷售月度結算的方式吸引大商場加入。商家看到TCL音響產品款式新穎，性價比又好，又能在本地供貨服務，都樂於經銷。而沈大偉則懂得商家心理，擅長推銷，配合商家做了很多市場促銷活動。TCL音響在上海市場的銷量上升很快，貨款回收也很及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