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富的勞動報酬讓他們能為自己的子女提供較好的供應，從而可以養活更多的孩子，這樣當然就會拓寬以及擴大上述限度。同時值得指出，以上限度的放寬程度肯定會同對勞動需求所要求的程度盡可能地保持同樣的比例。假如這種需求一直增長，勞動報酬肯定鼓勵勞動者結婚以及生育，使他們能用一直增加的人口來供應不斷增長的需要。假如勞動報酬在任何時候要比為此目的所需求的更少，人手缺少不久就會使之升高；假如其在任何時候要比所需要的更多，人口過量繁衍就會使之下降到這個必要的比率。在前一種情況下市場的勞動存儲量不足，在後一種情況下市場的勞動存儲量過多，不久之後均會迫使勞動價格回到社會情況所需要的適當比率。按這種方式，對人口的需求也像對於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那樣，肯定調節著人口的生產：當其進展過慢的時候使之加快，當其進展過快的時候使之停止。在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國家，在北美，在歐洲，正是這樣的需求調節以及決定繁衍的狀態。它讓繁衍在北美快速進行，在歐洲緩慢而漸漸地進行。
付給工匠以及各種傭工的工錢，肯定使他們能按社會需求的增多、減少或者停滯，維持工匠以及傭工的人數。不過，即使自由傭工損耗一樣也使僱主受到損失，一般要比奴隸使他受到的損失少。因為替代以及修補的基金，假如我能夠這樣說的話，就在奴隸的損耗方面，通常是由漫不經心的主人或者疏忽大意的監工經管的，而在自由人方面，用於同一個目的基金則是由自由人自己經管的。富人持家之中一般流行的雜亂無章自然也會侵入對前者的經管，然而窮人的嚴苛節約以及精打細算自然而然地也會在後者的經管之中獲得貫徹。在這樣兩種不同的經管之下，同樣一個目標一定會要求不同程度的支出去達成。因此，從不同的時代以及國家的經驗來看，我堅信自由人所做的工作終歸要比奴隸所完成的工作價格低廉一些。即便在波士頓、紐約以及費城這些普通勞動者工資特別高的地方，情況也是這樣。
因此，豐厚的勞動報酬既是財富增長的結果，也是人口增長的原因。對於勞動豐厚報酬的抱怨，也就是對於最大的公共繁榮必定產生的因果關係的哀歎。
或許應該指出，正是在進步的狀態之中，才能讓貧民滿意。並不是在社會已到達非常富裕的時候，而是在它不間斷地變得更為富裕的時候，勞動貧民也就是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態是最幸福最舒服的。當社會處於停滯狀態的時候，生活艱辛；處於衰落狀態的時候，生活悲慘。進步的狀態對於社會所有階層的人民來說，實際上是一種使人愉悅以及心滿意足的狀態；停滯的狀態是枯燥乏味的；衰落的狀態是令人悲痛的。
豐厚報酬的勞動鼓勵人口的繁衍，又增加了普通人民的勤勉工作。勞動工資是對於勤勉工作的激勵。勤勉也同所有其他的人類品德一樣，越是受到鼓勵就越是增加。豐富的生活資料會增強勞動者的體力，改進生活狀況的美好希望——或者也許會在豐衣足食之中終其一生——這會促進他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實力。因此，我們總看到工人在工資高的地方要比在工資低的地方更為積極、更為勤勞、更為敏捷。比如，在英格蘭就和在蘇格蘭不同，在大城市的周圍就和在窮鄉僻壤不同。誠然，一些工人假如能夠在四天之內賺到一個星期的生活費用，那就三天不去工作。不過，這絕對不是大多數人的情況。反之，當工人通過工資獲得豐厚報酬的時候，經常操勞過度，在幾年內損壞了自己的健康。在倫敦以及在某些其他地方，聽說一個精力充沛的木匠不能夠維持工作到八年以上。在工人按件計酬的許多其他行業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況。又比如在製造業中，甚至在工資要比普通地區高的農村勞動之中，工人一般也是這樣。幾乎每一類工匠，因為在自己的特殊工作之中操勞過度，常常患有某種職業病。
拉穆志尼是一位著名的意大利醫生，曾寫過一部有關這類疾病的專門著作。我們並沒有把我們的士兵算做是我們中間最為勤勉的人。不過當士兵們從事某個具體工作並且通過計件獲得豐厚報酬的時候，他們的軍官們往往只好為超額工作的人規定每天賺到的錢按支付的比率無法超過一定的數目。在作出這種規定之前，相互之間的競爭以及多得的慾望經常促使他們過度工作，以致因為勞累而損壞了自己的身體健康。經常有人高聲抱怨，一個星期中四天的緊張工作的真正原因是為了另外三天能夠偷懶。一連好幾天從事著大量的勞動（無論是腦力方面的還是體力方面的）之後，大多數人都渴望輕鬆一下，這種慾望假如並沒有受到強壓或者某種巨大的必要性的限制，幾乎是不能夠抗拒的。
這是人類本性的要求，必須用某種姿態去滿足。有的時候只是悠然自得，有的時候則需要娛樂以及消遣。假如不遵從，後果往往是危險的，甚而是致命的。或遲或早的總是會帶來特殊的職業病。假如僱主們總是聽從理智以及人道的命令，他們往往就會使自己很多的工人操勞適度而並不是興奮過度。我堅信能夠發現，在每種行業之中，適度工作並且能夠經常工作的人，不但能使他的健康保持的時間最為長久，並且在一年之中能夠完成最大的工作量。
有的人覺得，在物價低的年份，工人們一般要比通常不勤勉，而在物價貴的年份則更為勤勉。因而我們得出結論，生活資料的豐富會讓他們的勤勉鬆弛，而生活資料的貧乏則會讓他們加速。人們不太可能在營養不良的時候比在營養充足的時候工作得更加好一些，在沮喪氣餒的時候會比在興高采烈的時候工作得更好一些，在經常得病的時候會比在健康的時候工作得更加好一些。應該指出，饑寒的年份，在平凡人中經常是疾病以及死亡的年份，這應當使他們勞動的產物減弱。
在物資豐富的年份，傭工們經常離開他們的主人，去碰一下運氣，看憑借自己的勤勞能贏得多少生活資料。不過同樣的食物價格低廉也增加了預定用於傭工維持費用的基金，所以鼓勵僱主們，特別是農場主，去僱傭更多的工人。在這樣的場合，農場主期望用自己的穀物多僱傭幾個勞動傭工，會比把其在市場低價售出能獲得更加多的利潤。對於傭工的需求增多了，而答應供應這種需求的人數少了。所以，勞動價格經常在物價低的年份上漲。
在缺乏的年份，生活資料的獲得既困難又無法確定，使所有的人急於回歸僱主那裡去。不過食物價格昂貴減少了預定用於維持傭工的工錢，促使僱主們寧可減少而不是增多現有雇工的人數。在物價昂貴的年份，貧困的獨立工人也經常消耗用來為自己備辦工作原料的一些資本，所以變成謀取生計的雇工。工作崗位較少而想要獲得的人多。很多人願按照低於普通的條件去獲得它，所以在物價昂貴的年份傭工以及幫工的工資經常下降。
所以，所有各種各樣僱主在物價昂貴的年份要比在物價低廉的年份，更能從他們的傭工那裡獲得更大的好處，發覺他們更為溫順，更為服從。所以，他們當然稱讚物價貴的年份更有益於生產。除此之外，地主以及農場主這兩個最大的僱主階層，還有其他理由樂於看到物價貴的年份。地主的地租以及農場主的利潤在非常大程度上依存於食物的價格。但是，設想人們在為了自己工作的時候要比在為他人工作的時候一般要工作得少一些，那是最為荒謬不過的了。一個貧困的獨立工人，甚至要比一個按件計酬的工人更加勤勉。前者享受他自己勤勞的所有產品，而後者則要與僱主分享這一產品。前者處在自己的分離自立狀態，少受不良同伴的誘惑，這種同伴在大工廠當中經常敗壞他人的道德。自立的工人要比那些按照月或者按年僱傭、無論做多做少工資以及維持費都是同樣的傭工優越性應當更大一些。物價低的年份可以提高獨立工人對於幫工以及各種傭工的比例，而物價昂貴的年份則會降低這種比例。
麥桑斯先生是個博學多識的法國作家，在聖·艾蒂安選舉當中擔任稅收官員，他試圖通過比較三種不同的製造業中所生產的貨物的數量以及價值，來表達窮人在物價賤的年份要比在物價貴的年份能做更多的工作：一種是在埃爾伯夫進行的粗毛織業，一種是麻織業，一種是絲織業，都在盧昂的所有地區進行。依據他由官署登記簿抄下的報告，所有這三種製造業當中生產的物品的數量以及價值，在物價低廉的年份一般要比在物價昂貴的年份大；在物價最低廉的年份產物的數量以及價值最大；在價格最高的年份，產品的數量以及價值最小。這三種製造業好像都處於停滯狀態，或者說，它們的產品即使每年都稍微不同，不過整體來說，既無退步，也沒有前進。
蘇格蘭的麻織業以及約克郡西區的粗毛織行業，都是正在快速發展的製造業，每年生產即使略有變化，不過數量以及價值兩方面一般都在增加。但是，經過考察它們已然公佈的年度生產報告，我並沒有發現它們的生產變化和每年物價的貴賤有什麼明顯的聯繫。1740年是非常大的缺乏年份，兩種製造業的確看起來生產降低非常大。但在另外一個非常大的缺乏年份，1756年蘇格蘭的製造行業卻要比在平常的年份進展更大。在美洲的印花稅法廢止之後，約克郡的製造業的確生產降低了，一直到1766年，產量才回升到1755年的水準。就在1766年以及次年，產量大大超過了之前任何一年，之後一直不間斷地增長。
任何向遠方售出產品的大型製造業的生產，與其說依附於其所在國的每年物價的貴賤，不如說依存於影響消費國需求的各種各樣的情況：依附於和平或者戰爭；依附於其他競爭性製造行業的繁榮或者衰落；依附於主要消費者的高興或者不高興。除此之外，或許在價賤年份完成的大多數特殊工作，向來不進入製造業以及公共登記冊。脫離僱主的男傭工變為了獨立勞動者。婦女重新回到父母身邊，從事紡織，為自己以及家人添置衣服。甚至獨立工人也並不永遠是為向公眾售賣而工作，而是受僱傭於一些鄰人，從事家用製造。所以，其勞動產品經常不列入公共登記冊中，這些登記冊公佈的記錄有的時候十分誇張，而我們的商人以及製造業者卻經常據以虛幻地稱道這個最大帝國是怎樣的繁榮或者衰敗。
即使勞動價格的變動不僅不與食物價格的變動永遠一致，而且經常完全相反，我們卻無法因此覺得，食物的價格對於勞動的價格並沒有影響。勞動的貨幣價格肯定受兩種情況的支配：對於勞動的需求；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價格。對於勞動的要求，依其是增多、不變或者減少，即人口增多、不變或者減少，決定著需要向勞動者供應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數量，但勞動的貨幣價格就是由購買這個數量所必需的金額所決定的。因此，即使在食物價格低的地方，有時勞動的貨幣價格也非常高，不過假如食物價格高而需要保持不變，勞動的貨幣價格還會更加高。
就是由於在變動的以及特殊的豐富年份對於勞動的需求增加、在突變的以及特殊的缺少年份對於勞動的需求減少，勞動的貨幣價格也就有的時候上升，有的時候下降。
在變動的以及特殊的豐富年份，多數產業僱主手中的資金足夠僱傭比上年所僱傭數目更多的勤勞人民；這個特別的數目的工人無法老是雇到。所以，無法雇到更多的工人的僱主相互競出高價，以求僱傭到他們，這樣就提高了勞動的真實價格以及貨幣價格。
在突變的以及特殊的缺乏的年份，情形剛好相反。預定用於僱傭工人的基金要比前一年少。很多人失去了工作，相互競相削價以求獲得工作，這就有的時候降低了勞動的真正價格以及貨幣價格。1740年是非常缺乏的一年，許多人願意為求生計而工作。之後幾年是豐富的年歲，較為難雇到勞動者以及傭工。
價格昂貴之年的匱乏，經過對勞動需求的減少，傾向於降低勞動的價格，而食物的價格高則傾向於提升勞動的價格。相反，價賤之年的豐盛，經過對勞動需求的增多，傾向於提升勞動的價格，然而食物的廉價則傾向於降低勞動的價格。就在食物價格的普通的變化中，兩種相對的原因似乎相互抵消。這或者是勞動工資比起食品的價格來，更為穩定、更為持久的一部分原因。
勞動工錢的增長肯定提升許多商品的價格（這是由於這種價格中所包括的工資部分提升了），所以傾向於減少它們在國內以及國外的消費。提高勞動工資的同樣原因，也就是資本的增加，傾向於提升勞動生產力，使較為少量的勞動能生產較為多量的產品。雇大量勞工的資本所有人，為了自身的利益，肯定要盡力將工作做恰當的劃分以及分配，使之可以生產出數量盡可能大的產品。為了相同的原因，他盡力向工人提供他自己或者工人們所能夠想到的最好的機器。在某個工場的勞動者當中所發生的事情，出於同樣的原因，在整個社會的勞動者當中也會發生。工人的數量越多，他們就更為自然地劃分成為不一樣的職業以及工種。有更多的頭腦用於發明完成每一類工作的最適合的機器，這就更加有可能實現這種發明。所以，許多商品是因為這種改進，能夠比之前用更少的勞動生產出來，進而使得勞動價格的提高會被勞動數目的降低所抵消並且有富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