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利安·奧弗雷·德·拉美特利是位醫生，也是位自然哲學家。因為他發表了過激的言論，先是被法國驅逐，逃亡到荷蘭，後來又被荷蘭驅逐，接著，他在弗裡德利希大帝——他企圖在自己身邊糾集所有的自由思想家——的召喚下去了普魯士宮廷，伏爾泰譏諷他是「御用無神論者」。拉美特利的基本思想大都寫進了他的主要著作《人是機器》中：把存在物割裂成兩種實體，一個是廣延的物質，一個是思想的心靈，這是錯誤的。不存在機械論者所稱的那種死的物質。我們所認識的物質只能是運動的和具有某種形式的。物質運動的原則蘊涵在自身內部。這有兩個結果：首先，不需要假設一個作為推動世界的原則的上帝，世界是自我推動的，運動來自世界自身。如果假設一個上帝，這對於科學地認識自然是不利的。其次，也不需要在人身上假設一個特別的思想實體，一個精神或一個靈魂。思想只是身體的一種自然功能，它與身體的其他功能並無不同。
在法國湧現出的這批唯物主義者，以毫不留情的極端主義作風對宗教和信仰展開了攻擊，其批判的精神近乎一種狂熱，這種狂熱也不亞於他們與之展開鬥爭的宗教狂熱。我們在這裡只述及了其中最重要的唯物主義者。
在實踐上，拉美特利以上述思想為基礎，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尖刻的諷刺手段，針對一切形式的宗教信仰展開了最為激烈的鬥爭。在他看來，宗教是人生的真正禍根，它比不道德的行為還要壞。在無神論者的國家變成現實之前，世界不可能實現幸福。在倫理學上，拉美特利對負罪感和懺悔嗤之以鼻，認為這是人在毫無意義地自尋煩惱。他建議人們盡情地去追求塵世的「幸福」，也就是無所顧忌地去追求感官享樂。1770年發表的《自然的體系》也宣揚唯物主義理論，但是它沒有拉美特利那樣的輕佻和玩世不恭，而是帶有極大的嚴肅性和絕對的合乎邏輯性。這本書的作者就是迪特利希·馮·霍爾巴赫男爵，他來自德國的普法爾茨，靠繼承來的遺產長期在巴黎生活。他的著作成為「法國唯物主義的《聖經》」。
拉美特利、霍爾巴赫以及同時期較少獨創思想的阿德利安·愛爾維修在有一點上是一致的，他們都拒絕笛卡兒包含兩個實體的二元論，而是主張一元論，而且是唯物主義的一元論。只有物質是存在的。這條真理就足以解釋一切。每一種企圖在物質之外尋找另一個獨立的精神原則的形而上學都是錯覺、錯誤和幻覺。所以，每一種宗教都是欺騙，而且是有意識的和故意的欺騙，是神甫的憑空杜撰和欺騙。「遇見第一個傻瓜的第一個流氓無賴就是第一個神甫。」科學的任務就是要戳穿這個窒息人和折磨人的宗教騙局。他們真正樂觀地深信，只有真正的「啟蒙」，才能把人類從各種偏見的沉重壓迫下解放出來，從而開創一個更美好的由理性主宰的普遍幸福的時代。
[4]盧梭
生平、著作和基本思想
盧梭在他的《懺悔錄》中帶著一種前所未有的「露陰癖式的」坦率講述了他的生平，他的一生充滿矛盾衝突和內心鬥爭，他為激烈的情感所擺佈，他總是神情不安，他是一個極為不幸和嚴重精神變態的人。盧梭於1712年出生在日內瓦，他的父親是個鐘表匠，在他還是嬰兒時就失去了母親。在16歲時，他中斷了學徒期的學習，從日內瓦逃到薩瓦。他在一個年老的貴婦家裡過了很多年，這位老婦人成了他的「媽媽」兼情人。她也讓盧梭這個加爾文派教徒改信了天主教。盧梭在取得文學上的最初成就後，時而在巴黎生活，時而又到法國的其他地方居住，在此期間，總是有富裕的貴族朋友和樂善好施者接濟他。在日內瓦，他獲得了公民權，並重新改宗入了加爾文教。後來，他與一個下層女子結了婚。在大衛·休謨的陪伴下，他還去了英國。從英國返回法國後，他始終覺得有人在追蹤迫害他，這種感覺後來發展成一種受迫害的妄想狂。他於1778年在法國去世。
以上我們敘述的法國啟蒙運動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它的另一個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盧梭。如果說，上述的啟蒙主義者對理性評價過高，凡是非理性的東西——一方面是人的慾望和激情；另一方面是高於理性的需求——對此他們又太過於低估，而在盧梭身上這些特徵肯定是不存在的。
1749年，迪戎科學院發起一項有獎徵文活動，題目是「藝術和科學的復興能否促進和提高人類的道德風尚」。這個問題就像一個火花，它激發了盧梭把他在鄉間孤獨的沉思中積累的思想表達出來的寫作慾望。和狄德羅商談後，盧梭於1750年發表了《論科學與藝術》作為參加這次活動的徵文。他的文章獲了獎，並一下子成了令人矚目的作家。對於藝術和科學是否促進了人類的道德和幸福這個問題，盧梭的回答是斬釘截鐵的「否」。盧梭對文化的價值問題展開了討論，雖然他的文章缺乏學術文章的那種嚴密邏輯性和科學性，但是他的文風熱情洋溢，因此他的語言更能打動人。文明的好處究竟在哪裡呢？在盧梭的時代，人們卻正在為此而高歌。
難道民眾不是正在貧困和奴隸般的不自由中忍受痛苦嗎？難道人類的生活狀況不是比動物的更惡劣嗎？這一切都是人類的偏見使然。藝術和科學並不是進步的標誌，而是衰落的徵象。博學多識有何用？因為正是文化的優雅精緻才造成了社會不公。如果每個人都堅守著鄙陋的自然德行，那麼哲學又有何用？歷史證明，精神的發展總是與道德風尚的衰退聯繫在一起的。但是，有很少的幾個未被過分自負的人類文化污染過的民族卻能夠通過他們的德行而建立幸福的生活，並且成為其他民族學習的榜樣。盧梭大聲疾呼：「萬能的上帝啊，把我們從祖先的所謂開化狀態拯救出來吧，讓我們再回到淳樸、純潔和貧困的狀態中去吧，這些是能夠增進我們幸福的唯一財富……」
盧梭的文章以及由此引發的討論促使迪戎科學院提出了第二個有獎問題：人類的不平等是如何產生的，它是以自然法為根據的嗎？盧梭寫出了《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1753年）用以回答這個問題。他將人類的不平等劃分為自然的或肉體的不平等如人在年齡、健康狀況、體力和心靈天賦上的不平等。和道德的或政治的不平等，這是以人的相互協調或寬容為基礎的。那麼第二種不平等的起源是什麼呢？
「如果自然規定我們是健康的，那麼我幾乎就可以認為，反思的狀態就是一種違背自然的狀態，能夠思想的人就是一種退化的生物。」盧梭首先描繪了一幅「自然狀態下的」理想化了的畫卷。與霍布斯認為的那種人與人之間只有相互爭鬥的觀點不同，在盧梭那裡，這種自然狀態是一種真正的天堂般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人人都是健康的，因為大自然已經將那些病弱者淘汰了；人的德行淳樸自然；兩性之間的關係是純粹動物的和簡單的；人與人是彼此孤立的、獨立的，沒有人必須服從別人；沒有工業，沒有語言，沒有思想。
「第一個人想起來用籬笆圍起一塊土地並這樣宣稱：這個屬於我。然後他找到一個頭腦簡單的人相信了他。這個人就是文明社會的真正創始人。如果當時有人拔除木樁，填平壕溝，並向人們大聲疾呼：不要相信這個騙子的話！要是你們忘記了，這些果實和土地都是屬於大家的，那麼你們就毫無希望了。那麼會避免多少犯罪、戰爭、謀殺、卑鄙和可惡的事情啊！」在這裡，盧梭距離下一個世紀裡普魯東說出的那句後果嚴重的話「私有財產就是盜竊！」只有一步之遙。如何才能實現這個理想的狀態呢？因為缺乏詳細的與之相關的歷史資料，因此哲學必須填補這個空白。一旦可用的土地被分割了，那麼其中一個人的地盤的擴大必然是以另一個人的地盤的縮小為代價的。主人與奴僕、暴力與搶劫就出現了。人類就變得貪婪、野心勃勃和陰險惡毒起來。
「讓我們聯合起來吧！這樣我們就可以保護弱者，壓制那些野心勃勃的人，就能夠保障人人都能擁有屬於自己的財產。與其用我們自己的力量來對付我們自己，倒不如把這些力量聯合成一種更強大的勢力，讓這個勢力按照賢明的法度保護所有參與聯合的成員，抵禦共同的敵人，使我們能夠永遠保持和睦。」戰爭和殘殺不可能永久持續下去，於是「富人們」就想出了主意，他們向自己的鄰人們如是說。於是，由於那些易於輕信別人的人接受了富人們的建議，因此國家和法律就產生了，這給那些弱者添加上了新的枷鎖，卻給富人們創造了機會，使不平等的狀態永遠保持下去，起先以法律的形式建立起來的統治很快就蛻變為獨裁統治。
私有財產的產生是人類的第一大不幸：它製造了富人和窮人。任用當權者是人類的第二大不幸：它製造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權力蛻變為獨裁是人類的第三大不幸：它製造了主人和奴隸，對奴隸來說，屈服就是他們唯一的義務，在這裡，人類的不平等達到了頂點，這是極端的退化。更有甚者——而且這也完全背離了自然法，一個孩子竟然能夠統治成年人，一個傻瓜竟然可以凌駕於聰明人之上，少數富人沉迷於奢靡淫樂的生活，而大多數飢腸轆轆的人卻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人類就自然狀態進入到一種與自然法背道而馳的狀態。怎麼辦？難道就沒有出路和回歸的可能性了嗎？盧梭試圖用他的《社會契約論》對此作出回答，這是他最著名的政論作品。但是，創建如下一種狀況必然是可能的：人的自然的、不可出讓的和牢不可破的自由能夠與國家權力的範圍協調一致，這種權力是國家維持秩序所不可缺少的。權力本身永遠都不會造就公正。不管歷史上是否真的曾經有過社會契約，但是一種公正的統治必須建立在協議和自願贊成的基礎之上。這種協議就是社會契約。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都力所能及地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作為共同意志領導下的社會公共財富。由此而產生一個作為公共人物的精神共同體，即人民。人民是最高統治權的唯一代言人。
但是如何才能確定公民的最高意志呢？通過投票表決。「但是人們會問：一個人怎麼能夠是自由的，而又被迫要遵守並不是屬於他自己的那些意志呢？反對者怎麼能夠既是自由的，而又要服從為他們所不曾同意的那些法律呢？我要回答說，這個問題的提法是錯誤的。公民是同意了一切法律的，即使是那些違反他們的意願而通過的法律，即使是那些他們若膽敢違犯其中的任何一條都要受到懲罰的法律。國家全體成員的經常意志就是公意；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是公民並且是自由的。當人們在人民大會上提議制定一項法律時，他們向人民所提問的，精確地說，並不是人民究竟是贊成這個提議還是反對這個提議，而是它是不是符合公意；而這個公意也就是他們自己的意志。每個人在投票時都說出了自己對這個問題的意見，於是從票數的計算裡就可以得出公意的宣告。因此，與我相反的意見若是佔了上風，那並不證明別的，只是證明我錯了，只是證明我所估計是公意的並不是公意。」。
貫穿在盧梭所有著作中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人性本善，只是在社會的不良影響下他才變壞了。基於這種思想，盧梭必然也就特別重視正確的教育。這也表明了他的基本思想傾向，他在其教育小說《愛彌爾》中表達了他的這種思想。在一些個別地方，盧梭承襲了洛克的思想主張，但是其中的核心思想卻完全是盧梭自己的獨創，而且他的這些思想也產生了持久的影響，乃至今日的教育學也仍然受其影響。他認為，成長中的青年人必須遠離不良文化的影響，問題的關鍵就在於，讓蘊涵在每個人身上的那種善的自然天性能夠以自然的方式發展成熟，因此，教育的責任是一種否定的責任，教育的責任就在於排除那些可能會干擾人的天性自然發展的一切不良的社會影響。
「我依照上帝的偉業來沉思上帝。我越努力探究他的無限本質，我就越覺得他的本質不可思議。上帝存在，知道這一點對我來說就足夠了。我對上帝越不理解，我就越崇敬他。我在上帝面前謙卑地說：『萬物之主啊，我存在，是因為你存在。我不間斷地沉思你的本原，目的是能夠認識我自己的本源。運用我的理性的最恰當的方式就是讓我的理性服從你的意志。」《愛彌爾》中還包含著一篇《一個薩瓦牧師的信仰自白》，盧梭在其中闡述了自己的宗教立場。他的宗教立場不僅遠離了宗教的啟示信仰，而且與上一節中提到的唯物主義者的那種帶挑釁性的無神論也相去甚遠。不僅如此，伏爾泰的那種理性宗教也和盧梭不沾邊。盧梭的宗教完全建立在感覺之上。感覺告訴我，有一個上帝。要想對此瞭解更多既無必要也不可能。
盧梭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