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冬季，霧鎖千里；春季，風塵蔽天；夏季，驕陽高掛。春秋候鳥來無數，亂點湖水解旅愁。這便是亞洲最深處的神秘之湖羅布泊，幾人曾記？幾人曾見？七洋無限遠，近山無限高，天山貫北，帕米爾橫西，崑崙青藏遮南天。
中國人發現羅布泊已有兩千年之久，在地理著述中它以各種名稱出現。由於對古文獻的錯誤詮釋，中國人很久以來一直認為塔里木河是黃河的源頭，只是羅布泊將其吞沒，但經過長距離的地下流動，在西藏東北的星宿海再度出現，此後一路東去，成為滔滔黃河。因此，在中國人的想像之中，該湖一直被籠罩在一層神秘的面紗之後。
對歐洲人而言，羅布泊也一直是一個神秘的所在。約兩百年前該湖出現在歐洲人繪製的亞洲地圖上。1733年，瑞典軍官約翰·古斯塔夫·萊納特中尉帶回了一份準噶爾人繪製的中亞地圖，該圖上名為拉普的羅布泊顯得非常真實，而同年德安維勒所繪的地圖並不十分準確。除此以外，歐洲人關於羅布泊的知識主要來自中國的記載。甚至1875年斯蒂爾勒的地圖集所繪的印度和中亞還在羅布泊的北部，跟古代和近時期的中國地圖一模一樣。
但沒有一個歐洲人到過那裡，沒有人親眼看到這個不同凡響的湖泊。馬可·波羅在1273年曾沿羅布泊南面的路線旅行過，但他的回憶錄中卻沒有提到這個湖，只是談到了羅布泊中傳來的鬼語聲，還說沙漠深處有什麼敲鼓的聲音——實際是沙暴的呼號聲。本尼迪克特·古茲曾於1603—1607年到過羅布泊附近，但他的筆記在他死後被燒掉了。18世紀60年代，乾隆皇帝曾派出過懂測繪的耶穌會士進入新疆,但他們可能只是以天文手段確定在西域所獲的新土地的位置，對於這個神秘的湖泊則隻字未提。
在所有的中國地圖上，塔里木河都是流向正東，沿途在左岸接納了海都河、孔雀河等支流，最後匯入羅布泊或蒲昌海。
因此，當俄羅斯陸軍上校N·M杄普爾熱瓦爾斯基在其1876—1877年的著名旅行中發現了新的事實時，地理學界都大吃一驚。新的事實是，塔里木河轉向東南方，羅布泊處在羅布泊的南邊，這比中國地圖上的羅布泊更靠南。奧古斯特·皮特曼博士就此寫道：「這一發現和到達北極或穿越非洲大陸具有同等重要的地理學意義。」
著名的中國探險家巴龍·馮·裡奇索芬在其發表的一篇論文中不無敏銳地指出，普爾熱瓦爾斯基沒有找到古老的羅布泊，而是發現了由於河道的擺動而在後來形成的另外一個湖。裡奇索芬假定，塔里木河的一條支流流向東面匯入了那個古老的湖泊，而普爾熱瓦爾斯基卻忽略了這條支流。因此，他不認為問題已得到了澄清。
普爾熱瓦爾斯基的答覆是，中國地圖是不準確的，塔里木河沒有支流流向東面，當地人稱他發現的湖泊為卡拉—庫申，這與古老的羅布泊是一致的。
在羅波洛夫斯基的考察中，中尉科斯洛夫在羅布泊的北部發現了庫魯克河的干河床，他曾在兩處越過這條一直伸向東方的沙河。
在1893—1897年的亞洲旅行中，我在科斯洛夫到過的兩處地點的上游發現了一部分庫魯克河河道，並且沿著普爾熱瓦爾斯基水道的東岸旅行，目的是想徹底搞清（如裡奇索芬所言）是否有一條支流流向東面，結果證明這樣一條支流並不存在。然而，我卻在東面發現了一串湖泊，根據我的判斷，這些湖泊是那個古老湖泊的變種。
科斯洛夫發表了一本完整的小冊子，試圖證明我的解釋是錯誤的。他承認庫魯克河是現在的孔雀河的老河床，但孔雀河也在歷史上匯入過卡拉—庫申，而卡拉—庫申與中國人所講的那個古老湖泊是相同的，那就是說，羅布泊一直處在羅布泊的南部。
1900年我再次回到那個頗有爭議的地區，繪製了一幅庫魯克河下游的全圖。這條干河的河床一般寬100米，深約5米。因此我確信，包括孔雀河在內的整個塔里木河在昔時曾流經過後來成為沙河的河道。
在第二次調查中，我橫跨整個羅布泊，直抵卡拉—庫申，並於3月28日在沙漠的北部發現了樓蘭城的廢墟。由於所帶飲水不多，我們只能待20個小時，在此期間，在羅布泊的北部發現了大量已經乾涸了許多世紀的早期湖盆的遺跡。
由於我覺得古城的發現關係重大——不管在地理方面還是在歷史方面——遂於1901年3月初重返沙漠，在一間屋子中出土了150件寫在木板和紙上的手稿，許多手稿上有日期。手稿表明該城名叫樓蘭，公元260—270年是其興盛期。
接著，為了用數字確定古湖盆的位置和深度，我從南到北對那片沙漠實施了一次水準線測量。水準線使古湖盆的凹地最清晰地展示出來。整片沙漠幾乎是平的，樓蘭附近的起始點只比卡拉—庫申表面高兩米。
因此，我的看法是，在表面上和海面一樣平坦的沙漠上，流水對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高度變化都是極為敏感的。我發現南面的卡拉—庫申湖的平均深度為0杄81米，裡面充斥著塔里木河帶來的泥漿、腐爛的動物、植物，流沙也一步步將湖底墊高，與此同時，強大的東北風暴將北部的沙漠不斷捲走，這樣，在幾百年的演變中，這裡的沙漠下沉了。這種作用遲早會使南面的湖泊再次流入北面的盆地，從而也使塔里木河再度流入庫魯克河河道。卡拉—庫申肯定會乾涸，中國地圖上處在沙漠北部的那個湖泊一定會再度水波漫卷。我曾在我的著作《中亞與西藏》第2卷第174頁（倫敦，1903年）有如下預測：
我確信在幾年的時間裡這個湖將出現在中國製圖學者以前所標注的地方，這個地方也是巴龍·馮·裡奇索芬以其天才的推理所發現的地方。
在我的著作《中亞之旅的科學成果1899—1902年》第2卷第355頁（斯德哥爾摩，1905年）有如下一段話：「……根據我們現有的知識和在羅布泊所得到的高度比較，本人不揣冒昧地斷言，一段時間以後那河——塔里木河和其支流孔雀河肯定會返回庫魯克河……這僅僅是個時間問題，因為這裡，即卡拉—庫申將完全被沖積層堵塞，河流被迫返回其北部河床。這樣河流的最下游就像鐘擺一樣來回擺動，雖然各次擺動期的時間會長達1500年，但從地質時期的角度看，1500年只不過比我們的一秒鐘稍長一點罷了。」
就在整整30年前，我預見塔里木河和羅布泊在幾年後肯定會回歸北部的舊河道。
地理學家大概不會看重這個明顯具有冒險成分的預言。斯坦因聲稱僅憑一條水準線還不足以「確定樓蘭城就在那個古湖泊的岸上」。至於我提出的塔里木河和孔雀河都曾一度流入那個古湖泊的說法，他認為不僅與他的考古觀測不符，而且也與自然史的性質相矛盾，更與中國地理學家酈道元在公元500年所作的描述不符。
1927年初我們的考察隊離開北京，經額濟納河穿越戈壁沙漠到達哈密。對羅布泊問題進行一次新的調研是我的計劃中的首要任務。如前所言，我因此而向楊增新發了一封電報，請求他允許我的地理學家諾林在羅布泊的北部實施一次為期3個月的考察旅行。楊增新沒有答應——我們必須先到迪化。楊增新並不十分信任我們，因為好戰的謠言已在我們之前傳開了。因此，新疆的統治者要親眼看看我們，然後才能考慮我們的要求。
1928年2月19日考察隊進入古城吐魯番，住在霍加·阿布都爾·拉希姆房子裡。一天早晨一位名叫托克塔·阿訇的商人來訪。和平常一樣我問了一切可能的問題，而不僅僅關於生意和道路的問題。除了別的事情以外，他還告訴我他每年都去孔雀河邊的提肯力克買羊，然後再在吐魯番的巴扎販賣。我問他走哪條路，在何處過夜。當提到英盆時他說：「這裡水太深，旅行者和貨物都要靠擺渡才能過去。」
「你說什麼？」我驚叫一聲，「英盆附近是條河！28年前我在那裡看到的全是沙漠。」
「是的，」托克塔·阿訇繼續說，「但7年前（1921年），孔雀河流入了庫魯克的河床。」
「真的嗎？」我驚訝萬分，「你是親眼看到這一變化的嗎？」
「當然，」他笑著回答，「我每年好幾次經過這條新河，常常費好大勁才將羊弄到渡船上。」
「那河向東流了有多遠？」我問。
「噢，流得很遠，有人說流到敦煌西北三天行程的地方。除了獵駝人阿布都爾·拉希姆外，沒有人到過河的終點。」他說。
時間過去一小時又一小時，以前我從未這樣仔細地盤問過一個當地人，甚至在西藏嚮導的帶領下，作為頭一個尋找普拉馬普特拉河和印度河河源的歐洲人時也沒有這樣仔細過。托克塔·阿訇的描述清晰而真實，他還說動植物都已出現在以前沉悶的沙漠地帶。
天黑了，托克塔·阿訇起身告辭，我請求他次日早晨再來，他答應了。然而，他失約了。我派人去他的住處，他不在家。去巴扎找他，他也不在。他害怕什麼？難道他暴露了什麼秘密嗎？他是不是害怕他提供的情況會給自己帶來不利的後果？看來就是這樣。不管怎麼樣，他向我提出了一個帶有巨大意義的問題。該問題的地理學意義我再清楚不過了，但這裡所展示的是一個兩千年後所發生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事件。這個浪漫的歷史事件已經蟄伏了幾個世紀，現在——1928年2月20日，它又重新復甦了，而且正在等待我們的考察隊將分散的歷史碎片連成一個整體。如果我們沒有獲得別的地理發現，而只是解決了羅布泊問題，那也會在中亞的考察史上寫上濃墨重彩的一筆，考察所花費的巨額費用也得到了可觀的回報。羅布泊是一條鎖鏈的鎖鑰，在吐魯番所得到的情況使我們終於揭開了這個反覆無常的移動的湖泊的最終謎底。
在本書的第25章，我只用了簡短篇幅交代1921年以來羅布泊所發生的水文變化。我的目的只是要用出書的方式一勞永逸地宣佈，正是我們的考察隊第一個獲知羅布湖泊歷史上的最後一次脈動，而我只是世界上眾多的人當中第一個證實自己的預言變成現實的人。自從1901年以來我就再沒到過這裡，此次突然發現自己就置身於幾年前剛剛發生大變動的羅布泊的附近，而且比其他人先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個神奇的事件簡直太不可思議了，即使在小說中也顯得有點離譜和牽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