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外務部長樊大人和教育部長劉大人為考察隊成員舉辦了一場豐盛的歐式宴會——由於這兩人所負責的部門的特殊關係，我們與之接觸頻繁。宴會餐桌上的食物和飲料極為豐盛，席間談話不斷，令人吃驚的是，中國人總是試圖以各種方式表達對我們的敬意。
必須的訪問和回訪耗費了我們寶貴的時間。12日晨劉大人和樊大人早早來訪，我慌忙披衣迎客。他們以楊增新的名義要求視察我們的氣象站，學生李和劉帶著他們參觀氣象站並解釋了各種設備的用途。第二天劉與赫姆波爾少校一起前往博戈多—奧拉的高山氣象觀測點接替霍德博士，同一天伯格曼和哈斯倫德也踏上了前往羅布泊的征程。他們用3輛馬車馱載著行李，馬兒揚蹄奮鬣，顯得非常有氣勢。他們還將把我們自己的大約30匹駱駝帶進吐魯番，這些都是經過戈壁考驗的「老兵」了。4天以前諾林也帶著35匹駱駝和他的中國僕人向南移動了。
我們所居住的這個地方被稱為「俄羅斯人區」，因為楊增新將該地區和城南端的地方劃給了300名在迪化尋求避難的白俄居住。這些人大部分靠做生意、烤麵包、洗衣服、縫紉等行當維持生計，大都生活窘迫。前白俄總領事加科夫自革命以後一直留在迪化，他學識淵博，富有同情心。雖然他從楊增新那裡領到了退休金，但他的生活很不寬裕，因為他將大部分錢都寄給了在俄羅斯的家人。這裡也有幾位俄羅斯醫生和藥劑師。吉米爾金和他的親戚的經濟條件很好，他們住在這座城市裡最好的私人宅第中，他一直是劉大人的翻譯和商業客戶。
一天晚上，布爾汗代表楊增新來見我，他帶來一封來自北京的密碼電報。楊增新想知道其中的內容，但不巧的是我們忘了帶密碼本，因而無法將電報翻成明文，但楊增新起碼可以證明我們對他無密可保。
3月18日，我再次起了個大早，因為有人報告說楊增新本人正在來我住處的路上，過不了多久他就會進入我的院子。但幾個小時以後我們才聽到遠處傳來喇叭聲，因而我們有足夠的時間購買餅乾、甜食、水果和香檳，並在餐廳擺好桌子。不久，50名身著鮮黃色軍服的騎兵佔領了街道，這是楊增新的衛隊。另一些人騎著馬進入院子，其餘的則停在門口。震耳的喇叭聲在近處的房屋間迴盪，一輛藍色的小馬車在台階前停下，名震四方的楊增新走了出來。我和徐教授趨前迎接。我們簇擁著他進入餐廳，並講了一番禮節性的話歡迎他。
兩小時之後，楊增新起身告辭，我們送他上車。當騎兵隊消失在街道盡頭時，我的頭腦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希望他這次拜訪之後一切平安。
不久，布爾汗來見我，我向他宣傳了一番我的計劃，即乘飛機飛向那些駱駝無法達到的沙漠。他對此非常感興趣，並說支持我的計劃，但這還需要外事部門的審查。
布爾汗在楊增新那裡詳細闡述了我的願望，不久外事專員便要求我和徐教授前往彼處晤談。外事負責人樊大人的衙門為俄羅斯風格，如其他一樣，前有庭院。我們經過一條通道，內掛一鸚鵡，它會說漢語。通道盡頭是一間明亮宜人的接待室，我們在接待室的一張綠色桌子前坐下。布爾汗充當翻譯，徐教授沒有參與談話。
樊大人口氣友好，對我們新疆考察的重要性多有褒詞。我向他指出，自己年輕時期在新疆的森林、山脈和沙漠中度過了很多年愉快的時光，現在如果能以實際行動表達我對該省的感激之情，那將是一種榮幸。但這裡有的地方我們無法涉足，因此只能考慮用飛機去揭開它的秘密。
樊大人說話時不時鞠躬，其聲音柔和悅耳。今天他與楊增新進行了長談，並得到了楊的指示。幾乎一年以前北京的外交部就已向楊增新通報了我這一願望，同時告訴他，政府已拒絕了我的飛行計劃，然而，楊增新可以自行決定此事。但出於政治原因，他拒絕了我的請求。樊大人一再道歉說中國的內部局勢首先必須明瞭，現在只能靜觀事態的發展。
因此，飛行計劃只能暫時擱置起來，但卻有一個小小的安慰當作補償。樊大人已受托以楊增新的名義邀我從本地的資金中提取全部60000塊墨西哥銀元——這些錢為考察隊和氣象站所必需。由此看出楊增新對我們懷有極大信任，因為我們現在還不可能在北京向楊增新的女婿付出同樣的數目。
晚間風暴乍起，房頂上屋子裡到處都充斥著風的號叫聲。次日天降大雪，泥海般的街道不見了，骯髒的城市又變得一片潔白。外面一陣叫聲把我吵醒：「北京陷落了，中國統一了。」兩天之後樊大人證實這不過是個謠言而已。
我們得不到可靠的消息，雖然有無線電與外部聯繫，但天線總是在最需要的時候出問題。經肅州和蘭州也有電報線與迪化相通，但傳輸緩慢。第二條線路由楚古查克通往塞米巴拉金斯克。俄國一邊的情況很好，但中國一邊的情況卻糟糕極了。路的狀況也同樣，在迪化和塞米巴拉金斯克之間汽車和馬車暫時都不通，因此我們已很久沒有外部消息了。
我一次又一次地收到這位或那位考察隊成員的來信。吐魯番的諾林來信說，3月17日晚9點那兒的溫度為零上17杄5攝氏度，白天就好像是在熱帶，進羅布泊之前他寫道：
「我從未像現在這樣渴望到前面去旅行。在這次旅行中我不知道什麼在前面等著我，但肯定是一次不凡的經歷，因此我可以展開想像的翅膀，只管揮鞭縱橫馳騁，在前方人跡罕至的大沙漠上留下一片永恆。」
在3月13日收到的肅州來信中，索得鮑姆說學生馬已經去蘭州向甘肅當局解釋額濟納河氣象站的目的，他認為不會有什麼危險。然而，我們不斷為齊莫曼少校擔心，因為只有他一個人待在氣象站了。他不懂任何亞洲語言，但卻是一位能幹和無所畏懼的人。
拉爾森在一封信中說，說我們自額濟納河派出的隋姓學生已安全抵達目的地，只不過在暴風雪中損失了3匹駱駝而已——不管什麼時候收到工作人員平安的消息，我都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除了逃離自己祖國的白俄以外，在迪化只有為數不多的幾位歐洲人，他們不是傳教士就是商人。三十多年前我就在此地認識了英國傳教士裡德萊和亨特，這次與他們重逢，真是莫大的快樂。像從前一樣，他們住在簡陋的房子裡教書和傳教。裡德萊夫人已經作古，我們一起談論著在甘肅的往事。年輕的德國商人希爾莫先生是弗斯特公司在這裡的代表，他給我們提供了莫大的幫助，從僱傭僕人到購買馬匹，從籌備給養到轉交歐洲來的郵包，幾乎在所有實際事務方面都有他的援手。
迪化郵局的負責人是愛爾蘭人麥克勞恩，其住宅是一幢漂亮的石材房子，位於高級漢人官員住宅區的附近，與之一起生活的是他年輕的妻子。這位大不列顛帝國的代表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幫助，我們的進出郵件都由他打理，從無差錯。
街對面的俄羅斯總領館是我們最近的鄰居，它的面積很大，由好幾幢白色房屋組成，裡面有俱樂部、劇院、網球場和花園。在這裡可以看到白俄羅斯教堂的綠色尖頂，也可以聽到召喚祈禱的鐘聲。一年前已離開的前總領事曾禁止白俄在其教堂履行對神靈的義務，但楊增新卻命令教堂向白俄社群開放，因為他本人就是一個虔誠的教徒，他尊重外國的宗教信條。
後來，在拉爾森和裡艾伯潤茲的陪同下我拜訪過新的總領事加夫洛先生。這兩人，加上後來的馮·考爾，他們都要求回家，想得到護照和信息。為了能從新疆進入俄國，必須獲得莫斯科的特許。加夫洛先生以最大的誠信解決了這些手續問題。一般來說，我們總能在俄羅斯總領館感受到善意和寬容精神。
4月5日，我們舉辦了一場盛大宴會，受邀出席的除楊增新外，還有樊大人、劉大人、蒙古王爺、潘先生和幾位歐洲人。胡莫把我們的屋子裝扮成了一間很有品味的客廳，在他的房間也放了一張桌子，專門接待以個人身份參加的高貴客人。餐廳的牆上掛著瑞典、德國和中國國旗，屋子的大門上邊還飄揚著兩面中國彩旗。布爾汗擔任所有講話和談話的翻譯。宴席非常豐盛，楊增新和我們在一起很放鬆，也很幽默。為楊增新舉辦的宴會當然也要招待他的50名貼身侍衛，我們在院子裡為他們擺上桌子，食品和飲料都是從巴扎定購的。
在復活節的星期天，我在楊增新的私人書房與之進行了兩個小時的晤談。書房挺大，有一扇大窗戶，房間裡有兩張擺滿書籍和文件的桌子，一個安樂椅，我們就坐在屋子中間一張小一些的桌子邊。布爾汗也在場，但充當翻譯的是徐教授。我們又一次提到了飛行計劃，楊增新平靜而入情入理地向我解釋了他拒絕我們的政治原因。
就在俄羅斯教堂的鐘聲宣佈復活節到來的時候，丁和陳也出發了，他們將要在天山南麓進行長途旅行。
說實話，迪化的中國宴會花去了太多的時間，但這都是不可避免的應酬，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還挺重要，因為只有在那種場合人們才能密切接觸和相互瞭解。胡莫博士一般不參加宴會，因為有好多病人要等著他診治。他的病人中有阿克蘇的行政長官，劉大人的弟媳——她得了瘧疾，一位患痢疾的官吏。有一天他被召去見楊增新，對方雖和以前一樣要保留他的壞牙，但卻允許胡莫博士對他的全身進行一次徹底檢查，他甚至還問胡莫他能否再保持5年的健康。胡莫博士回答說他還可以健康地活10年。檢查完身體之後胡莫受邀參加了一次汽車旅行，這使他有了一個短暫的放鬆時間，然後楊增新開車將他送回衙門參加宴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