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帝曾把宮中萬歷時所儲藏的上等遼參在集市上賣掉，換回數萬兩銀子聊補國用。某日聽講官給他講書時，所穿內衣袖子已破損，留在外面很不雅觀，不時把它塞進去遮掩。崇禎帝的這種節儉，有時發展到吝嗇的地步了。他小時候用仿影的方式練字，如果紙張較大而範本的字較小的話，他一定會先將紙的一邊對齊範本，寫完後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寫滿，以免浪費。
明朝官員薪水之低是歷朝罕見的，海瑞晚年東山再起，被任命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時，為了置辦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變賣家產。
在這種超級低薪的前提下，官員們如果不集體貪污受賄，絕對無法生存下去。而明朝的官僚制度，本身對一定程度的受賄是默許的。因而在明代，各個州縣在徵收上交國家的正稅以外，還得向百姓多征不少錢糧。
崇禎帝本身擁有豐厚的內帑，不入國庫，甚至到李自成大軍逼近北京城的時候，也不肯拿出來，可以說是要錢不要命，吝嗇到極點。但他卻大談節儉，要求所有官員都廉潔，真是迂腐可笑。
1628年(崇禎元年)七月，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在上疏給崇禎帝時指出，說到害民，就將這歸咎於知府和知縣等地方官的不廉潔，是很不公平的，因為這些人沒法廉潔。他們薪水極低，而上司卻想方設法要勒索，過往官紳要打秋風，進京朝覲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兩銀子，這些錢又不能從天而降，叫他們如何廉潔呢？韓一良舉證說，他本人兩個月以來拒收的贈金就有500兩。而他還不喜歡交際，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議，只有嚴懲少數罪大惡極的貪污受賄者，讓大臣們把錢當作禍水，才有可能出現廉潔愛民的情況。崇禎帝對韓一良的說法深以為然，專門為這一奏折開了一次現場會，他讓韓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搖頭晃腦地朗讀了這一奏折，然後又讓大臣們互相傳閱，並決定要破格提拔此人，當場就要任命他為右僉都御史。
負責官員陞遷的吏部尚書一面連連稱善，一面卻別有用心地說：韓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請皇上命他挑出最嚴重的貪污受賄案例來，以便以此為例進行重處。韓一良哪敢觸眾怒？他只得支吾著說折中所言俱是風聞，並沒有一個準確的事實。這下崇禎帝不高興了，限他五日內奏明。五天後，韓一良只得糾彈了幾個已被打倒了的閹黨死老虎交差，崇禎帝看出他在打馬虎眼，再次責令他當著眾臣朗讀那本奏折，當韓讀到他兩個月收到贈金500兩時，崇禎帝立即打斷他，厲聲追問這500兩銀子到底是誰送的？韓一良推說記不清了。崇禎帝龍顏大怒，韓一良的右都僉御史沒做成不說，還差點丟了命。
到崇禎帝即位時，在關外的東北，後金貴族早已崛起，努爾哈赤的子孫正虎視眈眈覬覦著關內的大明朝。所以朱由檢登極伊始，就起用了抗遼名臣袁崇煥。
之所以稱袁崇煥為「名臣」而不是「名將」，是因為袁崇煥其實是科舉出身的文人，並沒有武功，但他的確很有軍事指揮才能。
袁崇煥在1628年(崇禎元年)七月接受皇帝召對時，誇下「五年平遼」的海口。在當時明朝與後金的對抗中，明軍能在遼東抑制住後金軍隊的進攻已屬不易，「五年平遼」無異夢囈。袁崇煥這麼說，據他自己講，不過是為了暫時寬慰寬慰皇帝而已，卻引起了朱由檢無端的猜忌。
另外，他曾擅殺大將毛文龍，也讓朱由檢不安。而後金皇帝皇太極效仿《三國演義》中周瑜利用蔣干盜書的模式，讓被俘的太監楊某偷聽到「袁經略有密約」的對談，再放楊某逃跑。楊某一回京城向皇帝匯報，朱由檢對於袁崇煥的容忍與信任也蕩然無存了。
十二月初一日，朱由檢在平台召見了袁崇煥，著錦衣衛拿下袁崇煥監禁起來。公元1630年(崇禎三年)三月十六日，崇禎帝命將袁崇煥凌遲處死，妻妾兄弟流放到福建。
崇禎帝的多疑、擅殺，無異於自毀長城。
到了崇禎朝後期，隨著局勢的日益嚴峻，朱由檢的濫殺也日趨嚴重。一個城市淪陷，就把守城的將領殺掉，一個地方淪陷，就把守地的首長殺掉。陝西省華亭縣(今甘肅華亭)縣令徐兆麟，到任只七天，照樣依法處斬。朱由檢對飢餓的武裝群眾恨入骨髓，堅決地指控只是一撮奸邪分子煽動起來的，有人向他提及饑饉和官員鄉紳貪暴，他就發怒，發怒的原因是他無法解決，所以他不願聽到。他不斷地宣佈「避殿」、「減膳」、「撤樂」，不斷地聲言流寇也是他最親愛的赤子，不斷地下令政府官員自我檢討。有一次還把宰相們請到金鑾寶殿上，向他們作揖行禮，說：「謝謝各位先生，幫助我治理國家。」然而不久就大發雷霆，把被他感謝的「各位先生」殺掉。
朱由檢的急躁性格，使他迫不及待地追求奇跡，並且認為重刑是促使他部下創造奇跡的動力。但有才幹的部下又使他如芒刺在背，他其實只能用恭謹無能之輩，在這種人面前，他才心情愉快。朱由檢經常歎息他無緣得到岳飛那樣的將領，其實，恰恰相反，他已得到了一位岳飛，那就是袁崇煥，結果卻用冤獄酷刑對待他。就像一個勤快的笨蛋總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幹出更多的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樣，一個自以為是而又事必躬親的專制君主給這個千瘡百孔的帝國造成的傷害，遠遠要大過一個平庸、惰怠、無所事事的皇帝。
朱由檢成為亡國之君，固然是歷史趨勢使然，但也有其性格因素。他勤民聽政，旰衣宵食；他艱苦樸素，乃至於吝嗇；他只希求苟安，長年救火……但他的性格弱點作為帝王來說同樣是致命的，首先是多疑擅殺、薄情寡恩，導致臣子們無所適從、離心離德。他性子很急，急於求成，根本不切實際，導致官員動輒得咎，腦袋隨時可能搬家，根本沒法幹好工作。
無力回天，自縊身亡
1643年(崇禎十六年)，發展壯大的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順政權，百萬大軍相繼攻陷了平陽和太原，大明帝國的心臟北京城已指日可下。
無計可施的崇禎帝特地召見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但吳襄提出：如果讓吳三桂進衛北京，大約需要100萬兩銀子的軍需。崇禎帝向戶部提出要解決這一問題，但國庫裡的存儲竟然僅有區區40萬兩。而與此同時，崇禎帝個人的財產卻豐厚無比。
為此，大臣們反覆上疏懇請，希望崇禎帝能拿出屬於他個人的內帑以充軍餉。崇禎帝向大臣哭窮說：「內帑業已用盡。」左都御史李邦華真著急了，他說：「社稷已危，皇上還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話已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崇禎帝卻顧左右而言他，始終不肯拿出一分一厘來保衛他的江山。
等李自成攻佔北京後，從宮內搜出的白銀即多達3700多萬兩，黃金和其他珠寶還不在其中。這麼多錢，若真是放出來賑災助餉，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進不來了，崇禎自己也不用在景山自盡了。
四月二十三日，起義軍在隆隆的炮聲中對北京全城發起攻擊，只一夜之間，北京外城就被攻破。李自成決定給崇禎帝最後一次投降的機會。已投降義軍的太監杜勳，奉命進城，代表「大順王」入宮談判。
崇禎帝接見了這位太監，他曾是皇上的親信，首輔魏藻德也在場。杜勳說明了交換條件：明朝封李自成為王，賜銀100萬兩，承認陝西和山西為其封國。李自成則負責平定國內其他起義軍，並為明朝抗擊滿清，保衛遼東。
這些條件很有誘惑力，崇禎帝轉向魏藻德問道：「此議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決之。」魏藻德卻一言不發，皇上頓感不快，再次問道：「此議何如？」魏藻德仍沉默不語，拒絕為此決定分擔責任。皇上氣得發抖，轉身打發了杜勳。
杜勳剛一離開，皇上就當著魏藻德的面猛擊龍椅，將其一把推倒。他在這一天下了最後一道聖旨，一方面痛罵諸臣誤國，一方面輕描淡寫地作了自我批評。最後卻無異於癡人說夢似的宣佈，他赦免除李自成以外的所有起義人員，而如果有誰能將李自成生擒或殺死，則封萬戶侯。魏藻德慌忙退出，談判之事也不了了之。
公元1664年（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見談判沒有結果，便下令全線攻城。守城太監曹化淳按照「開門迎賊」的公約，首先打開了彰義門，向農民軍投降。與此同時，德勝門、平則門也隨即開啟，北京外城全部陷落。三月十八日夜，一時各門俱開，炮聲頓絕，農民軍控制了全城。京城上空煙火瀰漫，微雨不絕。
在殿陛間徘徊的思宗，得到內侍報告內城陷落的消息，似乎將信將疑，便帶了心腹太監王承恩跑到煤山(景山)上，四處瞭望，但見烽火燭天，內城確已陷落，才返回乾清官，佈置應急善後事宜。
他對皇后說；「大事去矣，爾為天下母，宜死。」周後傷心地慟哭：「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聽一語，今日同死社稷，亦復何恨!」思宗聽了淒愴得不能抬頭對視。過了一會兒，命左右侍從進酒。他正襟危坐連飲十幾杯。思宗命他們立即傳旨給後宮嬪妃及懿安太后，要她們自盡。
再說思宗從坤寧宮來到南宮(仁壽殿)，命宮女逼懿安太后張氏自縊。此時張氏並不知道外間消息，沒有遵旨自縊，次日晨望見火光，宮女嘩言內城已陷，沸哭如雷，張氏才知大勢已去，本想拔劍自刎，無力下手，就懸樑自盡。
思宗從張太后處出來，已是深夜，在司禮監太監王承恩陪同下，來到煤山(景山)，在壽星亭附近一棵大樹下上吊自殺，王承恩也隨之自縊。時間在十八日後半夜，即十九日子時。這一行動極其秘密，所以宮內宮外都不知皇上下落，一直到二十二日才被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