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早晨，除了諾林和我以外，所有人都騎馬去看巴扎克力克洞窟。他們中午時分方回，他們對看到的東西津津樂道——在洞窟的許多地方清楚地顯示出德國吐魯番考察隊曾經工作過的痕跡。一些壁畫表面上覆蓋著一種起到保護作用的灰泥，到處都可以見到裝飾性壁畫的殘留。
那裡的古跡和風光顯然給一些考察隊成員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爭相閱讀列考克的書——雖然所有人都已讀過了。
很快，車隊再次進入沙漠，而海拔也僅有30米，現在距盧克沁附近的著名凹地越來越近了。盧克沁位於吐魯番以南，根據斯坦因的說法，其最低處的海拔高度比海平面低980英尺（298米）。然而，此說還需進一步證實。
渾濁的空氣中閃現出一座陵墓清真寺，西斜的太陽在塵霧中變得慘淡無光。午夜時分旅隊在吐魯番進入一家旅館。
我們在這裡休息了一天，徐炳昶和我拜訪了市長兼司令黃將軍。黃將軍曾在喀葉噶爾待過，他知道喬治·瑪噶爾尼爵士。他還去過迪化至楚古查克的修路現場。為祝賀我的生日，徐教授在一間漢人旅館舉行了一場豐盛的宴席，市長也應邀出席，晚上甚至還辟里啪啦地放了一通熱鬧的鞭炮。
在吐魯番逗留期間，我意外地得到了一份非常有意思的地理報告，報告人是兩名吐魯番鎮居民。第一位是托克塔·阿訇，他在過去18年裡每年都要沿著乾涸的庫魯克河床去孔雀河畔的提肯力克三四次，目的是從那裡販羊到吐魯番銷售。另一位是我們的房東霍加·阿布都爾。
托克塔·阿訇的說法得到了霍加·阿布都爾的證實，阿布都爾·拉希姆是唯一到過那個地方的人，他曾是我1900年時探險的嚮導。
托克塔·阿訇說，7年前孔雀河曾經流入庫魯克河，自那以來一直如此。河流的分叉點在庫斯力克附近，順著老河床流動的新河因而流經英盆。那裡有一個渡口，因為水太深，只能用船過河。河水東流過程中水量逐漸減少，原因是河邊的支流吸收了許多河水，形成沼澤和小湖泊，河流在敦煌以北3天行程的地方乾涸淨盡，沒有形成一個末端湖泊。新的植被，尤其是蘆葦，迅速在庫魯克河岸形成，楊樹籽也生根發芽了，甚至魚也順水而下游往東方。
你可以想像我聽說這一情況後是多麼的快樂和滿足，因為1900—1901年我在羅布泊及其三角洲逗留期間已預見到這一情況。我曾將塔里木河的支流比作鐘擺，而羅布泊是鐘擺末端的鐘錘，它時而擺向南面，時而擺向北面。由於沙漠非常平坦，因此水對高度的任何變化都很敏感，當現在的湖床與河床本身隨著時間的推移被沙子、腐爛動物的屍體以及植被填滿時，水便流入北面的盆地，與此同時，在強烈的春夏風暴的吹刮之下，盆地已被越掏越深了。
正如我在1905年所言，很久以前流往樓蘭北面的河流現已回歸其舊河道了——雖然「鐘擺」的「擺動期」長達幾乎1600年，但令我滿意的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預見變成現實。
然而，我在吐魯番得到的情況——並非不可想像——也許是純粹的幻想或者是誤解的產物。同我一樣，諾林也急不可耐地想要去現場證實一下，自從河流改道以後還沒有歐洲人到達過那裡。可現在就去察看是不可能的，因為楊增新要求所有人先去迪化。但一旦我們被批准去羅布泊考察，3月1日我就會派諾林沿庫魯克河先調查一番。除了別的事情以外，我還指示他察看已經恢復的河道是否可以通行小船，因為我渴望在以後對該河進行地圖測繪，以便再度深入研究這個在我年輕時就花費了很多精力的水文地理問題。
7月中旬，我在斯德哥爾摩很高興收到了諾林於5月20日所寫的報告，其中說：「談到您打算乘船在那條新河流旅行的問題，我建議您放棄這一計劃，除非您能肯定自己可以溯河返回，該河所通過的樓蘭北部地區已經變成了由眾多小河構成的澤國，乘駱駝不可能接近三角洲地帶的主河道，甚至在亞爾當布拉克東面50公里的北面您也難以找到能夠承受人畜重量的地面，河流以南的情況我不清楚，但我們的嚮導說那兒有幾處水灣流向南方，駱駝無法通過這些地方。乘船沿河旅行很容易，但一旦到了終點，再乘船返回卻不容易。」
這樣，諾林不但證實了情況提供人的說法，而且還發現新河水量充足可以行船，因此我的計劃很清楚，那就是在冬季河流、沼澤和湖泊都已結冰的時候實施冰上旅行並對整個地區進行圖測。但該計劃的實施要視新疆的政治局勢而定，因此未來將決定我的計劃是否或如何投入實施。然而，由於諾林的調查，問題的主要方面已經清楚，我們完成了一次具有真正意義的地理征服（參看：《羅布泊，游移的湖》）。
吐魯番的市長和司令的官邸設在「老城」，「老城」僅有300戶居民，四道城門，其北部地帶幾乎無人居住。
2月21日，我們從「老城」的東門進城，然後又從西門出城，當時幾位友好的官員曾詢問了我們幾句，接著車隊進入「新城」。「新城」由亞庫布·別克建成，住有660戶居民，據說吐魯番人口中只有十分之一是漢人。
車隊經過一條很長的巴扎，巴扎的街道上蓋有遮陽頂篷。街兩邊排列著漢人店舖，紅色招牌和藍綠色條幅交相輝映，每家店的屋頂中楣上都寫著紅漆漢字，不時可看到一束束光線穿過突出的屋頂，在漢字招牌上形成一片片悅人的光斑和色彩。在街道南面的店舖群中偶爾凸起一座有灰色穹頂的清真寺。貨棧前坐著店主，有的賣水果，有的售糖果，還有經營煙雜、布匹和各色小物品。真是五方貨物雜陳，八方人物匯聚。街上通道狹窄，通往迪化的大道就穿過通道向西延伸。通道中人群摩肩接踵，熱鬧非凡，有騎馬的，有坐車的，有步行的。有駱駝也有驢，有托缽僧也有乞丐。
婦女們頭戴方巾，或步行，或騎驢，還有的坐在藍色小馬車中。兩輪的阿拉巴斯手推車運載著煤炭，尖叫的毛驢背負水桶。一串駱駝款款走來，背馱大捆大捆的棉花。一陣陣喧鬧聲撲面而來，人的吆喝聲和說話聲，車子的噪音，叮噹的鈴聲充斥著街道，黃昏就在這個時候不知不覺地降臨。衛隊興致勃勃地行進在我的馬車前面，為車隊在人群中開出一條道，車子滾動時發出的吱呀聲和市場上的各種聲音交織在一起。車隊終於來到一條水渠邊，毛驢身上的水箱被灌滿。一群雪白的鵝在水中嬉戲，鴿子在附近起起落落，鴿哨發出各種悅耳的聲音。在車隊左首的一片墳墓中，兀然突出一座麻扎。
經過一個半小時的行進，最後一批樹木和田野消失在我們身後，周圍又是漫漫黃沙了。我們先是在荒丘之間行進，右面是紅色的山脈，不多久，車隊轉向西北，循一條谷地而上，那裡有一個小村莊傍臨小河。我們的行進路線再度脫離谷地，穿越左面的山丘，山丘主要由沙石構成，經年累月的烈風如銼子般把沙石「雕琢」成各種各樣的形狀。落日餘暉漫灑其上，猶如默默無聞的千年廢墟。最後我們終於到達康康村，東土耳其語稱為「肯迪克」，車隊就在此過夜。
次日的行進線路也是傍山而行，地上幾乎寸草不生。離開托格拉—蘇村時太陽已下山，黑夜接著來臨，諾林提著電燈步行在前引路。這裡的路比較複雜很容易走錯。胡莫和伯格曼騎著馬在前面先行，後面的人到達剋夫爾嘎村時，他們已安排好了簡單的住處並準備好了美味的雞湯。剋夫爾嘎村在漢語裡是「三口泉」的意思。
通往豁口村的路經過一片泛著紅色的多石地帶，這裡的石灰石中橫切著沙石，還有平坦的山脊和谷地。這裡是吐魯番地區和迪化地區的交界地帶，兩地的邊界標識是一塊界石。
2月24日，當我們從留宿的黑洞中走出時，週遭壯闊的景色躍入眼簾，但見群山之間鑲嵌著一條狹窄的谷地，溪水從中奔湧而出，谷底亂柳搖曳，綠意盎然。一支毛驢商隊正在上裝，所馱貨物都是大捆大捆的棉花，準備前往迪化銷售。西北方則橫亙著紅褐色的高大山脈。
我們坐進馬車，又一次枯燥的旅行開始了。車隊首先緩慢而沉重地滾過河床的亂石然後趟過溪水，馬匹用盡全力將車拉上右岸邊的一條小路，在這裡又艱難地翻過幾處露出地面的岩石，車上的人被顛得左右擺動，大家都緊緊抓住車體以免被碰傷。
接著車隊又進入溪水，在茂密的柳樹叢中穿行，柳樹的枝條抽打著車頂、輕拂著車窗。剛剛費勁離開溪谷，我們又遇到了一處新的陡坡。這個坡度雖有所減緩，但對馬來說仍嫌太陡，馬走不出十幾步就要停下來緩口氣。我們後面的一輛車動不了了，所有的車伕都跑來幫忙，喊聲和叫聲響成一片。我們渴望趕快到達山口，但路千回百轉，一個彎接著一個彎，每個彎的前面又是新的天地。由於坡度很大，車隊只能緩慢前進。然而我們最終還是看到了陡峭的山口，這是一條深深的切割峽谷，其寬度僅容一輛車通過。北面是壯麗的雪峰，那是博戈多—奧拉山的南坡。
山口下的路更陡，在這裡有3匹馬被卸掉馬具，只剩下轅馬駕車。馬的前腿繃直緊貼地面，全身後仰後腿彎曲，有時候幾乎是坐在地面上，大家有時擔心沉重的行李會將馬壓垮，但好在一切順利，我們安全抵達河溝莊。
然而車隊還必須越過第二道山口。通往山脊的路雖短，但卻非常陡，每輛車需8匹馬拉拽。車隊在山口的北腳轉向西面，然後越過昨天晚上已經看到的那條河。該河將擋在前面的山系「劈」開兩個山口。北面山上的美麗雪原閃耀著紅色和紫羅蘭色，右邊是沼澤和冰層，很難跨越。車隊在一個名叫達阪的大村莊過夜。
第二天，我們繼續在高大的天山山系中西進，在左面還看到一個小湖泊。天黑時伊布拉希姆偏離了道路，差點把我們扔進一個不太引人注意的危險大坑中。今天的宿營地叫柴窩堡。
次日，車隊在一場東南風暴中艱難前進至一個村子。27日早晨向迪化做最後衝刺時暴風雪大作。車馬冒險行進，地面一片銀白，天空陰鬱濕冷。然而，早晨還未結束，雪已變得又濕又粘，雪水順著馬車窗戶向下流淌。路經多山地區，車隊翻過了好幾個高地。黑德和裡艾伯潤茲下馬步行，因為他們馬車的一個輪子壞了。
前面不遠處停著兩輛新的敞篷四輪小馬車，旁邊站著一小群人。很快我們就認出其中兩人為赫姆波爾和沃爾茲，第三個人是希爾莫，他是德國弗斯特公司駐迪化的代表。
我們盡可能坐進敞篷四輪小馬車中——這種車走得較快。車隊進入一條滿是泥濘的街道，在一幢單層的俄式房子前停住時，下午剛剛開始。這幢房子屬於在去年秋天就已經破產的俄—華銀行，現在楊增新將它撥給我們使用。我們那些先前抵達迪化的人——馮·考爾、傣特曼、哈斯倫德和學生李前來迎接我們，並立即帶我們去吃飯。與我們一同用餐的還有楊增新的翻譯塔塔爾·布爾汗及其停車場的主管。我們在迪化逗留期間，布爾汗和俄羅斯人吉米爾金將作為侍者和聯絡官聽候我們的差遣。另外為考察隊中方人員服務的兩名漢人官員是吳和李。楊增新托布爾汗向我們轉達了他的歡迎之情——現有的情況已與1月大不相同了，當時我們剛越過新疆邊界，被懷疑圖謀不軌。
用餐之後，有多人來訪，其中兩人為天主教傳教士——德國人希爾布倫納神父和荷蘭人費爾德曼神父。這兩個人都是活潑而愉快的學者，在迪化期間和他們在一起相處愉快。他們為我介紹了迪化的形勢。
在寬闊的庭院中，霍德博士的氣象站已開始展開全面工作，觀測工作由傣特曼和李負責。霍德本人則前往博戈多—奧拉，在2700米的高度設立了一座高山觀測站。
現有，所有的工作人員都逐漸會集到了新的大本營，俄—華銀行的房屋已明顯不夠用，因此德國人的領隊赫姆波爾就在這條街的不遠處另租了一處房屋，我與諾林、胡莫、伯格曼、徐炳昶和丁一起搬往那裡居住，每人一屋。
該房也是俄式，收拾得乾淨而舒適，屋主是一個塔什干的老薩爾特人。房屋臨街有一扇大門——大門通常在夜晚關閉。邁進大門就進入了一個長方形庭院。靠左邊有數級台階通向主通道，沿此通道可進入一屋。該屋的左面就是我的工作室與休息室，右面是公共餐廳，內置一長桌，桌上放著瑞典、德國和中國的小國旗。
胡莫博士的屋子緊挨著公共餐廳，看上去更像一個醫學實驗室，與之相連的是考察團其他成員的屋子。就在這套居室的對面，是低矮的廚房和中國僕人的居所。
直至晚上，我們才將房間收拾好，這到達迪化的第一天晚上我們就有一種回到家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