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們其他人相比，胡莫博士有更好的機會瞭解中國人的生死，有一次當他剛要離開阿克蘇行政長官時，另外一名官員送來急信，問胡莫博士能不能馬上趕過去。在那名官員的房間他看到一個僕人四肢伸展、不省人事地躺倒在地板上——這個僕人吞服了許多大麻——當天他被辭退了，他覺得對他太不公平，遂決定要死在主人的房間。這種報復行為在中國並不少見，僕人結束自己的生命一般並不是出於悲憤，而是因為他們的主人會因他的死而丟面子——如果他死在主人房間的話。胡莫給他作了診斷，然後用冷水澆其身子。此法奏效了，那人恢復了知覺，甚至可以站起來走路了。然而，事情結束後他又服用了一次大麻，劑量是前一次的兩倍。這一次他運氣不好，沒能恢復知覺。
4月20日，瑪斯考爾和劉從博戈多—奧拉歸來，輪到胡莫前去值班了。他的病人都恢復的挺好，可以讓他休息一陣子了。同一天袁教授出發前往古城和阿爾泰。南京政府教育部長，也是以前的北大校長蔡元培給徐教授發來一封電報，告訴徐教授他已擔保額濟納河畔的氣象站只會用於科學目的，因此氣象站的工作將不會再受到干擾。
徐教授和我於4月25日再度登門拜訪楊增新，我通知他5月初我將去歐洲旅行幾個月，並交代在此期間考察隊工作組織的情況。對我的所有要求他都允准如前，我們將會收到護照、文件和去楚古查克的汽車。他要求我幫他弄兩支帶彈藥的步槍和一架大型望遠鏡。我告訴他我準備向國際媒體介紹他及其新疆，他謙虛地說自己是一個非常渺小和微不足道的人，但如果我執意要寫，就請不要忘記他的首要和最重要的目標是人民的福祉。
我進行歐洲之旅的原因是必須在柏林和斯德哥爾摩進行幾次深入的磋商。考察隊的工作我可以很放心地交與徐教授和赫姆波爾少校。由於中國人不同意使用飛機，我就沒有理由讓所有德國飛行員待在新疆了，他們中的4位將隨我去柏林，其餘5名都留在氣象站做事。因此考察隊現有8名瑞典人，5名德國人和10名中國人。
在迪化的最後幾天我很忙碌，不僅要為出發作各種準備，而且按照中國的禮節還有好多應酬不能省略，除此以外，還有一些小插曲。
4月底時雨下得很大，不久雨就變成了雪，大地再度被覆蓋。但29日卻是一個好天氣，我邀請楊增新、樊大人、劉大人以及其他幾位幫助過我們的要員參加在公園會見廳舉行的告別宴會。俄羅斯總領館的負責人也在受邀之列，他們幫助我們弄到了跨越邊界進入哈薩克斯坦旅行的許可證、護照和推薦信。
說真的，楊增新所建的迪化公園不僅是為了讓公眾娛樂，而且也是為了他本人的榮譽。公園緊傍一條沿著城西側流動的小河，周圍林木蓊鬱，氣象不凡。公園中的主建築受俄羅斯建築風格的影響，一樓的大房間直接和陽台相連看似一種由木柱支撐的畫廊。紀念堂本身只是一間屋子，邊上有一漢式祭壇，上有各種裝飾和祭器，和楊增新真人一樣大的肖像身著戎裝掛在牆上。毫無疑問，這座奇特的建築的目的旨在讓後世記住楊增新的美名和他在新疆的政績。紀念堂入口前的庭院中有一亭子，裡面也赫然立著一座楊增新塑像，金粉度身，燦然若霞。
但見一汪小湖襟帶裁林，景色十分優美。在長廊的一端有一小夏屋，裡面置一小桌，但座位卻很高。
客人們正在到來，中國人並不特別注意按時赴約。但我們剛一踏上亭子的平台，楊增新的汽車喇叭聲就傳了過來，那一隊著鮮黃軍裝的騎兵也策馬奔入院子，在亭子和主樓之間站成兩列。我們急忙下亭迎客。他一邊友好地與我們答話，一邊邁著堅定的步子走進夏屋。我們在這裡整整等了一小時，餘下的客人才全部到齊。
所有的客人都露面以後，我領著楊增新進入宴會廳，宴會上只有中國菜，所有人整整坐了3張圓桌。有幾個人發表了講話，我的心情很好。
講話的人通常站著，講完之後繞著3張桌子與每個與會的人寒暄幾句以示尊敬。我講完話轉了一圈後回到我的座位時，發現楊增新正坐在我的椅子上與徐教授談得熱乎，我只好坐在楊增新的貴賓座位上，一會兒他轉過頭附在我的耳邊悄悄說：「你問問徐教授我給他說了什麼。」
徐教授告訴我，說楊增新請求我在瑞典為他購買10輛適合在新疆道路上行駛的汽車，我一回來他就付款，而且我還可以在考察期間無限制地使用這些汽車。
我隨後與楊增新和布爾汗詳細討論了這件事，我建議他先買回4輛，他同意了。
5月5日，我驅車前往楊增新的官邸向其告別，衛兵說楊增新正與俄國總領事一起用餐，於是我只好將名片遞了進去。然而，當我坐上馬車準備返回時，楊增新的汽車開進了院子。他本人和布爾汗從車上下來，示意我過去。楊增新拉著我的手走進官邸，我們一起坐在前屋交談，內容涉及我的旅行和返回。他又提到了汽車並要求我帶兩名會講俄語的瑞典技師來迪化幫他維修汽車，我答應盡量照辦。
楊增新累了。15分鐘後我起身告辭，他陪我穿過院子走到馬車邊，再次祝願我一路平安，最後他說：「快快回來。」然後車伕一聲鞭響，馬車跑開了——這是我最後一次看到楊增新。
接著便是5月6日，我非常希望能夠靜悄悄地離去，但現在無法如願。黑德、瑪斯考爾、瑪森巴希、穆倫溫格和我們需要思考許多小的事情。最高當局傳來命令，要求我們在公園的亭子前出發，樊大人、劉大人以及其他朋友將在那裡為我們送別。我再次聽到了不厭其煩的長篇大論。楊增新委託樊大人向我轉達他的問候，並附上他的大紅名片，我也請樊大人代為轉達我的敬意和感激之情。劉大人將在3天之後離開迪化，經由西伯利亞和哈爾濱前往天津，在那裡經辦他本人和楊增新的事情。他非常周到地將我們的兩個人——文物收集人李和僕人張納入他的隨員之中——這兩人一直要求回家。我曾想將他們沿大商路經由肅州送回，但由於楊增新不希望他們通過甘肅，這樣就剩下西伯利亞一條道可走了。現在，多虧劉大人的包納精神，他們有了一次絕好的返鄉機會。
時間過得很快，兩輛汽車已等在台階前。我起身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謝，然後登車離開花園、離開迪化，經由新疆北部進入哈薩克斯坦、俄羅斯、波蘭，前往柏林和斯德哥爾摩。
6月2日我剛到柏林，發生在中國的歷史事件就已傳遍全球——張作霖被謀殺，北京陷落。南方的革命黨人取得了勝利，人們終於可以指望中國至少在一段時間內統一起來了。自然，我也在考慮這些事件將會對新疆和我的考察隊產生什麼樣的影響。6月底，我在斯德哥爾摩接到胡莫博士的來信，這封信在5月27日就已經發出。信中談到了迪化的局勢，說到那時為止一切還都平安無事，信中還說霍德、傣特曼和李已於5月10出發前往查爾克力克去建氣象站。5月22日沃爾茲和李帶著同樣的目的也去了庫車。5月11日胡莫前去拜見楊增新，請求楊增新允許他在博戈多—奧拉進行一次植物學考察。楊增新很痛快地答應了他的要求，並請他測量一下福壽寺旁邊的小湖的水深，看看那兒的山地氣候是否對他的健康有好處，如果情況確實如此，他就打算夏天在這個「聖山」上待一段時間。其餘時間胡莫就在迪化周圍進行植物學考察，訪問病人也越來越成為他的一種習慣。
徐炳昶教授和赫姆波爾少校是我離開考察隊期間的負責人，他們忙於指導幾名學生進行氣象觀測。赫姆波爾曾請求楊增新允許他派一支旅隊前往額濟納河氣象站取回我們於11月留在那裡的15匹駱駝行李，楊增新表示不能同意，這再次說明他不願與甘肅發生任何聯繫。在信的末尾，胡莫告訴我一條好消息，他說額濟納河的問題終於解決了。這樣，氣象站及其成員齊莫曼、索得鮑姆和學生馬終於真正擺脫了危險，對我而言，這無疑是一個極大的安慰。
然後，迪化甚至也成了戲劇性事件的舞台。7月2日斯德哥爾摩的外交部接到了北京的瑞典公使館發給我的一封電報，內稱：「馬福祥將軍已被任命為新疆綏靖專員，這很可能意味著楊增新將被撤職。」
我向一位北京的中國朋友咨詢，這一事件是否會對考察隊在新疆的繼續工作產生影響，他說：「不必憂慮，楊增新將成為省委會的一員。」
北京的瑞典公使館8月2日的來信證實了這一令人安慰的消息，信中說中國新聞局已發表公告，指出：「楊增新已電告南京政府他已升起了國民黨的旗幟，並已根據國民黨的原則重組了省政府，他已完全承認南京政府的領導。」
然而，7月7日迪化發生的事變給國民黨政府的所有決定迎頭一擊。7月16日，瑞典和各外國報紙紛紛發表了如下消息：「路透社上海電：國民政府已經接報，中國新疆的軍事首腦楊增新已在迪化一所俄羅斯學校的發獎儀式上被外務委員的衛隊擊斃。謀殺者已被逮捕，中國人對此深感震動。人們憂慮中國新疆會發生新的動亂，蘇俄在那裡的影響已經得到擴展。外務委員及其開槍射擊的20名衛隊已經政府主席下令槍決。」
迪化只有一所法律學校和一所物理學校，後者設有俄語課程，主要是為了訓練電報人員。這兩所學校都是漢語授課，法律學校有俄語指導課，楊增新似乎是在俄語考試時被謀殺的，據俄羅斯的報紙報道，那個外務委員正是我們的朋友樊大人，他的全名是樊耀南。迪化的傳說是，多年前這位樊大人就被派往迪化任命為外務委員。簡直不可思議，我們曾與楊增新和樊大人一起言歡，他們兩人至少從表面上看來都是非常友好的。怎麼突然就成了一起流血事件的主角，而且都喪了命！
據俄羅斯的電報，此次謀殺之後，一個臨時委員會任命了所謂的「民政長官」作為新疆最高權力的執行者，直到南京政府任命一位新省長為止。迪化沒有民政長官，楊增新大權獨攬，專斷一切。
迪化的事件對新疆的考察隊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這我不得而知，自從6月14日以來我再也沒有收到赫姆波爾、胡莫和徐炳昶的信——可能是謀殺事件後信件審查更嚴格了。
但我還是希望盡早能夠聽到大本營、氣象站以及在野外工作的人一切都好的消息。因為現在——在楊增新死去一個月之後，我又想回到我在亞洲腹地的工作崗位，繼續完成那偉大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