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虎蠱惑，宦官橫行
朱厚照即位後，根本聽不進去這些顧命大臣的勸諫。他喜歡的是當年在東宮做太子時的遊伴太監。父親一死，再也無人可以對他加以管束。這個沒有經過良好教育，而且心已玩瘋了的孩子，像是一匹脫韁的野馬，陡然做了皇帝，根本無法適應終日繁複的朝廷禮儀和群臣枯燥的奏疏。他嚮往的是昔日自由自在騎馬射箭、游逸玩樂的生活。
在他的身邊，有劉瑾、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谷大用、邱聚、張永等八位近侍。在這八人當中，以內中劉瑾為首。劉瑾是陝西興平人，本來姓談。自從景泰年間入宮之後，便投到太監劉順的名下，改姓劉。劉瑾很有知識，口才也很好，在孝宗時，與谷大用等七人一起侍候朱厚照，他千方百計討好太子，深得朱厚照的喜愛。朱厚照即位後，劉瑾、谷大用等八人被分到各處宮禁掌管具體事務。
武宗剛即位時，劉瑾在太監中的地位也不高，但此人性格陰險、手段毒辣、品德惡劣、狡詐多端，善於揣摩主子的心理，極力迎合主子的癖好。他知道朱厚照貪玩喜樂，就千方百計地設法引誘他沉迷於聲色犬馬。弄來鷹犬、歌伎、角抵之類供朱厚照玩樂，後來還帶他出宮兜風，因此取得了朱厚照的信任和寵愛。不久，劉瑾又收羅了馬永成等七人，相互勾結、姿意橫行，人稱「八虎」，又稱「八黨」。
明武宗初即位，劉健等大臣受先皇所托，「厘諸弊政」，凡明孝宗生前欲興革者，「悉遺詔行之」。但這時武宗信任「八虎」。在劉瑾等人的引導下，朱厚照即位不久，對朝事就由厭煩發展到不聞不問。
「今梓宮未葬，德音猶存，而政事多乖，號令不信。」
劉瑾最受武宗信任，在內宮監任職，最後做到司禮監秉筆太監，而且掌管著京城的精銳守衛部隊。明代百官向皇帝上書，要先送內閣，由內閣輔臣作出初步的處理意見，叫做「票擬」，再交給皇帝批閱。皇帝用硃筆(即紅筆)在奏章上批示，叫做「批紅」。有的皇帝如果不勤於政事，便讓司禮監太監代筆，這就給太監胡作非為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司禮監的太監還有一個其他部門無法比擬的特權：傳達皇帝旨意。有時，由秉筆太監記錄下皇帝的話，然後讓內閣起草，或者由太監口頭傳達給有關大臣。這種制度直接給宦官造成了篡改聖旨的機會。剛開始，劉瑾也不敢擅專，但每有請示，武宗就要怒斥他：「用你是幹什麼的？為什麼老是來煩朕？」以後，劉瑾就不再上奏，事無大小，任意裁斷，都以皇帝聖旨行事。武宗則樂得清閒，搬出皇宮，通宵達旦地尋歡作樂，劉瑾得以代替皇帝硃筆而取得大權，最後索性拿回去「於私宅擬行」。
群臣見明武宗不顧朝政，不思進取，於是紛紛上書勸諫。這一年的六月，雷聲震得奉天殿的鴟吻、太廟的脊獸和天壇的樹木四下搖動，宮門房柱也被摧折甚至焚燒了幾根。人們都覺得天變異常，是上天震怒以此示警。於是，武宗按照慣例下詔自省，請求臣下進諫。群臣領旨上書，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等人相繼上書言事。總結起來主要有五類不同的事情，一是單騎驅馳，輕出宮禁；二是頻行監局；三是泛舟海子；四是鷹犬彈射不離左右；五是內侍進獻飲膳，不擇而食。對於閣臣的進言，明武宗虛應了事，而對一般臣下的進言則不理不睬，甚至加以責罰。因此，很多大臣的進言根本不起作用，明武宗依然我行我素。
同年八月，皇帝準備大婚，冊立夏氏為皇后，遣官迎入大內。群臣的進言漸少。不久，大學士劉健等又上疏指出武宗要改正的三件事，武宗雖然表示接受他們的建議，但並未改正。九月，武宗重開經筵，但就在重開當日就想廢除午講。劉健等人極力勸諫，惹得武宗很不高興，勉強應付。
身為顧命大臣的劉健等上疏極諫，而武宗雖以「溫詔答之」，實際上卻並不採納，並且變本加厲地信用那些太監，「左右宦豎日恣，增益且日眾。享祀郊廟，帶刀被甲擁駕後。內府諸監局僉書多者至百數十人，光祿日供，驟益數倍」。在這種情況下，不僅遺詔中所列當興革者「廢格不行」，而且孝宗時的善政也「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謂之瀆擾，厘剔弊政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寅戚，則牢不可破」。劉健等身居高位，但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對軍國政事有所擬議，往往被徑行改易，得不到批准。面對這種局面，他們只好憤然乞休。武宗雖然不同意他們退休，但卻依然信用「八黨」，排擠正直官員。比較正直的大臣一派與以八黨為核心的奸邪一派之間，鬥爭日益激烈。
弘治朝的一批正直大臣見到這種情景非常痛心，他們一再進諫，武宗卻全當耳邊風，根本聽不進去，有些大臣開始心灰意冷。正德元年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首先提出辭職，要求退休；兵部尚書劉大夏也上疏乞歸，這正中劉瑾等人的心願，他們勸說武宗降旨同意，武宗照辦，把馬文升、劉大夏這樣正直忠心的老臣打發回家。
自此，武宗日益放縱自己，倦於視朝，新政不行，詔令不信，而且不知省改，嬉戲玩樂，甚至在宮中模仿市集，設立各種商店。
眼見「八虎」環侍在他的左右，朝夕蠱惑，成為肘腋之患。廷臣深以為憂，忍無可忍。此後，李東陽、劉健、謝遷等多人連續給朝廷上奏章，彈劾「八虎」，請求正德帝誅除劉瑾等人，清除朝廷的內患。十月十二日，忠直的韓文率領眾多大臣上疏，指出朝廷最近一段時間由於太監劉瑾、馬永成等人誘惑皇帝，沉迷遊樂，荒怠政務，請求武宗將劉瑾等人拿問，明正典刑。武宗接到疏奏後，傷心不已，竟不想進食。但因事關眾怒，只得把奏疏交內閣議批，但武宗卻提出條件，要從輕發落劉瑾，罰他去南京服苦役。而內閣大臣堅持要殺劉瑾以正朝綱。傳達皇帝與內閣意見的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平時也非常憎恨劉瑾。他們向武宗報告說：「群臣的態度非常堅決，沒有商量的餘地。」在這種逼人的形勢面前，武宗只得忍痛割愛，同意處死劉瑾等人。
群臣雖然力爭得到武宗的同意，剷除「八虎」這一毒瘤，但他們卻低估了「八虎」的實力。武宗做太子時，就與「八虎」相依為伴，形影不離，可見他們在皇帝心中的位置和份量。這對一個不滿16歲的孩子，怎能作出理智而正確的判斷暱？當劉瑾的死黨焦芳得知這一消息後，連夜告之尚蒙在鼓裡的劉瑾，劉瑾聽後大驚失色，惶恐不安，八人驚恐萬分，相對而泣。急忙帶上另外七人，深夜闖入武宗寢宮。見到武宗，劉瑾很快明白了武宗的心理，便用激將法使武宗遷怒於王岳等朝中大臣。他們跪地放聲大哭，乞求皇上饒命。劉瑾哭訴著說：「群臣指責我們進獻鷹犬，這鷹犬和朝政有什麼關係？」並惡毒地挑撥說：「他們膽敢這樣肆無忌憚，就是因為司禮太監與他們勾結，想限制皇上外出宮門，先除掉我們，就能控制陛下的行動了!」武宗聽到群臣要控制自己的行動，勃然大怒，馬上改變了主意，終於倒向了「八虎」。立即任命劉瑾掌管司禮監，馬永成、谷大用分別掌管東、西兩廠，將王岳等人發配到南京去看守祖陵。
一夜之間，乾坤顛倒。第二天早朝宣讀聖旨，劉瑾等人不但不被處死，反倒提拔陞官，控制了武宗身邊的要害部門。劉健、謝遷、李東陽等一批前朝老臣，見事情無可挽回，失望到極點，紛紛上書辭職。武宗也不挽留，在辭呈上大筆一揮，寫了「欽准」二字。這些正直的老臣帶著無限的遺恨回歸鄉里。隨後，劉瑾派人一路追殺王岳等人，只有徐智倖免。自此，朝中大權全部由劉瑾為首的八虎掌握，劉瑾權傾天下。
劉健、謝遷誅八虎未成，反倒讓八虎掌握了朝政大權。武宗貶斥顧命大臣的決定，遭到了言官和群臣的激烈反對，不少人冒著生命危險，向武宗進言，請留劉健、謝遷，以肅綱紀、以保朝政。武宗不但不聽，還認為這是對皇威的冒犯和輕蔑，立即下令對進諫的官員施以杖刑，然後降級或削職。那幾日宮廷內哭號震天，血肉橫飛。京城外的土路上，時時有載著被貶官員和家眷的馬車匆匆駛過，捲起陣陣黃土和飛塵，一時間京城內外一片烏煙瘴氣。自此，雖然很多有良知的官員不滿武宗的所作所為，但敢於挺身而出、上疏武宗的人卻很少。
此後，為了阻止朝廷命官上疏言事，武宗下令讓六科給事中守科，不許大臣出衙門。此外，還經常讓錦衣衛特務進行暗中監視，如果發現有人在酉時前走出衙門，立即上報皇帝。但是，遠在南京的言官並不知北京的局勢，紛紛上疏營救謝遷、劉健等人。武宗和劉瑾等人氣得暴跳如雷。為震懾百官，劉瑾假天子手下發敕書，將劉健、謝遷等五十三人定為「奸黨」，張榜公示於朝廷，以此來打擊言官。自此，劉瑾成為「內相」，又被人稱為「立地皇帝」。武宗貪玩好動，不理朝政，將臣下奏章轉由劉瑾代為處理，此後，劉瑾權勢如日中天。
朝中大臣有如與一隻老虎搏鬥，未能成功，反被虎吞噬，劉瑾竊取朝廷軍政大權後，對朝臣肆意報復，利用東、西廠和錦衣衛誅除異己。
劉瑾為了排擠異己，特別是儒生文臣，只要他們犯有小的過錯便嚴厲懲處。公元1508年(正德三年)，劉瑾改變舊例，規定凡是省親、丁憂、養病的人都作托故營私曠職處理，三個月內可以寬恕，四五個月則罰其俸祿，六七個月則逮捕訊問，八九個月則算自動去職，十月以上則作削去官籍處理。此後，吏部共查出違例文武官員一百四十六人，都按照劉瑾制定的新規則處理，因此而罷官的人特別多。
劉瑾這一招翻雲覆雨的毒辣手段，不僅把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等幾十名大臣定為奸黨，而且以此為借口把包括閣臣在內的大批官員更換清除掉。自此朝臣勢力從根本上被削減，而他把自己的心腹和同黨，全部提拔到重要崗位上，以擴充自己的勢力範圍。劉瑾控制了武宗以後，便開始進行報復。
劉瑾首先把戶部尚書韓文罷官，兵部主事王陽明曾為保護言官，當面斥責過劉瑾，結果被處以杖刑，後又貶到貴州。他在赴任途中，發現有劉瑾的殺手追蹤，便在半夜將鞋帽拋入水中，偽裝成投河自盡，才得倖免一死。
明武宗花錢如流水，加上宦官巧取豪奪，不久國庫空虛，內庫告急，北部邊防地區糧儲空虛，邊防危機隨時可能爆發。在這種情況下，宦官劉瑾給明武宗提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這就是官吏罰米法，以罰代罪。
明武宗頒布的罰米法對緩解國家財政危機確實幫助很大，由於所罰米數從一二百石到上千石不等，因此，僅公元1508年(正德三年)就有一百八十二名官員被罰俸祿，運往京師的約有六千多石，加上那些尚未繳納的罰米所得超過一萬石。此外，還有近百倍的糧食運往邊鎮地區。對官吏胡亂罰米，雖然一時奏效，但弊病特別多，最後受損的還是國家。由於罰誰、罰多少的大權操縱在劉瑾的手中，因此劉瑾成了最大的受益者。此外，這種對官吏漫無標準的罰米法也成為劉瑾及其黨徒公報私仇的有力工具。許多忠臣被削職為民，很多清廉官員因此傾家蕩產。因公事受到罰米的人為求免罪避禍，往往向劉瑾行賄，就連平日號稱忠直的人士也常為免受械杖之苦而走後門。劉瑾因此大發橫財。
為鎮壓官民的不滿情緒，谷大用等人派出大量特務四出偵察。消息傳出後，各地驚恐萬分，只要看見口操京腔的人，便奔走相告，甚至以重金貢獻以求自保。
此後，內行廠和東西二廠等特務機構成為劉瑾專權的工具。他不僅派特務胡作非為，而且讓特務刺探官員的隱私。大學士王鏊對劉瑾的所作所為心懷不滿，但又清楚自己無力回天，整日長吁短歎。不久，王鏊見劉瑾派特務暗隨，自覺無趣，請求罷官歸隱。劉瑾因未能抓到他的罪證，只好讓其體面退休，這在當時也是一件令人稱奇的事。
劉瑾自從利用東西二廠排擠異己之後，不需再經過吏部、兵部和禮部審查，可以直接傳旨讓他所親信的人陞官。罷黜官吏也由劉瑾決定，吏部、禮部和兵部只需備案。
如果吏部要升任重要官吏，一定要讓劉瑾過目，他每次都要吏部再三推舉數人，從中選出自己滿意的人，否則就不經過吏部直接選人。可以說劉瑾用人完全根據他自己的意願，想用就用，不想用就廢。沒過多久，劉瑾的人便掌握了要職。
劉瑾又於公元1508年(正德三年)在榮府舊倉創立了「內行廠」，親自管理以監督東、西二廠內行廠和東西二廠三大特務機構串通一氣，利用他們手中的職權，專門四處打探，到處搜捕，內行廠中還設置了各種刑具，其中有一種叫反枷具，重達150斤，一旦套在身上，就會被活活壓死。對那些反對他們的官員百姓，動輒抓捕入獄，不分輕重，一律拷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