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傻傻
原名蒲荔子，湖南人，1981年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80後代表作家之一，被稱為「少年沈從文」，出版有《紅X》、《被當做鬼的人》、《李傻傻三年》等。
自述
沒有幾個人最初是懷有某種目的寫作的，除非是具有某種社會性責任的文字，才需要有一個背後的推動力。在我看來，寫作首先是一個動詞，其次才是一個名詞。當你把自己的衝動、記憶、疑惑、思考寫下來，它自然地就帶有你的氣味。湖南是一個十分好的地方，這不是所謂的鄉土情結在作祟，如果我是一個外鄉人，我也會這樣想。
不過我不是外鄉人，我現在又不具備構建新的想像世界的能力，我在這些作品中所呈現出來的世界，因為大部分與湖南有關，所以被人誤以為我寫的就是我的家鄉。其實不是，在我寫這些東西的時候，外來的勢力已經悄悄侵襲，他們不是所謂湖湘文化的延續或闡釋，他們是我經歷和想像世界的融合，融合了別的地域和文化特徵，比如我在小說裡寫到的「白山村」，其地理位置在陝西，它就是一個融合體，我更喜歡這種融合後的世界。
至於有人竟然感興趣，一方面固然與寫作本身有關，另一方面，我想也並不是因為故事發生的地點，故事可以發生在任何一地，而是因為人物的活動。我並不想做代言人，但是有人提醒我說，你寫了一種與流行前線不一樣的大多數人的青春。也許水平各有高低，但從寫作題材來說，我想我們這一批作者目前仍然處於青春期的寫作階段。當下我們所熟悉的、被描寫的，是與我的生活相去甚遠的青春模式，是搖滾、時尚、叛逆、朋克、迷惘。而更大的人群，卻仍然在普通的生活。回想我的18歲，哪有錢買《非音樂》、買《瑞麗》，我們只有錢去看廉價的通宵錄像，認為抽白沙煙是最酷的事，並以為這就是最幸福的生活。所以，當我寫了我自己，突然暗含了被忽略的、也是最大多數的普通人，或者說小人物的生活時，我才發現這本來是一片廣闊天地，但現在卻成了新天地。
一、隨性的寫作
李傻傻的寫作，是從詩歌開始的。李傻傻經常躺在喧鬧的宿舍裡默不做聲，偶爾，他摸出一個破爛的筆記本，也許是《西方文學》的筆記，也許是《語言學概論》的筆記，筆記本的背面就是他詩歌創作的園地。常常一支煙的工夫，他就寫完一首詩，接下來是修改的過程——把精緻的粗糙化，把深刻的感性化。然後，他就和朋友說：「走，上網去。」
2001年，李傻傻進入了一個叫「詩江湖」的網頁，發現上面竟然有韓東、楊黎、於堅這些熟悉的名字。他開始以為，只有這些大腕可以在這裡發言，於是就很恭敬地看他們的詩歌和言論。幾天後，當李傻傻高興地發現不需要任何資格也能發言時，他當天晚上就寫出了《西行瞎記》，李傻傻的寫作從此開始，而且漸入佳境。後來，李傻傻開始涉獵散文和小說。
在靈魂深處，李傻傻無法沉默，他用自己的文字為商業時代的農村現實注入了詩意的氣息。
李傻傻沒有以媚俗和煽情的寫作方式來取悅年輕讀者，或者像那些張揚而華麗的戲劇和小品那樣耍小聰明，而是以乾淨的語言與敘事的可靠性來與讀者交流。就像李傻傻在他的短篇小說《蛇皮女人》的開篇所寫的那樣：「你知道，我並不無恥，只是因為一切都十足陌生，我才希望什麼都能看透。」這句話用在李傻傻自己身上再合適不過了，他對於文學天生的敏感和領悟能力，已經讓他在最初的寫作之路上走在了許多同齡人的前面。
對於再現童年記憶與經驗方面，李傻傻給他筆下的人與事帶來了一種新的表現形式與精神內涵。就像他在《火光》這篇散文中所說的那樣：「一個被污染的人，一個多麼乖戾的、神奇的人，他內心隱藏的只有兩種物質，一種是苦，另一種也是苦……」李傻傻這種對世事的洞察，就像一股湧動的潛流一樣埋藏在文字之中。他寫作的純粹性就是提示人類所遭遇
的苦難，而給予他們現實的關懷，這是一個處於創作初期的作家擺脫浮躁的最好方式。
李傻傻的寫作從一開始就是隨性的，就像他自己說的「寫作首先是一動詞，其次才是一個名詞。」
二、「幽靈作家」
李傻傻曾作為中國另類叛逆的青年代表之一登上《時代》週刊，李傻傻受到《時代》週刊關注則是「因為他的作品出色地描繪了中國農村以及農村人到城市謀生的境遇……苦澀的記憶成就了李傻傻，他是中國最年輕的暢銷書作家之一，其書反映了現代中國的種種矛盾衝突」。《時代》週刊認為，李傻傻代表了中國人的夢想——窮困的男孩勤奮學習，成為中學校園裡唯一一個上大學的孩子。
李傻傻關注那些沒有實現夢想的人——無數放棄土地湧入城市打工的農民，包括他自己的父母，李傻傻將這些新移民稱為「城市幽靈」。在《時代》週刊的報道中，曾描繪了這樣一個情景：「李傻傻13歲時，父親去住宿學校探視他，門衛不相信這個衣衫襤褸的外鄉人會是一名學生家長，將其拒之門外。從此之後，李傻傻決定寫他們的困境。」《時代》週刊因此稱李傻傻為「幽靈作家」。
《時代》週刊列舉了李傻傻的散文集《被當做鬼的人》，認為「李傻傻並沒有主題明確地去傾訴農村的苦難，也沒有加入田園頌歌的行列，只是真實地以一個農村孩子的視角看待自己的生活以及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人們，在李傻傻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被忽略的農村的新一代年輕人的生活和思想。」
這種「真實的視角」在李傻傻的散文《1991年的馬蹄》中可以清晰地窺見：「我相信很多農家孩子成為大學生之後，就由整個家族合作供養著。就像一個大工廠的無數股東，他們在設想著工廠的未來。他們給馬釘上了鐵蹄，套上了馬鞍，下一步，就是騎上你高聳的脊背，驅趕著你在通往煤礦的山路上奔跑……如果要我吐露我的心聲，比起接受無數人的資助，我更願意貸款上學，更願意支付利息，因為那只是經濟上的利害關係，我背負它依然能夠健步如飛，所有阻撓終將破碎。」
80後作家張進步並不認同《時代》週刊對李傻傻的評論，他認為李傻傻的寫作並非鄉村式寫作：「黃昏的鬼魅氣息，孩子的恐懼和好奇，單純的情感，父輩的操勞，家族文化對一個走出農村的孩子的道德壓抑，城市文化等等，都是他描寫的對象。」
對此，李傻傻的回答是：「我不是鄉村的代言人，首先，我不是只關注鄉村生活。這樣說有點忽略別的生活的意思。我只是恰好寫了幾篇鄉村的東西，就像我同樣也寫了幾篇『與時俱進』的東西一樣。」
三、自由的夢想
讀大學時，李傻傻決定為校文學院辦一份刊物，定名《山鬼》，取《離騷》中「山中女神」之意。李傻傻在做完前期策劃後，就面臨了他最不擅長的工作——申請。但申請似乎很順利，院領導給了李傻傻很大的鼓勵，他們表示支持他的想法。沒有人知道平時懶散的李傻傻突然間變得有多勤奮，約稿、寫稿、宣傳、做廣告板，一下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內容。當所有的工作進行到實質性階段，就只欠資金的時候，李傻傻高興地跑去和院領導要經費，但院領導一看刊名變了臉色：「你們辦刊物是好事，但是為什麼要用『山鬼』這麼陰森恐怖的名字呢，用個『希望』啊，『大學青年』啊多好，再說了，最近『法輪功』鬧得正凶，你們年輕，很容易就被壞人利用——同學，不要任性，學校是為你們好。咱院的院報正需要人，你就當個編輯吧。」
李傻傻沒有帶回一分錢，卻帶回一大疊用來學習的八開小報，他說和院領導鬧翻了，院領導說要胡鬧你們自己胡鬧去，不能在學校打廣告，更不能打著學校的名義，更不會給一分錢。李傻傻進大學後的第一個想法就這樣夭折了。
2001年冬季的一天，李傻傻躺在被窩裡一邊抽煙一邊慢悠悠地說：「咱也弄個刊物來玩玩」，這句話在一個星期後得到何殤和烏拉拉等人的支持，幾個人聚在一起想著怎樣才能出一個既能娛樂大眾又能被更多人看見，還不用花錢的刊物。有人建議說，手抄本最便宜，於是這個意見被採用了；至於內容呢，又有人說，官方的刊物大部分都登載大人物大事情，咱們就搞個小人物小事情吧，這個意見也被採用了。於是大家一致把刊物定名為「小人物」。最後確定為用廣告板形式，每期介紹一個小人物，文章採用論壇的形式，圖片就用幽默搞笑的照片。
《小人物》第一期做的是李傻傻宿舍的蘇東亮，題目為「蘇東亮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巴爾扎克」。第二天中午吃飯的時候，他們把第一期《小人物》放在了宿舍區通往食堂的道路上。李傻傻大概統計了一下，僅中午兩個小時時間，閱讀《小人物》的人數就在兩千以上，死水一般的校園漾起了點微瀾，面對如此「成績」，李傻傻的虛榮心一下子得到了滿足。
《小人物》第二期做的是一個漂亮女生，題目叫「羅媛媛——所有人的情人」，該期文章由李傻傻親自執筆。這期《小人物》出來之後依舊是備受同學們關注。可是這第二期卻出事了，學生處領導聽說如此「低級趣味的東西」出現在大學校園後，就下令讓學生會調查此刊物的始作俑者，並命令學生會的人撕掉《小人物》。
李傻傻喜歡作家李敖的一句話：「得固欣然，失亦可喜。」這個看似散漫的年輕人對此事並沒有抱怨，他帶點忍氣吞聲的味道說：「吃苦，應該是一個人的基本功能……這是一個自然來去的過程。它是一面牆，既是實的，也是虛的。就當做一種經歷吧」。說這話的李傻傻一點都不囂張，顯示出了成熟從容的心態。
和蘇童、莫言等老先鋒那種振臂一呼相比，李傻傻很順從地自稱「沒有虛構歷史的能力」，因此他認為要多接觸生活，並且要快速接觸。對這個頗有才華和天賦的青年來說，他面臨的問題不是多看幾本書，多寫幾篇小說，而是生活的閱歷和磨礪，只有沉下去才能浮上來。這點，李傻傻不傻，他比別的80後們更清醒也更務實。
年輕時，人應該用隱性的方式抗爭生活，才能漸漸融入都市裡，這和作家馬原在評論《紅X》時說的一樣，「只有弱者才有成長的空間，才有變化的餘地，才有成為強者的可能性。」這還讓我想起在訪談中，問到面對生命中哪五樣東西最重要時，李傻傻以一貫的率直說：「第一個是自由，第二個是金錢。其他的我想不出來了，但是我覺得，自由是肯定的。」
李傻傻在《紅X》的自述中說：「很多小說最後變成讀者的樂子和作者的笑柄。要是我隨隨便便留下十幾萬字，那我一定會留下一個加長加強型的笑柄。為了防止這種事情發生，我養成了一個比較好的習慣，那就是不把羞於示人的掛到鬧市裡去。由此，我也與時俱進，盡量做到『三個心』：寫得用心，改得細心，發表得安心。結果如何，水平高下，識者一看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