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利潤的增加和減少與勞動工資增減，都取決於社會財富的增減。不過同樣的原因對於這兩者的影響卻大不相同。
資本的增加提升了工資，就會導致利潤的下降。當多數富商把他們的資本都投入到同一行業的時候，他們之間的競爭肯定導致利潤的下降。當一個社會中所有不同行業的資本都同樣增長的時候，同樣的競爭肯定會對所有的行業產生相同的結果。
前面已指出過，要確定某一個特殊地方以及某一特殊時期的平均勞動工資都是艱難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最多只能確定什麼是最普遍的工資。但就資本利潤來說，就連最普通的利潤，我們也很少能確定。利潤是特別容易波動的。一個從事某一行業的人也不可能常常說出他每年的平均利潤是多少。因為利潤不僅僅要受到他所經銷的商品價格的每一次變動的影響，並且要受到他同行和消費者的運氣好壞以及商品在海陸運輸之中，甚至存放於倉庫裡可能發生的千百種意外事件的影響。所以，它不但每年不同，甚至每天、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要明確在這樣一個大的聯合王國中所有不同行業的平均利潤肯定更為艱難。至於要相當準確地明確從前或者更長的一段時間內的平均利潤可能是什麼樣的情況，肯定是不可能的了。
我們要相當準確地明確什麼是現在或者過去、現今或者古代的資本平均利潤是不太可能的。不過從貨幣的利息上我們還是可以獲取某些關於它們的概念的，並且可以明確這樣一條原則，那就是通過貨幣的運用可以獲取大量利潤的地方，常常給予的回報也非常大。而通過貨幣的運用得不到什麼東西的地方，回報也不會有什麼變化。所以，我們能夠斷言，資本的一般利潤肯定會伴隨其市場的一般利息率的變動而變動：利息率下降，它隨之下降；利息率上升，它就隨之上升。所以，利息率的上升可以使我們得出利潤上升的某種規律。
在亨利八世第三十七年之前，利息超過百分之十就會被宣佈為不合法。由此可見，有的時候利息是在百分之十以上。在愛德華六世統治的時候，人們對於宗教的狂熱禁止了一切的利息。不過，這種禁止就如同同類的其他所有禁令一樣，都沒能產生什麼效果。高利貸的弊害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於是伊麗莎白女王第十三年的法令第八條恢復了亨利八世的法令，百分之十繼續作為法定的利息率，直至詹姆士一世第二十一年，它才被限制為百分之八。在復辟後不久，它又被減少到百分之五。所有這些不同的法規看起來都制定得特別恰當，它們彷彿一直是跟隨著市場利息率（即有良好信譽的人平常借款的利息率）的變動，也並沒有高於市場利息率。
自從安妮女王時代以來，百分之五的利息似乎是一直高於市場利息率，而不是低於市場利息率的。在最近一次戰爭之前，政府即使曾經用百分之三的利息率貸款，在首都和王國的許多其他地區，有良好信譽的人則以百分之三、百分之三又二分之一、百分之四、百分之四又二分之一等利息率貸款。
自從亨利八世以來，國家的財富以及收入不斷地增長，並且在它們的增長過程中，它們的速度似乎還在逐漸地加快，並且增長得越來越快。與此同時，勞動工資也一直在不斷地增長，但在商業以及製造業的不同行業之中大多數的資本利潤一直在降低。
在大城鎮經營任何一種商業所需要的資本通常都要大於農村。在商業各個部門所投入的資本數量的龐大，以及擁有的競爭者數目的眾多常常促使城鎮的利潤率小於農村的利潤率。而大城鎮的勞動工資則通常高於農村。在一個繁華的城鎮有大量資本投資的人經常找不到足夠的工人。於是，為了爭得足夠的工人，他們之間互相抬高價格，這樣就提升了勞動工資，從而降低了資本利潤。而在偏遠的農村，經常都沒有足夠的資本以僱傭所有需要工作的人，因而工人為了獲得工作而相互壓低工價，這樣就使得勞動工資下降，資本利潤隨之上升。
蘇格蘭法定利息率和英格蘭的一樣，蘇格蘭的市場利息率卻比英格蘭高很多。在蘇格蘭信用最好的人用百分之五以下的利息也貸不到款，就連愛丁堡的私人銀行家對於隨時可以全部或者說部分兌現的期票也只給予了百分之四的利息。倫敦的私人銀行對於儲存的貨幣不給付利息。在蘇格蘭只要有小額資本就什麼商業都可以經營，而在英格蘭則不同。所以，蘇格蘭的利潤率肯定要比英格蘭高一些。至於勞動工資，前面已經指出過了，蘇格蘭的要比英格蘭的低，農村也貧窮得多，並且前進的步伐看起來也慢得多並且遲緩得多，即使它明顯地向前進步。
在十八世紀中，法國的法定利息率一直沒有受到市場利息率的支配。1720年利息從二十分之一便士降低到五十分之一便士，即從百分之五降低到百分之二。1724年上漲到三十分之一便士或者說上漲到百分之三，即三分之一。1725年它又漲到二十分之一便士，即百分之五。1766年在拉邦蒂執政的時候，它減少到二十五分之一便士，即百分之四。隨後，神甫特雷執政時期它又漲到百分之五的老利率上面。這麼多次的大幅度降低利息，目的是為減少公債利息鋪平道路，這個目的有時候的確實現了。法國在當今也許並沒有英國那般富足，即使法國的法定利息率經常低於英國，可是市場利息率一般卻高於英國。
因為在法國，就如同在其他國家一樣，人們有許多特別安全並且容易的方法逃避法律。在英法兩國經商的英國商人曾經告訴我，法國的商業利潤要高於英國。因為這個原因，許多英國臣民寧願把他們的資本投入到輕商的法國，卻不願意投在重商的英國。法國的勞動工資要比英國低。假如從蘇格蘭到英格蘭去，你就能夠發現這兩國一般老百姓的服裝以及麵包之間的差異。這就充分地說明他們的生活條件是不同的。假如你從法國回到英國來，這種反差就更加明顯了。法國即使明顯要比蘇格蘭富裕，但是看來進步得還是不夠快。在英國有一種普遍而流行的看法，法國是在退步的。我覺得對於法國的這種看法是沒有任何依據的，不過但凡看見蘇格蘭的今天，又見到過二三十年前的蘇格蘭的人，沒有人會用這句話來評價蘇格蘭。
另一方面，就領土面積以及人口的比例來講，荷蘭是一個比英格蘭富裕的國家。荷蘭政府用百分之二的利息貸款，而擁有良好信譽的私人用百分之三的利息貸款。聽說荷蘭的勞動工資要比英格蘭的高，而荷蘭人在做生意上面收取的利潤要比歐洲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人都低，這是眾所周知的。
有些人甚至妄言，荷蘭的商業正在衰落。在某些商業部門這也許是真實的，不過有些時候卻彷彿充分說明了那裡並沒有普遍的衰退。當利潤減少的時候，商人們樂於抱怨商業發展的蕭條，即使利潤的減少是商業繁榮的最自然結果，或者說是要比從前更大的資本投入的自然的結果。在上一次戰爭期間，荷蘭得到了法國的所有運輸業務，到現在他們在運輸業中依然保持著非常大的份額。他們在法國以及英國所有的存款是一大筆的財產，聽說單在英國就大約有四千鎊（對於這一點我懷疑是否過於誇大了）。除此之外，荷蘭人還將巨額資金借給比本國利息率較高的外國私人。這些情況無疑表現了他們資本的過剩，或者說，其資本的增多已達到投在本國的合適的行業再也無法獲得相當利潤的程度，但是這並不表示他們商業的退步。
就像由經營某種商業而得到的私人資本可能增加到超出那個商業投資的容量，但是那種商業仍然可繼續增長一樣，一個大國虛擬資本一樣可以有這樣的情況。
在北美以及西印度殖民地，不僅勞動工資、貨幣利息還有資本利潤都要比英格蘭高，而且在不同的殖民地，法定利息率以及市場利息率是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不等。但是，高勞動工資以及高資本利潤這兩種東西，或許很少走到一塊過，這是在新殖民地的特殊的條件下才有的。一個嶄新的殖民地有一段時期從土地的面積來說，資本總是相對不足的，而人口和資本的數量也是相對不足的，這就是新殖民地和其他大多數國家所不同的。他們擁有的土地多過他們的資本所足夠耕作的土地，因此他們只可以把資本投在土壤最肥沃以及地理位置最方便的地方，即靠著海濱以及可航行河流的沿岸。他們購買這種土地的價格常常低於土地上自然生產物品的價值，用於收購以及改良這些土地的資金肯定就會產生非常大的利潤，所以也足以支付非常大的利息。在利潤這樣豐厚的用途上，資本的快速積累讓殖民者所需要的人手迅速增長，超過了他們在新殖民地所能夠找到的人數。所以，他所能尋找到的那些工人都薪酬豐厚。伴隨著殖民地的擴張，資金利潤就會漸漸減少。
當土壤最為肥沃、位置最好的土地全部被佔用後，耕種土壤以及位置都要較次一些的土地可以獲取的利潤就較少了，投入其中的資本可以獲取的利息也就少了。所以，在大多數的殖民地中法定利息率以及市場利息率在十八世紀大大降低了。伴隨著財富、改良以及人口的增長，利率降低了。但是勞動工資並沒有和資本的利潤同時跌落。無論資本利潤怎樣，對於勞動的需求隨著資本的增長而增長。在利潤減少之後，資本不僅僅可以持續增長，並且可以增長得比原來還快得多。勤勞的國家一直得到財富，勤勞的人們也不斷得到財富。投資大，即使利潤小，常常要比資本小利潤大增多得更快一些。有一句諺語：貨幣產生貨幣。你擁有了一點，多賺一些就非常容易。困難的是要得到那麼一點。之前我已經對資本的增加和勤勞，即有用勞動的需求的增長相互間的聯繫作了大量闡述，之後關於資本積累的論述當中我還要闡述得更為充分。
新的領土的獲得或者新的行業的開拓，即使在財富正在快速增長的國家，有的時候都可能提升資本的利潤還有伴隨它的貨幣的利息。因為國家資本不能滿足這樣的新獲得的領土帶給不同人們的全部行業需要，因此只把它投放在可以提供最大利潤的某些行業上。先前投在其他行業上的資本也需要部分地從那裡抽回來，將它們轉投到幾個新的利潤較大的行業中去。如此一來，在所有舊的行業當中競爭就沒有先前那麼激烈了。市場就可能對許多不同商品感到不足。其價格肯定就會多少有些上漲，然後給經營這些商品的人帶來了較大的利潤，他們同時有能力以更高的利息率來借貸。在上一次戰爭結束後不久的時間裡，不僅僅有良好信譽的個人，甚至倫敦的某些最大的公司常常都以百分之五的利息率借貸。在那之前他們借款從來沒有超過百分之四以及百分之四又二分之一的利息率，舊的資本所要經營的新的行業如此多，肯定會減少非常多特殊行業的成本。在那些資本缺少的行業裡因為競爭的減少，利潤肯定增加。在之後的章節中我將會說明促使我相信即便上次戰爭的費用巨大，大不列顛的財產並沒有減少的理由。
社會財產的減少，或者說用於維持產業的基金的減少使勞動工資降低了，繼而提高資本的利益和貨幣的利息。因為勞動工資下降了，社會上留下資金的所有者就可以以比從前較低的費用把他們的商品運到市場。用於供應市場的資本要比先前減少，他們就可以以較高價格賣出他們的商品。如果商品成本降低了，他們就可以得到較多的利潤。所以他們的利潤在兩邊都增加了，可以給他們提供更大的利息。孟加拉以及東印度其他英屬殖民地得到巨大財富就是這樣的突然、這樣的容易，這一事實充分地向我們證明在那些貧窮的國家裡因為勞動工資非常低，以至於資本利潤非常高。那兒的貨幣利息按照比例亦相當高。在孟加拉貨幣的時候常常是以四成、五成，甚至六成的利息向農場主借出，並用未來的穀物作為支付的抵押。這樣高的利息的利益肯定會幾乎吞食掉地主地租的所有，這樣數字龐大的高利貸肯定要吞食那些利潤中的大多數。羅馬共和國衰亡之前，各地在總督竭澤而漁的暴政之下，這種相似的高利貸好像十分普遍。據我們從西塞羅的信中得知，善良正直的布魯斯也曾經以百分之八十四的利率在塞浦路斯島放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