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屬人尊稱為「帕迪沙」的沙·馬蘇特是一位活潑、愉快而有趣的人，「帕迪沙」的意思是「王爺」。我們不需要翻譯，直接用其母語維吾爾語直接與他交流。他的第一個問題涉及柏林的A·V杄列考克教授，此人以其在吐魯番和中亞等地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考察工作而蜚聲世界。我對沙親王說，列考克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於是王爺便回憶起了他與列考克的一些事情，並請求我代為轉達他對列考克的問候。
沙親王對我的祖國瑞典的位置很不清楚，他問我：「您的祖國離伊斯坦布爾有多遠？」
「坐火車4天就可以到達。」我答道。
「噢，這樣說來你們確實是土耳其人的鄰居了。」——他只是去趟北京就需要3個月。
然後他開始詢問我們的亞洲之旅，他不理解考察隊怎麼會在路上走了8個月而商隊走完這些路只需要3個月。我向他解釋說，我們要一路上進行觀測並收集資料。我問他為什麼這裡的人這樣害怕我們，為什麼覺得我們不懷好意。他說：「這麼多全副武裝的歐洲人來到我們的邊界地帶，我們當然會懷疑你們可能是敵軍的先頭部隊。現在正在打仗，我們必須小心提防。但我們沒有害怕您，尤其當知悉貴國王子曾褒獎過您時更是如此。而且北京政府也建議對您以禮相待，然而，我們無法知道您的真假，當然，現在一切都明白了。」
我們辭別沙親王后又去拜訪劉旅長，劉旅長現在對我們非常慇勤，他邀請所有旅隊工作人員參加宴會，除了他，鎮政府官員和沙·馬蘇特也將出席作陪。宴會將在玉勒巴斯汗的府上舉行，那是沙親王唯一能去的地方，因為只有在那裡他才不會吃到用豬油炒的菜。
我們還拜訪了市長，他是一位相貌堂堂，和藹可親的人。
將軍阿也友好地接待了我們，他在新疆服役30年，其大半軍旅生涯是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度過的。
在郵政局長陳先生的府上我們不但吃到了胡桃，而且得到了很有價值的建議。
考察隊忠誠的蒙古人1月29日從營地進城購買衣服和給養，他們的大帳篷、他們本人以及肥大的皮襖將我們的庭院佔得滿滿當當，與此同時各種各樣的回拜接踵而來，人群顯得更加擁擠。回訪的人中有劉旅長，他在騎兵的簇擁下坐著精緻的小馬車走進了院子。我們的俱樂部帳篷現在已變成了手術室，因為陳先生的小女兒被狗嚴重咬傷，胡莫博士正在給她治療。不得已，我只好在我簡陋的工作室招待劉旅長，茶杯就擺在我的寫字桌上。劉旅長送給我一張漂亮的豹子皮，作為對我前天的禮物的回贈——禮物當時由諾林轉交，是一副帶有支架的大型望遠鏡，他非常喜歡這一貴重的禮品。他向我們奉上了一大堆咬文嚼字的恭維話，他說自己在南洋生活過幾年，曾與很多歐洲人打過交道，但從未遇到像我們這樣的好人！他喋喋不休，不知疲倦地祝賀徐教授和其他中國人能夠有機會隨同我們一道從北京來到他的鎮上和更遠的地方。他甚至大膽地將新疆比作一個藏在家庭中的錢箱子——但只有掌管鑰匙的人才能將其打開。現在，我們來了，帶著打開新疆所有寶藏的鑰匙。他肯定地說，我們的工作不僅對新疆有利，而且對整個中國也有益。
與此同時，沙親王還邀請我觀看獵鷹的場面。獵鷹的季節一般在秋季，其方法是將鴿子或母雞置於張開的網中引誘獵鷹，待其上鉤後予以生擒。馴化獵鷹通常需要15天，主要是訓練其如何用帶鉤的爪子獵取狐狸和兔子等獵物，並老實地蹲踞於獵人的皮手套上。獵人帶著獵鷹在冬季狩獵，一到夏天它們就會被獵人放飛，因為秋天到來時獵人將誘捕新的鷹來訓練。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即那些被獵人放走的獵鷹又一次落入獵人的誘捕網中。
「老虎王爺」玉勒巴斯汗是一位很有影響力的人物，他是沙親王的左右手，與中國當局有很好的關係。他出面擺平了我們的事情。他對我們幫助很大，幫忙管理駱駝，尋找牧地和牧人，購買給養和馬車，總之，他處處都在幫助我們。
他的房子是伊斯蘭風格的兩層木質結構，門廊上面掛著兩面五色彩旗。軍樂隊在拱門入口處吹奏喇叭，聲音甚是嘹亮。街道上擠滿了看熱鬧的人群。玉勒巴斯汗領著我們進入院子，兩邊士兵立正敬禮，主客登上樓梯，進入內陽台。站在內陽台上，回城和帶有城牆的漢城風光一覽無餘，北面的天山山脈和眩目的雪原景觀盡收眼底。冬季的花園裡玫瑰盛開，夾竹桃和天葵也各展風采。主人們在大房間等候，其中兩人帶我們在這個漂亮的宮殿轉了一圈。
在玉勒巴斯汗府上舉行的宴會就要開始了，賓主就座於3張圓桌邊。我和沙親王坐在中間的桌子。劉旅長和徐炳昶教授在第二張桌子旁就座。在第三張桌子就座主人位置的是市長，坐客位的是拉爾森。按照習俗，沙親王走到我的跟前，端起酒杯和象牙筷子舉至前額，然後右手在我的椅子上方輕輕一掃，似乎是向我表明椅子是乾淨的。
餐桌上擺滿了豐盛的珍饈，有鯊魚鰭、竹筍、烤鴨等。沙親王請我們喝酒，他本人由於信仰伊斯蘭教而不飲酒。
沙親王的談話很有趣。
「你的年輕同胞為什麼要將可敬的鬍子刮掉？是為了看上去顯得年輕嗎？鬍子是男人的裝飾品，刮掉鬍子是不對的。」沙親王看著諾林和伯格曼說。
「你結婚了嗎？」他問我。
「還沒有。」我答道。
「太奇怪了！你為什麼不結婚？」沙親王問。
「哪有時間呀。」我答。
「噢，哪有比結婚還重要的事情，一個人起碼應該有一個老婆和一大堆孩子，到迪化後你一定要娶一個俄國女人。」沙親王說。
太陽下山了，沙親王出去唸經。唸經回來後他注意到拉爾森沒有喝中國葡萄酒，於是又提了幾個有趣的問題。
「他為什麼不喝酒？」他問我，「他是不是一位牧師或猶太法律學家？」
「他是牧師。」我回答。這當然不是真的，但拉爾森年輕時曾當過傳教士。
「我們的牧師也不喝酒，但為了補償，都吃得很多，所以他們的胃口都大得驚人。」沙親王說。
宴會結束時裡艾伯潤茲使用閃光燈給大家照相，看到這種情形沙親王急忙跑了出去，因為一個虔誠的穆斯林是不能照相的。
宴會舉辦得很成功——獨特而富有色彩，很久以後我仍然能想起這件事情。我們向主人告辭，再次經過鬧哄哄的軍樂班子，坐車回我們的住處。透過塵土飛揚的街道，我看到店舖的漆柱閃耀著鮮紅色的光芒，深藍色的天空掛著一輪新月。我們因勝利而備感振奮，不久前我們剛越過邊界時曾遭到逮捕和繳械，像俘虜似的被對待，這裡的人把我們看成是一些居心叵測的人。而今沙親王和將軍卻對我們以禮相待，想盡辦法討好我們。他們給我們送來大米、羊和瓜等食物，似乎想要盡可能地讓我們在此地多停留一些時間。顯然，我們的到來給這裡帶來了極大的變化，人們的好奇心似乎還未得到滿足。
當然，我們的作派也要得體有禮。我們於次日舉辦了一場答謝宴會，和昨天的宴會一樣，不同的是昨天的主人成了我們今天的貴賓，昨天的貴賓則成了今天的主人，而且38歲的卡拉沙魯音吉亙活佛也是今天的貴賓之一。確切地說，卡拉沙爾土爾扈特人的王爺是卡拉沙魯音吉亙的侄子，但由於後者尚年幼，其王爺事務只好暫由吉亙代理。
瑪斯考爾在一張桌子上陪客，他和客人們一杯接一杯地飲酒，每次都是一飲而盡，這引起了中國人的極大好感，他們大聲為他叫好。瑪斯考爾和他們一起玩一種猜拳遊戲，猜拳時兩人互為對手，同時向對方伸出若干手指，並大聲喊出一到十之間的一個數字。瑪斯考爾有一次輸了，一下被罰了9大杯酒，他眼睛眨也不眨地一口氣干了9杯，所有在場的中國人都大聲為他叫好。
晚上，郵局通過肅州轉來了一封齊莫曼於12月18日寫的信，信中證實甘肅當局已經禁止額濟納河畔的氣象站的工作。
前幾日，齊莫曼接待了一個由4名中國人組成的調查委員會，他們禮貌而周到地要求檢查並記錄氣象站的活動和觀測紀錄。調查結束後他們返回肅州，學生馬與他們一同前往，以便進行口頭和書面解釋。齊莫曼當時只剩下15塊錢了，但他很快就接到了哈密和北京的援助。他還有11只大箱子的儲備，有麵粉和大米。他擔心如果我們在新疆邊境遭遇敵意，那將對額濟納河氣象站的工作產生負面影響。
2月1日，蒙古王爺來拜訪我們，他這次來拜訪我們乘坐的是一輛由一匹黑馬拉著的小型俄羅斯敞篷四輪馬車，他的衛隊由身著整齊灰黃色歐式軍服的強壯的土爾扈特青年組成，他們胯下都是清一色雪白駿馬，看上去煞是威風，給人留下了極好的印象。
黑德在徵得劉旅長的同意後打開貼有封條的箱子，取出一支步槍作為回禮贈送給蒙古王爺——他使我們意識到他做夢都想擁有這樣一件武器。而且與他做朋友對我們也許有用——由於其地位，他在新疆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作為答謝，他送給我和徐教授每人一張天山熊皮，後來在迪化他又送給我一匹良種蒙古駿馬。
為了熟悉哈密的情況，我與徐教授、黃文弼和匡進行了一次旅行。我們的馬車碾過厚厚的塵土，不時遇到步行者和騎在牲畜上的人，還有一隊隊拉著柴火的公牛車和由高大的駱駝組成的小旅隊。路邊流淌的溝渠水灌溉著柳樹、塔形楊樹和桑樹。
我們首先來到左宗棠祠堂。
在左宗棠生活的時代，他與李鴻章、曾國藩形成了中國的權力三巨頭。大約在1880年，他們剿滅了中國內地的太平天國叛亂。平定陝西後，左宗棠又挺進新疆鎮壓叛亂，將這些廣闊的地區重新置於中華帝國的統治之下。因此，為紀念左宗棠收復新疆之功，在哈密為他建立了祠堂。「新疆」意即「新的疆域」，即得名於左宗棠鎮壓新疆叛亂後，以前這一地區一直被稱為「西域」。
我們穿過幾道頭頂雕樑畫棟、兩邊是紅漆柱子的門廊，跨過兩處庭院之後進入祠堂，房屋中心有一個像舞台一樣的小檯子，檯子上的壁龕裡有一幅高約一英尺的左宗棠畫像，畫像上他身著黃衣和官帽，留著黑鬍子，看上去很剛毅。在他的畫像前面放著一盒香，專為祭拜之用。有一塊碑上記載著他的所有功勳和榮譽，在另外幾塊碑上則記載著他的軍隊將領的名字。
鎮子的邊緣地帶有一座陵墓清真寺，這是一座立方形建築，上覆無紋釉陶，其前部飾以皮什塔克和壁龕。它的一切都是直線和點的組合，在其上沒有發現其他的伊斯蘭建築通常所具有的圓形曲線。在其穹頂之下埋葬著沙·馬蘇特的祖父和其王室的另外幾名成員。
第三場宴會的時候到了，我們受到王爺般的禮遇。這次宴會的舉辦者是哈密的軍官團，參加者和前兩次一樣，都是鎮上有頭有臉的人物。
我們在哈密已經熟悉了新疆奇特的貨幣制度，其一般的支付手段是獨一無二的錢證，名叫「新疆兩」，「新疆兩」印於迪化。小銅幣「大錢」也在流通，其中心中有一方孔。有時還可看到「亞姆鮑斯」，這是一種船形銀錠，中間有鎮當局的印章。我們那些即將返鄉的蒙古人只能帶著銀元上路，因為「新疆兩」在新疆以外不值一錢。我們需要2000塊銀元，一位來自維爾內的西土耳其斯坦商人阿訇·巴依為我提供了幫助，他幾乎不相信在整個哈密能找到2000塊銀元，但他卻想辦法東拼西湊地弄到一些。然而，時下一塊銀元已漲到4新疆兩，如果別人知道我們需要銀元的話，價格可能就會漲到6新疆兩，後來還是玉勒巴斯汗幫忙以平常的價格弄到了我們所需的銀元數目。
在哈密期間，沒有比胡莫博士更忙的人了，求醫問藥的人不斷來找他。他還有許多需要登門服務的病人，如沙·馬蘇特的兒子、市長、劉旅長等等。
2月2日晚上我們的蒙古人起程了。他們警惕性高，服務忠誠，我對每個人都表示感謝，希望他們旅途順利，他們已完成了自己在考察隊的任務，現在要去城外自己的營地，2月12日才能正式開始返鄉的長途旅行。6月5日我收到拉爾森發自張家口的信時仍沒有聽到他們返鄉的消息。我衷心祝願他們在穿越戈壁沙漠時不要落入土匪的魔掌。
我們將70匹最好的駱駝送往吐魯番牧養，以便以後將其重新納入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
次日一群熱鬧的慶祝新年的傢伙走進了我們的院子，隊列的前面是兩個扮做女人的男子，他倆走在船形的木框子中。他們表演了一通滑稽戲，把「小船」搖得好像行駛在大海上一樣。他們的後面是樂隊，有人手拿釵鈸，有人手拿兩塊硬木板，時不時敲打出清脆響亮的聲音。他們在我們面前組成了一個半圓形，唱了一首歌，末了還請求我們不要見笑。
當天剩餘的時間被用作告別回訪，當我們被告知將有一支軍事護衛隊陪同我們一同前往迪化時，我問他們是否還把我們看成是一群土匪，要不為什麼還要派這麼多士兵陪同我們。我得到的回答是：「不是，根本不是，這是一支儀仗隊，只有地位崇高的人才配享有這種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