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大學這種對古代哲學課程所進行的修改，一切都是為了僧侶教育，而且讓哲學成為神學學習的一個比較恰當的入門。然而附加的難於捉摸的東西比如詭辯、詭辯術和禁慾的道德，這些所加進去的東西必然沒法讓哲學更適宜於對紳士或通常世人的教育，也沒法讓哲學更可以促進對心靈的理解或心靈的修補。
這就是現今在歐洲絕大多數大學仍持續在講授的哲學課程。依照每個大學的教學大綱的要求，教師在一定程度上勤奮地講授著。在—些最富裕和捐贈基金最多的大學裡，導師們也滿足於講授這個被歪曲了的課程的一點不相連貫的片段和章節；不僅這樣，即便這些片段和章節，他們大多數時候講授得也是極不盡心而又膚淺的。
絕大多數大學對現代哲學幾個不同分支所進行的一點改進也都沒有進行。有些大學儘管是進行了，然而絕大多數的大學甚至在有了這些改進後，也不熱心於採納這些改進。當那些被駁倒了的體系和成見在世界各地被驅趕得走投無路時，有幾個學術團體卻願意為它們充當避難所和保護的聖殿。通常來說，這些最富裕和捐贈基金最多的大學總是對那些改進採納得最慢，它們對已建立起來的教育計劃總是最不情願進行任何重大的改變。這些改進在有些比較貧窮的大學裡實行起來反而容易些，因為在那些大學裡，教師們的絕大多數生活費取決於他們的名望，從而也強迫他們更加關注世界流行的看法。
然而，儘管歐洲的公立中小學和大學原本都是為了某一特定的職業來進行教育的，也就是為培養僧侶來設立的；儘管學校對向自己的學生講授他本身職業所必需的一點科學總是不那麼熱情，然而它們漸漸地差不多把對所有人，特別是差不多所有的紳士和富人進行教育的責任也承擔了起來。在人的幼兒期到人開始認真地從事一番事業，一個終身從事的事業之間，有一個非常長的時間，怎麼度過這段時間，又讓它對人多少有些益處，看上去沒有比進學校更好的方法了。然而中小學和大學所傳授的絕大多數知識彷彿又不是對他未來的事業的最合適的準備。
在英格蘭，一天天地逐漸流行開來的一個風尚，就是年輕人在中學畢業後迅速就被送到國外去旅行，而不是進大學。據瞭解，我們的年輕人大多數時候經過一段時期的旅行，回國後就有非常大的長進。一個年輕人在十七八歲時到國外去，在二十一歲時回家。回家時比他出國時年長了三四歲，然而在那個年紀，在三四年裡是非常容易得到非常大的長進的。在他旅行的過程中，他大多數時候得到了一兩門外語的知識，儘管那點知識還不足夠讓他能夠正確地說、寫。至於其他方面，回家時他通常都比較自負，比較肆無忌憚，比較放蕩，沒法嚴肅地對待學習或工作。假如他在國內沒有出去，他本是在一個非常短時期就能夠學會這些東西的。這麼年輕就出國去旅行，把生命中最寶貴的年華全都消磨在放蕩中，遠離父母和親屬的監督和控制，早年時期的教育原本可能在他身上形成的任何一個良好習慣，在出國的幾年中不僅沒有得到鞏固，反而被淡忘或消失。事實上沒有別的，就是對大學的不信任才讓人們在生命的早年出國旅行。這樣一種荒謬的做法變得聲名鵲起。通過送自己的兒子出國，父親就把兒子從失業、被人忽視和走向毀滅，這樣一些令人難堪的局面中解脫出來，至少可以解脫一段時間。
這就是某些現代教育機構所產生的全部效果。
在其他年代和其他國家彷彿也曾產生過不同的教育計劃和不同的教育機構。
在古希臘的各個共和國，任何一個自由民都是在地方行政長官的指導下來學習體育和音樂。學習體育是為了讓他們有一個健壯的身體，培養他們勇敢的品格，為應付戰爭的疲勞和危險做準備，希臘的民兵根據各種統計是世界上曾經存在過的最好的民兵。這足以說明他們所接受到的這一部分公共教育完全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公共教育的另一部分——音樂，依照對這些機構進行了統計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提議，它的目的是讓人的思想具有人性，性情變得溫和，並願意為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盡些社會和道德的義務。
在古羅馬提烏斯練武場的訓練和古希臘體育訓練的目的相同，都達到了非常好的效果。然而在羅馬人的教育中，沒有和古希臘音樂教育相對應的東西。羅馬人的道德品行，不管是在私人生活方面，還是在公共生活方面，全都非常好，總的來說要比希臘人還好很多。有關羅馬人在私人生活的道德方面比希臘人優越，我們有十分熟悉的兩個國家的作者波裡比烏斯和哈里卡納薩斯的狄奧尼西烏斯所提供的證據。
古希臘和羅馬總的歷史就是有關羅馬人公共道德高尚的一個見證。競爭派系間所表現的溫和的脾氣和舉止，看上去是一個自由民公共道德中最根本的要素。然而古希臘的各派之間差不多總是暴力和流血連續不斷。反過來，直至格拉奇時代，羅馬的黨派爭執從來沒有流過血，不僅這樣，這時共和國事實上已經完全解體。所以，儘管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波裡比烏斯享有非常禮遇，儘管孟德斯鳩先生為了支持他們的權威提出了非常睿智的理由，看上去古希臘的音樂教育並沒有提高希臘人的道德。而沒受過這些教育的羅馬人，他們的道德在整體上卻要高尚得多。
這些古代先賢對他們祖先制度的尊敬讓他們更加傾向於從古代的那些習俗，從那些自遠古總是延續到社會有必定文明的時代的習俗中，尋找到更多的政治智慧。音樂和舞蹈差不多是一切野蠻民族的最大娛樂，同時也是他們款待友人的一大娛樂方式。在非洲海岸的黑人中，他們今天仍然這樣做。古代的塞爾特人還有古斯堪的納維亞人也是這樣。同時我們能夠從《荷馬史詩》中明白在特洛伊戰爭前古希臘也是這樣。當古希臘各部落形成小的共和國以後，學習這些餘興就很容易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成為整個社會和公共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羅馬，甚至在那些法律和習俗為我們最熟悉的古希臘共和國的雅典，教導年輕人音樂和軍事操練的教師好像都是沒有報酬，甚至也不是國家任命的。國家要求任何一個自由民在戰時可以保衛國家，所以他們應該進行軍事操練。然而他們沒有任命的教師，只可能是可以找到什麼人就向什麼人學，不僅這樣，為了軍事訓練的目的，國家除了提供一塊可供操練的公共場地外，似乎再無別的什麼提供。
在古希臘和羅馬共和國的初期，公共教育的另一部分彷彿就只不過是學習讀、寫，還有依照當時的算術的計算。比較富有的公民彷彿經常都是在家裡在家庭教師的幫助下就已經具備了這些能力。這樣的家庭教師通常不是奴隸就是自由民。比較窮苦的公民就是在學校裡通過教學被職業的教師教會的。然而，教育的這一部分完全是由每個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負責。彷彿國家對它從來沒有進行任何形式的檢查或指導。的確，依照梭倫法，父母假如忽視了讓孩子接受到某種可賺錢的職業，孩子們在父母年老時，就沒有一定要供養他們的責任。
隨著社會文明的日益進步，哲學和修辭學漸漸成為時尚。社會上比較富有的一批人就送他們的子弟到哲學和修辭學校去讀書，從而修學這兩門時髦的學科。然而這樣的學校是沒有國家支持的。非常長一段時間，它們只不過是被國家允許而已。在非常長一段時間內，對哲學和修辭學的需求也都非常小。第一批專業教師都找不到固定的工作，沒辦法不從一個地方遊學到另一個地方。
埃利亞的芝諾、戈吉阿斯、普羅塔哥拉、希皮阿斯，還有其他很多的學者，都過著這樣的生活。隨著需求的不斷增加，哲學和修辭學校才成為固定的學校。首先是在雅典，隨後在其他幾個城市設立了這樣的學校。然而，國家除了指定一個場所給他們講學外，似乎沒有給予更多的鼓勵。那一切也都是由私人捐贈的。國家只給柏拉圖撥了一個學園，給亞里士多德撥了一個會址，給斯多噶學派的奠基人芝諾撥了一個學府。而且伊壁鳩魯把他自己的私人花園遺贈給了自己的母校。直到馬卡斯安東尼馬斯時代到來，教師彷彿都從來沒有從公家那裡得到過任何薪俸，或者說有過任何報酬，得到的只不過學生的學費或謝禮。據我們從魯西安那裡所知的，有個哲學家皇帝曾賞賜給一個哲學教師獎勵金，但在他死後可能就終止了。
從這些學校畢業的學生並沒有任何特權，單純為了從事或進入某種職業，完全沒有必要進這些學校讀書。假如對於這些學校的實用價值的輿論沒法吸引學生來學習的話，法律是既不強迫任何人來這些學校讀書，也不獎賞進過這些學校的人的。教師對於他的學生沒有一點管轄權，他們除了通過自己崇高的道德和力量所得到的年輕人的信賴而樹立的威信外，再無任何權威。
在羅馬，學習民法成為某些特殊家庭的教育的一個部分，而不是絕大多數公民教育的一部分。然而，想得到法律知識的年輕人沒有公立學校可進，也沒有其他方法能夠學習。唯一的途徑就是進到他們據推測懂得法律的親戚和朋友們家中去走動走動。可能值得指出的是十二銅表法，儘管其中的非常多是從某些古希臘共和國抄錄來的，然而在古希臘的任何一個共和國，法律都沒有發展成為一門科學。然而在羅馬，它在非常早就成為一種科學，不僅這樣，對於具有通曉法律的名聲的人都做了極大程度的圖片宣傳。在古希臘的共和國，尤其是雅典，尋常的法庭都是由人數眾多，因此也是毫無秩序的人民團體組成的，人們時常是亂做決定，或者是由爭吵、黨派精神作出判決。這樣裁決不公正的醜行，當它落在五百人、一千人（因為有些法庭就有這樣眾多的人）的身上時，一個人分擔的責任就顯得微乎其微了。
相反，在羅馬主要的法庭也許只有一個法官，也許只有少數幾個法官，特別是因為他們時常公開商議，假如裁決不公正或草率，就不可避免地要玷污他們的人格。遇到一些疑難案件，這類法庭為了避免因為判決不當而丟臉和受到譴責，他們會竭力尋找之前的案例作為庇護，或者把他們以前同一法院或某一法院的法官所作的判決作為範本。這樣的對以前先例的重視就讓羅馬法形成了傳到我們手上的這樣的正規和有條理的體系。不僅這樣，對於一切其他與此同樣重視先例的國家的法律產生了同樣的效果。波裡比阿斯和哈里卡納薩的狄奧尼西阿斯曾經談論得非常多的所謂羅馬人的品德比希臘人要好，非常可能就是因為他們法院的制度好些，而並不是因為那兩位作者所提出的那些情況。據瞭解，羅馬人有一非常明顯的特點，就是他們對誓言極端地尊重。在辦事勤奮而消息靈通的法庭面前起誓的人當然比在暴亂而無秩序的群眾面前起誓的人對他們自己的誓言要重視得多。
古希臘和羅馬人在行政和軍事力量上應該說和任何一個現代民族是不相上下的。我們的偏見可能是喜歡把它們估計得過高，然而除了有關的軍事訓練外，國家彷彿並沒有盡力去培養國民的那些力量；因為我不可能相信古希臘的音樂教育在培養他們的那些力量上有很大的效果。然而，上流社會的人要學習上流社會必要或有用的各種藝術和科學，看上去就容易找到教師了。產生對於這類教育的需求，就總是會產生教授這些課程的人才。不僅這樣，一個沒有限制的競爭總是會激起那些人才向高度的完美發展，看上去也確是把那些人才推向了完美的高度。古代哲學家在激發學生注意力方面，在影響學生的思想和情操方面，在指導學生言談和舉止等方面，看上去都要遠多於現代的任何教師。
在現代公立學校，教師的勤奮（程度）多少總是要受到環境的腐蝕，因為他們的環境讓他們沒有必要依賴於他們在職業上的成功和名望。他們的薪金也使得那些自稱要和他們競爭的私立學校教師處於一種微妙的境地，就像一個不享有政府補助金的商人試圖和一個享有政府極其大的補助金的商人競爭一樣。假如他通過差不多同樣的價格賣出他的貨物，他就不可能得到與此同樣的利潤；假如他不破產，也會有滅頂之災，至少是貧窮和乞討。假如他想把價錢提高非常多，他可能就會沒有什麼顧客，那樣他的處境就不可能有多大改善。除此之外，在很多國家畢業所可以享受到的優惠對大多數從事有學問的職業的人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說，對於有的時候需要受到過有學問的教育的絕大多數人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和極端有用的。然而這樣的優惠又可以通過聽公立學校的教師的講授得到。也就是說，哪怕是最認真地聽一個私人教師的最好的講授，大多數時候也沒法得到要求上面所說的優惠的資格。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現今大學裡講授任何一門學科的私人教師通常都被看成是文人中最低下的。一個真有才幹的人再也找不到比它更丟臉、更無利可圖的職業了。有捐贈基金的中小學和學院通過與此同樣的方式不僅腐蝕了公立教師的勤奮，而且也使得好的私人教師的存在差不多成為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