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賓塞對社會科學作出的貢獻一點也不亞於孔德。敘述性的歷史著作只能為真正的人類社會的科學研究提供一些原材料，這種科學研究必須找出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及其內在聯繫。擺在這樣一種社會科學研究面前的困難並不比其他科學少，甚至比其他科學的困難更多，因為人類社會在一切現象中是最為複雜的。斯賓塞在寫作他的系統的社會學著作以前首先就搜集了大量的事實材料作為依據，他把這些用於以後研究的材料也分為八卷單獨公開地發表了。
宗教之所以在人類社會生活中佔據中心地位，主要是因為人的外部生存環境惡劣造成的，比如長期處於不安和恐懼之中。在野蠻的社會中主要就是戰亂，只要人類社會中充滿暴力搶劫，缺乏正常的生活秩序，那麼公共生活就是混亂不安的。國家絕對的強力統治，明顯的階級劃分，父系社會中家族長老的絕對權威以及婦女的從屬地位，這些都是黷武主義社會的表現形式。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變化並不在於表面的不同國家體制的更迭，不管是君主制，還是貴族統治，還是民主制，問題的關鍵在於，應該用和平的和工業化的社會形態逐漸取代暴力的和戰爭的野蠻社會形態。國家的專制制度和軍人統治應該消失，種種社會限制應該鬆動，個人自由和民主應該佔據統治地位，婦女應該獲得解放。隨著向工業社會的過渡，人類的興趣也逐漸遠離宗教而轉向世俗生活。
在斯賓塞看來，英國在這種社會發展過程中走在了所有國家的前列。法國和德國還仍然被軍國主義和專制主義所困縛，所以他們仍然把大部分公共資金用於軍備競賽，而不是用於對工業和商業的促進。
斯賓塞指出，在社會主義這種陳舊的專制主義社會形態的一種福利國家中，存在著兩種危險：第一，倘使國家按需分配社會的勞動果實而不是按勞分配，這樣就會違背自然競爭的原則，就會阻礙社會的發展，在幾代人之內社會就會走向衰落。第二，如果國家試圖在所有細節上控制極為錯綜複雜的經濟有機體，這必然會導致國家經濟的癱瘓和政府極端的官僚主義——雖然按照供需原則進行自我調控並不是最為理想的方式，但是這至少能夠保障經濟有機體的正常運轉。如果是這樣，那麼國家經濟就會出現一種前景暗淡的僵滯狀態，那麼就會出現一個螞蟻和蜜蜂的社會。
斯賓塞警告說，在國家社會主義體制下，「按照個人意志行事的國家領袖就不會遇到全體工人的聯合抵抗，他們的權利就會不受限制地不斷膨脹並最終達到專橫跋扈的地步……如果勞動者的領導地位被官僚階層所取代，那麼我們要問，他們會怎麼領導呢？我們不會得到滿意的答覆的……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產生一種新的貴族階級，為了養活他們，人民就必須付出艱辛的勞動，等他們的政權鞏固以後，他們會比過去的任何一個貴族統治更為囂張。」由於害怕他極力推崇的個人自由會喪失，斯賓塞堅決地反對社會主義，但是另一方面，他對自己極力稱讚的英國社會中存在的明顯的社會弊端也不是視若無睹的，因此他就試圖在自由和社會計劃的必要性之間尋找一種中庸之道，也就是在同業協作的基礎上進行自由組合。這樣，全體成員就都有參與決定權，在此基礎上，強制性的合作就過渡為如下狀況，不再是個人利益完全服從國家利益，而是國家利益應該服從個人利益，並且人們將不再是為了工作而生活，而是為了生活而工作。
日耳曼征服者的那種好戰的德行的殘渣餘孽對於建立一個自由與和平的歐洲構成了巨大的阻礙。在倫理學研究中，斯賓塞拿出大量的事實用以證明，道德概念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道德標準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時代中是不同的。在軍國主義的社會中，好戰的德行是被稱讚的，但是在工業社會中，在民族的福利不是依賴搶掠和征服而是依賴社會生產率的社會中，這種德行則被認為是卑鄙無恥的。在這樣的社會中，國家的職責就是保障社會公正。為了維護他的自由權利，斯賓塞從來都不會麻痺大意，他覺得每一項國家法律都是對他的自由的令人無法容忍的侵犯。他對國家機構是如此的不信任，以至於他從來都不把自己的手稿托付給郵局，而總是親自送去印刷。強調個人自由與斯賓塞在倫理學方面所倡導的sacroegolsmo神聖利己主義。是相一致的。個體追求自己的幸福——在社會允許的限度內，也就是在權利均等的條件下——必須以全體的幸福為先決條件。
評價
斯賓塞並沒有認識到，工業社會中的社會矛盾也是非常尖銳的，在自由經濟占主導地位的英國，對社會下層的剝削程度一點也不比封建社會制度下的剝削程度小。我們下面將討論卡爾·馬克思，他特別關注階級剝削現象並以此作為他的思想認識的出發點。為此我們必須先返回德國，並對黑格爾去世以後德國的社會狀況加以考察。
一種如此包羅萬象的體繫在細節上必然會存在一些薄弱環節，我們在這裡對此暫且不去理會。如果對斯賓塞作一個整體評價，那麼我們會發現他有兩個觀點存在比較突出的弱點。
首先是他的自然觀。斯賓塞堅決反對宗教和形而上學世界觀的獨斷主義，但是他自己的哲學也是一種獨斷主義，而且從根本上說，他的哲學存在的缺陷並不比前兩者少。如果想建立一個哲學體系，我們就必須清楚什麼是可以認識的，什麼是不可認識的，但是我們卻不可以和斯賓塞那樣簡單地對此加以判斷。斯賓塞並沒有牢記他自己所崇拜的同鄉弗朗西斯·培根對哲學家提出的忠告，也就是應該特別注意那些與自己的理論相違背的事實。斯賓塞對於事實有一種非凡的洞察力，但是他首先不是讓事實自己說話，而是立即就把它們納入他的進化論的框架之中。
其次是斯賓塞的社會學理論，尤其是他對當代社會狀況的評價。在細節上暴露出來的所有缺陷基本上都有一個共同的根源，在斯賓塞生活和寫作的時代，由於英國處於和歐洲大陸相對隔絕的地理位置，所以當時英國的政治狀況比較穩定。這就促使他相信工業社會的和平特徵。此外，由於經濟上的優勢和在軍國主義時期的海外擴張，這使得當時的英國形成了自由的政治經濟環境。這促使他相信，每一種形式的國家侵略對於社會有機體來說都是毫無意義的和有害的。斯賓塞懷著一種樂觀主義的態度相信，工業時代是和平進步的。但是其間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表明，工業國家也是可以變成軍國主義的。
3黑格爾學派的分裂
[1]精神狀況
黑格爾的反對派一方面來自所謂的歷史學派或浪漫派，我們可稱之為「右翼反對派」。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法學家薩韋尼和歷史學家蘭克，他們反對黑格爾把一切歷史現象——社會、法律、國家——都看做是一個辯證的發展過程的觀點。蘭克說，「歷史中的每個時代都是直接面向上帝的」。這種觀點與浪漫主義的觀念不謀而合，在他們看來，所有民族和所有時代都只是對上帝的一個側面的表達形式。歷史學家們當然也很在行地看到，黑格爾非常輕視純粹的歷史事實，他認為歷史事實本身沒有多少內在價值，在他那裡，一切都必須服從他的目的論的框架，整個歷史發展都會走向一個最終目的。
在黑格爾學派內部也形成了一個右翼，即保守的老年黑格爾學派，他們極力維護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中的保守的和落後的方面，為歷史在政治和宗教領域中的特殊地位而辯護。
黑格爾的反對派另一方面來自「左翼」，他們的出發點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精密自然科學。實證主義的自然研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其中取得了較為突出成就的有羅伯特·邁耶和赫姆霍爾茨，這使得人們越來越重視純粹的事實，與此相適應，人們也越來越輕視哲學的和宗教的抽像推論。連同對宗教的懷疑和敵視，實證主義和唯物主義也開始抬頭。
另一個出發點就是前面已經提到的歷史和社會狀況。兩種因素最終合到一起，唯物主義成為左派哲學。
在黑格爾學派內部也形成了一個「左翼」，他們立即就遠遠地偏離了黑格爾，在這一點上他們與右翼是相似的，但是與右翼不同的是，左翼保留了黑格爾辯證法原則中的合理成分，這也毫不奇怪，因為左翼代表著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
[2]施特勞斯和費爾巴哈
大衛·弗裡德利希·施特勞斯和路德維希·費爾巴哈這兩位思想家的個人命運極其相似，他們都由於自己的思想觀點而被排斥在正常的學術生活之外，他們都離群索居，以自由作家的身份過著貧困的生活。圍繞宗教問題展開的矛盾衝突首先通過兩個人的著作而公開化了。他們都以黑格爾為出發點，不同的是，施特勞斯終其一生並沒有完全與黑格爾決裂，在政治觀點上他甚至更傾向於黑格爾右派，而費爾巴哈從一開始就與黑格爾徹底決裂了。
他們兩個的爭論波及的面非常廣，對德國的意識形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受到針對宗教傳統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衝擊，就如同在一百年前伏爾泰所處的時代的法國。其不同之處在於：首先，德國的資產階級到了現在才開始發動其姍姍來遲的而且又不是多麼成功的1848年革命，因此也就推遲了衝突的爆發時間；其次，用於攻擊宗教的思想武器——不管是哲學的，還是語文學的，還是自然科學的——在此期間由於科學知識的進步而變得更加犀利了。
大衛·弗裡德利希·施特勞斯的第一部引人注目的著作是《耶穌傳》。他利用歷史批判的論據對基督教信仰展開了攻擊。他指出，基督教福音書是沒有歷史真實性的，它們是神話，是文學創作，因此只具有象徵性的意義。施特勞斯的第二部著作《發展中的基督教信仰及其與現代科學的鬥爭》也同樣對基督教教義的細節展開了批判。在他的第三部著作《新舊信仰》中，施特勞斯極力主張一種泛神論。對於「我們還是基督徒嗎」這個問題，他的回答是斷然否定的；而對於「我們還有宗教嗎」這個問題，他的回答卻是肯定的，不過這是一種信仰進步和文明的樂觀主義的塵世宗教。宇宙取代了基督教的上帝，面對宇宙我們應該懷著一種無限信賴的和絕對謙卑恭順的感情，我們也可稱之為「宗教情感」。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是一位著名法學家的兒子，他首先利用心理學這個工具對宗教展開了批判。他的主要著作有《基督教的本質》、《宗教本質講演錄》這是在1848年革命那年應海德堡大學生之邀所作的系列講座。以及《神譜》。
「人信仰上帝，不僅僅因為他具有這方面的幻想力和情感，而且還由於他對幸福的渴望……他自己實現不了但又渴望實現的願望，他就讓上帝去幫助他實現，從根本上說，上帝就是人的真實願望的變相表達……如果人沒有願望的話，即使他有想像力和情感，也不可能有宗教和神靈。人有多少不同的願望，就會有多少不同的神靈，人的願望各不相同，就像每個人都各不相同一樣。」費爾巴哈從人的本性，即人的利己主義和渴望幸福的觀念出發，用以說明宗教的起源。
「能夠在上天的保護下閒庭漫步，那是一件多麼愜意的事情！可是一旦失去了信仰，當人遭受大自然的狂風暴雨和電閃雷鳴的襲擊時，他又會變得多麼的絕望和無助啊！」因為大自然為人的願望的實現設置了重重障礙，所以，人為了使自己感到滿足，他就在盲目的自然本性之上為自己設想一種愛護人的人格化的東西，它可以保護人免遭傷害並幫助人實現自己的願望。但是，企圖在一種幻想的宗教中實現自己的願望，這只是人類天真的夢想。人必須從其中翻然猛醒，並且開始通過他在現實中的實際行動去實現他在宗教中只能依靠幻想才能實現的願望，這是一種美好的、幸福的、擺脫了自然的野蠻和盲目的偶然性的自由狀態。實現這個目的的手段就是通過修養和文化制伏自然。
「問題不再是上帝的存在與否，而是人的存在與否；問題不再是上帝是否與我們在一起，而是我們人類能否相互平等；問題不再是人如何在上帝面前堅持正義，而是人如何在人面前堅持正義；問題不再是我們如何向上帝供奉聖餐，而是我們該如何養活自己；問題不再是我們該如何服從上帝和國王的意志，而是該如何服從人自己的意志……」費爾巴哈並沒有參與1848年革命，因為他從一開始就認為這場革命是一種沒頭腦和毫無結果的行為。他覺得自己是幾百年之後才會產生影響的一場革命的同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