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朝聖般的心情，李東生等人走進信和的工廠。當他們看到人家的工廠裡連洗手間都打掃得一塵不染時，才明白為什麼當初信華精機的日籍總經理一到中國，首先抓的事情就是清潔洗手間。洗手間反映出來的其實正是日本企業注重細節、精細管理的精髓所在。每天上班前，工人首先要把地板拖得光亮，然後才開工。類似的從小事做起、關注細節的制度文化，經過長期執行，便能深入人心，成為習慣，讓日本企業擁有了難以撼動的競爭力，也讓原本不太在意細節的李東生感悟到了細節在企業管理中的不可或缺。
金山實業集團和日本信和讓林樹森和李東生他們對現代化的企業管理有了全新的認識。參觀結束後，林樹森就對李東生說：「我們和人家的差距太大，管理上的經驗和能力，都要向人家學。」
有了這樣的認識，在與外商合作的過程中，中方的關注點不再局限於效益方面，而是通過合作，一點一滴地學習現代企業的運作和管理。李東生後來在TCL新加盟大學生的歡迎會上，總喜歡說這樣一句話——「把工作當成帶薪學習」。考其出處，正是他在工業發展總公司的這段經歷，只不過當時是「把合資當成有收益的學習」。
更大的震撼還在後面。
1987年，在金山實業集團老闆的陪同下，林樹森帶著李東生第一次訪問歐洲，主要是去飛利浦公司參觀學習。
飛機飛到法蘭克福，飛利浦公司的經理自己開車到機場接他們，驅車三個多小時到了一個小鎮參觀飛利浦的汽車音響工廠。工廠的事業部總經理接待了中國的客人。歐洲工廠管理風格和日本完全不同，車間也很整潔，但工作氣氛很輕鬆，工人可以隨意到車間的咖啡座喝咖啡，生產線自動化程度很高，質量管控很嚴格。飛利浦的總經理介紹說，當時歐洲的生產成本已經太高，他們要把這個工廠現有的業務都轉到中國去，這裡再轉產其他產品，這就是歐洲正在興起的「二次技術轉移」浪潮。
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一個小鎮上，來自中國的訪客參觀了飛利浦和索尼合作的光電技術研發中心。這一次他們所受的震撼與參觀日本企業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李東生雖然是華南理工大學電子專業的高才生，但是來到飛利浦的研發中心後，發現自己對人家研究的很多新產品技術還一無所知。比如他在研發中心第一次接觸到了CD技術，而國內市場上出現CD產品，還要等到四五年之後。後來他才知道，飛利浦做的是超前的創新研究，比如當時市場上還沒有CD唱片產品，飛利浦就已經在研究後續的DVD視頻產品了。這種對產業趨勢的把握和引領，正是飛利浦能歷經百年而不衰的秘訣。
這次參觀讓李東生對構成一家國際級的高科技企業的核心要素有了初步的概念，對跨國企業有了一些瞭解。這次合作，也為以後TCL和飛利浦多年的業務合作打下了基礎。臨別時，飛利浦方面向訪客贈送了紀念品——一個女工做燈泡的雕塑，這也成為李東生珍藏至今的禮物。這個雕塑見證了飛利浦由100年前做燈泡的小作坊成長為跨國巨頭的歷程。拿著這個小小的紀念品，即將三十而立的李東生忽然萌生了一個信念：自己人生的使命，不也是要在國際舞台上做一番事業嗎？
生逢大時代
1988年，廣東省進行「地改市」的行政改革，惠陽地區被分為惠州、東莞、河源和油尾4個市。新市政府成立不久，原在電子工業部任職的李鴻忠到惠州掛職當副市長。組織的用意很明顯，經過20世紀80年代的積累，惠州的電子工業已經有了一定基礎，讓李鴻忠接替林樹森主抓工業，就是要把惠州的電子產業進一步做大做強。
一開始，李鴻忠剛到地方工作，需要全面接觸、瞭解眾多部門與企業，因此，還在引進部做招商工作的李東生並沒有太多機會接觸李鴻忠。而李東生在經過了三年的鍛煉之後，也來到了人生的關鍵時刻。這一年已是李東生畢業的第7年了。這7年中，李東生從一個普通的大學生走上工作崗位，又順利地走到了企業管理者的位置。從一開始想著自己要買一台彩電和冰箱，到參觀飛利浦樹立自己的人生理想，7年時間讓李東生變得成熟起來，也讓他開始尋找更高遠的人生使命。
但是，就在李東生兢兢業業努力做企業的時候，他經歷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一場政治風波。這場風波從北京也影響到惠州這樣的地方，很多人的命運就此改變。作為知識分子的李東生也在這一年，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他對自己的未來失去了目標，不知道是應該堅守崗位繼續發展事業，還是去國外留學一段時間再找方向。幸運的是，這時候他與李鴻忠相識了。
1989年夏天，李鴻忠帶團赴日本考察，主要目的是參觀訪問在惠州投資的多家日本企業。由於這些企業李東生都很熟悉，因此行程由他來安排。當時政府財政抓得很緊，規定所有出訪人員都必須兩個人一個房間。李鴻忠因為是副市長，可以住單間，但他卻提了一個要求：李東生和他住一間。因為這樣一方面可以省點錢，更主要的是，他想借此機會與早有耳聞的李東生深入談談。
李鴻忠大李東生一歲，兩人經歷相似，都是中學畢業下鄉後再考上大學的。但李鴻忠在國家機關工作多年，老成穩重，對政治和社會有著更加深刻與長遠的認識。十多天時間裡，他們每晚都談至深夜，話題從白天的參觀訪問感受體會，到對日本經濟前景和企業競爭力的分析，再到中國的改革開放戰略和經濟發展前景等，無所不包。
李鴻忠是學哲學和歷史的，他向李東生分析介紹了日本近代經濟的發展歷史，日本企業管理文化的形成過程，令李東生折服。而當話題轉到當時的政治風波，以及個人的前景和理想時，李東生坦言了自己的迷茫，以及自己想去國外留學發展的想法。聽完李東生的表述後，李鴻忠既不詫異也沒有批評，而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談了對這次風波的看法。他對李東生說：如果過幾年再回頭看，這次風波也許只是中國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小漩渦。他建議李東生不要把這次風波看得過於負面，更不用悲觀絕望，而應該盡快從這種迷茫和失望的心態中解脫出來，在經濟領域推動中國改革。
李鴻忠分析完現狀，又談起了中國的未來。在他看來，中國的未來發展首要取決於經濟，而經濟的發展動力一定是來自企業，因此，必須有一大批中國企業和企業家肩負起歷史的使命。唯有如此，中國經濟才能復興，國家才能真正強大。他鼓勵李東生拋棄成見，堅定信心留下來，努力在企業領域做出一番事業。李東生只是默默地聽著，不反駁也不贊同，但是內心的烏雲已經開始慢慢消散。這可能是第一次有人明確地向李東生指出他應該去努力的方向，那就是做一個未來中國的成功企業家。
訪日回國後，李鴻忠又多次找李東生談話，並且以多種方式幫助李東生恢復對未來發展的信心，鼓勵他堅持原先的抱負和志向，在廣東這片改革開放的熱土上做一番事業。而李鴻忠那一番產業報國的談話，也令李東生開始系統地思考怎麼去做一家大企業。李鴻忠也被李東生親切地稱為生命中的第二個貴人。
正如李鴻忠說的那樣，個人也好國家也罷，在前進的路上，難免會遭遇漩渦，如果膽小畏縮止步不前，就可能會被漩渦吞沒；如果鼓足勇氣闖過去，就能海闊天空。1989年，中國遭遇了漩渦，李東生也經歷了低潮，慶幸的是，他們最終都回到了主幹道上。
李鴻忠主管工業後，重新梳理了惠州市的工業發展思路，更傾向於加強對本土企業的發展與培養。他敏銳地意識到，中國改革開放的戰略目標是，通過改革開放，引進外資來培育自身的競爭力；而國家經濟競爭力首要是建立在本土企業競爭力的基礎上，沿海地區通過引進外資已經有了一定的現代工業基礎，已經到了加大力度整合及孕育自己的企業和品牌的階段了。為此，他選定了第一個目標——兩年多前分家的惠州電子工業公司和惠州電子通訊工業總公司。兩年來，張濟時帶領的通訊工業總公司依托TCL通訊將電話機業務做到中國第一，而惠州電子工業公司下屬的多項業務（包括TTK磁帶）卻日漸衰落。李鴻忠決定將兩家企業整合，讓張濟時領軍，樹立「TCL」品牌。
李鴻忠找到張濟時，張欣然接受，但提了兩個條件：一是要有人事權，即領導班子由張濟時組建；二是要將李東生調回來幫他。當時，因為李東生的出色成績，惠州市主管領導已決定提拔李東生做工業發展總公司副總，但李鴻忠在考慮了張濟時的要求後，認為李東生回TCL的作用更大，便同意了張濟時的意見。
重組後的惠州電子通訊工業總公司由張濟時任總經理和黨委書記，李東生擔任第一副總。徵得李鴻忠同意，李東生還將剛剛成立的作為自主品牌和經營試點的通力電子帶回新組建的電子通訊工業總公司，所生產的家庭音響也換上TCL商標。
不過在決定重返TCL之前，李東生還有點猶豫，因為結婚幾年了，他一直都還沒房子，只能跟父母住一起。當時惠州工業發展總公司已經建了一棟新宿舍，給李東生留了一套，但如果李東生離開的話，房子便沒他的份了。對於30歲的年輕人而言，不管是當時還是現在，房子都是個不小的誘惑，但人生要追求更高的目標，就要不斷地拒絕其他的誘惑，這或許也是李東生能夠成功的一種信念。一直到重返TCL一年多後，李東生才分到了一間93平方米的舊宿舍。
最終，李鴻忠的決定與開導讓李東生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要幹一番大事的信念支持他在1989年年底回到了闊別三年的TCL。這一年，張濟時成為了聲名顯赫的中國「電話大王」，而李東生一邊忙於往返惠州與香港之間處理公司的對外業務，一邊還精心打理按照新經營思路組建的通力電子公司，並兼任了TTK的董事長。
從1990年起，一個新時代就要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