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41年開始打響的對法戰爭中，因為龐迪徹裡的法國總督杜不勒先生的野心，讓公司捲入了卡納狹克的戰爭，還有印度王子間的政治鬥爭。在經歷了多次明顯的成功和明顯的失敗後，公司最終還是喪失了馬德拉斯——當時公司在印度的最主要的殖民地。後來通過艾克斯·拉·恰貝勒條約，公司才有機會收復了馬德拉斯。大概在這個時期，公司在印度的僱員總是充滿了戰鬥和征服的精神，不僅這樣，從那以後，他們也總是保持著這樣的精神。
在1755年開始的又一次對法戰爭中，公司的兵力分享了大不列顛的廣泛的好運氣，他們不但保衛住了馬德拉斯，而且攻下了龐迪徹裡，還收復了加爾各答，而且得到了在這一片富裕並且遼闊的領土上的收益。據當時的估計，一年有三百萬鎊以上。公司在好幾年中都是安享著這筆收益。
然而在1767年，行政當局對所得領土提出了所屬要求，來自該領土的收益也應歸屬皇室。公司因此同意每一年向政府交納四十萬鎊作為對這個權利的補償。在這以前，公司漸漸增加紅利，由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十；也就是說，通過總資本三百二十萬鎊計，紅利已增加了十二萬八千鎊，換句話說，每一年紅利已由十九萬二千鎊增加至三十二萬鎊。大概也是在這個時候，公司試圖把紅利再進一步提高，增長百分之十二又二分之一。這樣一來，公司每一年分給股東的金額就會和公司同意每一年交納給政府的金額同等，也就是說，一年四十萬鎊。然而在公司實行和政府的合同的兩年中間，議會相繼通過的兩個法令阻止了紅利的進一步提高。這兩個法令的目的是要讓公司加快他們償還債務的速度，當時公司債務已達六七百萬鎊以上。
在1769年，公司和政府續訂了為期五年的合同，而且規定在那段時期內公司能夠漸漸把紅利提高到百分之十二又二分之一，然而在一年內提高額沒法多於百分之一。所以，當紅利增加，達到極限時，公司每一年支付給股東與政府的金額兩者合計在一起也只有六十萬八千鎊，多於公司在最近得到領土以前曾經有過的數量。然而從這些得到的領土上獲取的總收益，據推測達到（上面已經提到過）三百餘萬鎊；依照1768年和東印度公司進行貿易的克魯登敦號所提出的報告，純收益扣除一切折扣和軍事負擔後是二百零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七鎊。
在同一個時期公司還掌握有另一筆收益。它部分來自土地，然而主要來自建立在各殖民地的關稅。這筆收益可達四十三萬九千鎊。依照公司董事長在下院作證，公司利潤一年至少可以達到四十萬鎊。依照公司的會計的報告，至少是一年五十萬鎊。依照最低的估計，等於每一年分給股東的最高紅利額。這樣大一筆收益必然能夠每年多交納六十萬八千鎊債務，並且帶來一大筆足夠加快減少債務的速度的償債基金。然而，在1773年，公司的債務並沒有因此減少，反而增大。
這些債務既有國庫的欠款四十萬鎊，以及拖欠海關稅款，還有欠付英格蘭銀行的借款，又有由印度方面開出的胡亂承兌了的百分之一的匯票，總共達到一百二十餘萬鎊。這些積累起來的債務所帶來的災難強迫他們不僅要馬上把紅利降低到百分之六十，而且，還強迫他們一定要乞求政府的仁慈，懇求政府首先赦免每一年交納四十萬鎊的承諾；此外，貸款一百四十萬鎊，以便能夠把他們從迫在眉睫的破產中解救出來。
公司財富的大大增長看上去只不過給公司的僱員更大的浪費帶來一個借口，給更大的貪污帶來一個掩飾。因此，公司在印度的僱員的行為，還有公司在印度和歐洲業務的總的情況，成為議會調查研究的主要對象。調查研究的結果針對公司在國外的管理作出了某些非常重要的變動。東印度公司的主要殖民地馬德拉斯、孟買和加爾各答，從前是互相獨立的，現在都從屬於總督，並成立了一個由四人組成的委員會輔助總督管理。議會有權首先提名總督還有駐設在加爾各答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加爾各答現今成為從前的馬德拉斯，是英國在印度舉足輕重的一個殖民地。加爾各答市的法院最開始是為審理該市與靠近地區商業案件而設立的，後來隨著帝國的擴張而漸漸擴大，它的司法審判權也隨之擴大。現又削減它的權限，而且把它的權限局限在最開始設立的目的範圍之內。替代它的是新成立的最高法院，它由國王親自任命的首席法官和其他三名法官組成。
在歐洲，在股東大會上股東的投票資格是每股金五百鎊，也就是說公司原本一股的價格，現提高到了一股金一千鎊。為了要憑這個資格行使他的投票權，又規定這個資格假如是自己買來的，而不是繼承的，那麼起碼要在擁有這個資格一年以後，而不再是六個月以後，才可以有效。
由二十四個董事組成的董事會過去是每一年改選一次，現在規定從今以後每個董事任期四年，每一年輪換六個。不僅這樣，這六名董事還不得在下年選舉中連選連任。這樣來改的目的是指望通過這個改變讓股東大會和董事會能夠比他們以前辦事更鄭重和更穩重。然而看上去要想通過任何改變讓這兩個會議在每一方面可以勝任管理，甚至參與大帝國的管理是不可能的。因為絕大多數的成員總是對帝國的繁榮興趣不大，所以也不可能去嚴肅地關注它，促進它。一個非常富有的人，有的時候甚至一個稍有錢財的人經常想購買一千鎊東印度公司的股票，只是為了通過股東大會上的投票權可以有些影響力。有了這投票權，即便自己沒有參加對印度的掠奪，也可讓他參加對掠奪者的任命。
董事會儘管有權作出這個任命，然而多少還是要受到股東的影響，因為股東們不僅選舉那些董事，有的時候還可駁回董事會對在印度的僱員們的任命。假如他可以享有幾年這個影響力，假如他可以為了他的幾個朋友享有幾年這個影響力，則他時常會不在乎紅利，甚至對作為他投票權基礎的股本的價值都不予足夠的重視。這個大帝國的繁榮，相對於投票權所給他的那份參加管理的權力，他更是全然漠不關心。從事物的本性來講，從來沒有一個君主能夠像這個貿易公司的絕大多數股東那樣（出於不可抵擋的道德原因），對他的臣民的歡樂和痛苦這樣漠不關心，對他的領地的改良和荒蕪，對他的行政當局的榮耀和恥辱，這樣全然漠不關心。這樣的漠不關心可能還會因為議會據調查結果而制定的某些規章愈益增強，反而不可能因為制定了那些規章而減少。
比方說，依照下院的一個決議案，聲稱當公司把所欠政府的債務一百四十萬鎊償清，所欠私人債務降到一百五十萬鎊的時候，也只有到那時，公司才可以對股本分派百分之八的股息。那麼公司留在國內的收益和純利可分為四份，之中三份交入國庫由國家調節，第四份公司保留為進一步減輕債務或支付公司可能遭遇到的其他緊急用途的基金。假如公司的一切純收益和利潤均屬於公司自己處置時尚且混亂不堪，那麼當公司的四分之三的收益和利潤屬於他人，剩下的四分之一作為公司的資金也需要受到他人的監督，而且得到他人的許可後方可動用時，他的後果如何應該是可想而知的了。
從公司方面來說，在根據議會下院的決議分派百分之八的紅利後，和把剩餘部分交給一批對決議持有異議的人的手中相比，倒還不如讓公司的僱員和從屬人員盡情地浪費和侵吞，可能對公司還更加方便痛快些。除此之外，那些僱員和從屬人員的利益在股東大會裡可能佔有非常大的優勢，以至有的時候，他們能夠讓股東大會支持那些貪污舞弊直接破壞大會權威的人。對於大多數股東來說，維護大會的權威有的時候反而沒有支持破壞大會權威的人來得重要。
所以，1773年的規定並沒有能夠把東印度公司管理中的混亂的局面徹底結束。儘管這樣，公司曇花一現的良好表現也讓公司有一個時期在加爾各答的金庫中積存了三百多萬英鎊。除此之外，公司後來不僅擴大了領地，而且，也把公司的掠奪擴大到了印度某些最富裕的和最肥沃的廣泛地區。然而所得到的這一切最終還都是浪費和毀壞了。公司發現它毫無準備也完全沒有能力阻止或抵抗海德·阿里的入侵。不僅這樣，因為這些混亂，公司在1784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更大的災難。為了防止公司很快破產，公司又一次被迫向政府懇求支持。
為了能夠改善公司的管理，議會中不同的政黨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計劃。一切計劃看上去都一致覺得公司完全不宜於管理他的所屬領地。事實上，那總是非常明顯的事實。甚至公司本身看上去都深信他們沒有力量這樣做，所以公司願意把領地交給政府。
在偏遠並且野蠻的國家裡，擁有要塞和駐軍的權力必定和在這些國家擁有媾和和宣戰的權力相連。已經擁有前一權力的股份公司也連續地在利用後一權力，而且經常要求清楚地把後一權力授予它。然而，公司大多數時候在利用這一權力時是如何不公道，如何殘酷，如何任性，從最近所發生的一點事實已經可看得非常清楚了。
當一夥商人自冒風險出資和某一遙遠而野蠻的民族建立新的貿易時，想要把他們組合成一個股份公司，並在他們經營獲取成功時，授予他們一定年限的貿易壟斷權，可能不是那麼不合理的。這是國家對他們所冒的危險和費資巨大的嘗試（不僅這樣，日後國家能夠從這個嘗試中獲取好處）所可以給予的最容易和最自然的補償。對於這種暫時的壟斷權的授予能夠用授予一件新的機器的發明者和一本新書的作者的所有權一樣的理由來加以辯護。
然而在壟斷權期限屆滿時，這個壟斷就必然應該終止。要塞和駐軍假如一定要設立的話，應該由政府接管，修建它們的費用應該償還給公司，並且貿易應對國家一切臣民開放。
國家通過永久性的壟斷對其他的一切臣民不啻用兩種不同的渠道徵收了極端荒謬的重稅：（一）貨物的昂貴價格。因為在貿易自由的情況下，臣民們可能用便宜得多的價格來購買它們；（二）他們完全被排斥在那個貿易部門之外，然而那個部門對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說是能夠非常方便地進行的，也是有利可圖的。
正是這些最沒有價值的目的，或者說只是為了讓公司能夠支持他的僱員的粗心大意、浪費和貪污還有他們的胡亂行為，已讓公司的紅利沒法多於自由貿易的平均利潤率，不僅這樣，還要時常低於那個平均利潤率很多。然而，沒有壟斷，股份公司從經驗上來看，彷彿又不可能長期經營任何一種對外貿易：在一個市場上買進，並希望在另一市場上賣出時可以獲取一定的利潤。當在兩個市場上都有非常多的競爭者時，這樣做就不僅需要注視需求上的偶然變動，而且需要注視競爭中的更大更時常的變動，也就是說要注視需求可能從其他人那裡得到供應的變動，同時需要技巧和正確的判斷，讓各個品種的貨物的數量和質量可以適應一切這些情況。這儼然是一種需要連續變化改變作戰行動的戰爭，要想在這場戰爭中得到勝利，就一定要有高度的警惕和關注，然而這些是一個股份公司的董事們不可能長期做到的。
東印度公司在償還完他們的債務後，和在他們的專營特權終止時，依照議會的法令仍然有權持續作為一個股份公司存在，持續通過他們自己的力量和其他臣民共同進行對東印度的貿易。然而，處於這樣的境地，私人冒險者的高度警惕和關注很有可能不久就會讓東印度公司對這個貿易感到厭倦。
一個對於政治經濟學有著深入瞭解的著名的法國作者莫爾萊神甫曾經提出了一個從一千六百年起就在歐洲各地進行對外貿易的股份公司的名單。公司一共有五十五家，根據他的說法，這五十五家公司儘管享有專營特權，然而都因為管理不當失敗了。然而，五十五家公司中有兩三家的歷史他弄錯了，它們不是股份公司，所以沒有遭到失敗。作為補充的就是有幾家股份公司也失敗了，他遺漏了沒有提到。
看上去股份公司能夠無需專營特權而成功進行的唯一的貿易就是那些一切營業活動都可縮減為所謂常規活動，也就是說能夠用一個統一的方法而無須作任何變動的經營活動的貿易。這類貿易中，首先是銀行業；其次是火災、海難、戰時被俘的保險業；再次是修建和維護通航航道或運河；最後，類似大城市的供水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