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旅隊繼續西進，晚上的氣溫已降至零下21杄7攝氏度。我們所行的地方非常單調，全都是艾米爾塔格和卡爾力克塔格所構成的山地，它們都是天山山脈最突出的部分。路上我們一次又一次遇見凍得僵硬的駱駝屍體——黑德和徐炳昶的縱隊肯定遭受了嚴重損失。
從15日起，大家行進時靠得很近，因為現在隨時都可能碰上新疆的巡邏隊。我們沿著西南方向行進，尋找斯坦因地圖上標出的明水和穆傲溝之間的道路。我們當天就跨越了明水通向巴裡坤的道路。
冬天的大地一片潔白，18日出現了第一個石頭路標，次日我們的漫漫孤旅就結束了，當時大家剛跨越了一條在深約3米的渠溝中流淌的小河，然後就看見了西面山脊下綠洲中的柳樹和楊樹。我們溯渠溝而上，在左面看到了一間佛堂，佛堂裡面唯一的「尼姑」是一頭大黑母豬。在附近的一座暗色山丘上有一個麻扎，這是伊斯蘭教聖人的墓地，麻扎有圍牆和圓頂。我們還看到了牧草、野玫瑰叢、農舍、黃泥屋和有圍牆的院子。大家在一小片柳樹林邊紮營，該地叫穆傲溝。瑪斯考爾到來時駐紮在這裡的200名士兵已不見蹤影。我們只找到了5位漢族農民和3位維吾爾族人，其中一名72歲的維吾爾族人名叫霍達耶爾，他是附近的陶勒村的長老。他有50匹駱駝，其中的25匹救了拉爾森的行李。關於我們，他所聽到的是一支2000人的隊伍。能夠再次用維吾爾語交流真讓人興奮，我已經有十幾年未講過這種語言了，但現在仍然沒有完全忘記，經過複習以後很快就能使用了。
在這裡買一隻羊要花5塊銀元，30只草原飛禽值4塊銀元。我們購買了一些非常好的小麥麵粉、雞蛋、洋蔥和圓白菜。真難以想像，在沙海中搏擊了70天之後，我們終於在文明的海岸登陸了。向晚時分，胡莫喊道：「拉爾森來了。」真的，在落日餘暉的照耀下拉爾森身著紅色皮襖、神采煥發地走在50匹雇來的駱駝前面。
夜深時，西方傳來駝鈴聲，那是一支由1000匹駱駝和25頂帳篷組成的駝隊，他們要東去包頭。看來，交通禁令被解除了。
我們仍在原地待了一天，並接受了張大人的來訪。他是監視我們的部隊的指揮官。他告訴我們，袁教授的縱隊於一周前打此經過。這真是個好消息，我們再也不用操心已經好久沒有消息的袁教授縱隊了。
1月21日出發時，胡莫、伯格曼和我使用了一種新的交通工具。這是一輛帶有兩個輪子的寬闊馬車，全長4杄65米。一匹馬走在車轅中間，另外3匹則拴在前面的長繩子上。胡莫用蒙古毛氈、墊子、睡袋和毛皮鋪在上面，坐在上面既軟和又舒服。趕馬人和馬童都是蒙古人，當馬車的行進速度加快時，他們就坐在馬車的正前端，一般情況下他們則是跟在車邊步行。趕馬人不用韁繩，只是「噢！噢！一撲！一撲！」地吆喝著，他們只偶爾使用一下鞭子。馬狂奔起來也不會出什麼事——草原很大，馬車又結實又安全。
我們在黃龍崗村附近度過了1月22日夜晚，考察隊的前進路線在此與通向安西的大商路交會了。23日是中國的新年，因此一大早，僕人和村裡的老人都來拜訪我們。這一天街道兩邊的商店都關了，只有商店門前的木柱子上裝飾著常見的紅色年畫。
然而，我們不能被中國的新年慶祝所耽擱，大家很快就上路了。不久我們就看到了考察隊3個縱隊的138匹駱駝在放牧，接著又看到來自北京的電報線經由安西伸向遠方。我們時而走在長滿植被的沙丘之間，時而走在平坦硬實的沙漠地面上。一路上，古老的烽火台遺址隨處可見。我們的「大部隊」時常通過一些路邊長滿楊樹和柳樹的小村莊，村子裡有的漢人聚在一起高談闊論，有的漢人聚在一起喝酒慶祝新年，孩子們則在嬉戲玩耍。這兒老狗帶著小狗在狂吠，那兒一樹寒鴉鼓噪。前方不時出現的墓地又提醒人們一切不過都是過眼煙雲。經過清洞子村時，有毛驢和牛正在開闊的池塘邊飲水，旁邊停放著一輛馬車。
我們已經跨過了穆傲溝東面的新疆邊界，現在正在靠近該省的第一個城鎮。突然，前方塵土中有一支黑色的騎兵隊伍飛馳而至。為首的是一位別克，即王爺，他身著一襲毛邊袷袢，身材魁梧結實，威風凜凜。彼此通報後他便陪著我們繼續前進，我們談論著一些有關哈密形勢的話題。慢慢地，所行路線逐漸變成了一條大道，旁邊有水渠和老邁的柳樹。進入街道，但見兩邊都是灰色的牆壁；走過小橋，只見兩側雕欄夾道。我們的馬車轟隆隆地穿過漢城的雙重城門，最後來到劉旅長的衙門前，旅長的隨從在外院恭恭敬敬地接待我們，士兵們夾道向我們致敬。進得內院，但見大門上掛著兩面紅旗，客廳中有幾位官員在等候，其中有市長和玉勒巴斯汗——一位維吾爾族的權勢人物。正在用茶之際，劉旅長走了進來，他身材瘦削，面色蒼白，舉止儒雅。我們立刻就熱烈地交談起來，懂英語的郵政局長陳先生做我們的翻譯。陳先生是一熱情有禮的小個子，他曾以各種方式向考察隊的前鋒提供過幫助。
劉旅長詢問了我們的旅行情況和旅行中所遭受的磨難，同時還問到了我們的考察路線、駱駝的損失以及我的病情和其他一些事情。我問他我們何時可以去迪化，他回答說任何時候都可以。我說我想把諾林和伯格曼直接從這裡派往羅布泊，劉旅長遺憾地說只有迪化的楊增新能決定此事，他說將就此事立即給楊增新發一封電報。他瞭解我早年的中亞探險經歷，他說現在在新疆旅行比過去要安全得多。
劉旅長接下來談到了楊增新提出的我們繼續前往迪化所應遵守的3項條件，即解除武裝、檢查行李和留下蒙古人。他解釋說，採取這些措施的原因是由於該省處於戰爭狀態已經3年了。我請他放心，向他保證蒙古人一定會被遣送回家，因為他們不熟悉這裡，不懂新疆的語言。我們的行李則任由他檢查，正在路上的拉爾森將受命把所有行李卸在衙門的大院裡。劉旅長問是否可以檢查馬車上的東西，我欣然同意。劉旅長說檢查行李時我必須在場，我告訴他說完全沒有必要，我願將此事交給他和他的手下。然而在檢查行李時，胡莫、諾林、伯格曼仍在現場——所有事情在幾分鐘內就搞定了，他們幾乎什麼也沒碰。
劉旅長在院子向我介紹了他的12名軍官，他們都穿著長袍馬褂。然後我們就離開衙門，士兵們再次向我們致敬。
徐炳昶和袁復禮告訴我，所有這些誤解至少應部分歸咎於北京的一位學生寫給考察隊的一名學生的既不嚴肅、措詞又不恰當的信件。他在信中開玩笑說：「祝賀你加入了200名『好戰的』人之中。」寫信的人大概是想說我們的人很多，而且有精良的武器用以防身。然而，迪化當局看到這封信後，便將我們所有的信，不管是中國人的信還是歐洲人的信，統統都送到北京去審查。可能是審查局告知新疆當局我們的信件中沒有被禁止或值得懷疑的內容，因此我們8月至11月的信件得以留在迪化，現在它們已被送來哈密——郵政局長陳先生在我到達的第一天晚上就轉來一大堆讓人心情愉快的信件。
儘管有黑色的謠言和滿天的陰霾，我們還是到達了哈密，這個小回城處在沙漠的邊緣和天山腳下，是地球上距海洋最遠的城鎮之一，它深藏在亞洲腹地被人遺忘的角落，到這裡來訪的歐洲人寥若晨星。哈密有漢城和突厥城，有回人巴扎，即集市，還有清真寺，也有漢人商舖和廟宇。作為一個邊境衛戍重鎮，好幾位將軍的司令部都設在這裡。哈密地區被看做戰區，只要中國本土的將軍們之間發生內戰，負責新疆省安全的統治者就要提防來自東方的入侵。
新疆有一則諺語說：「哈密瓜天下聞，吐魯番的葡萄香又甜，庫爾加的良馬能追月，庫車的女人賽天仙。」哈密鎮的四周散佈著大大小小的果園，裡面種植著各種果樹。這裡的灌溉用水都來自北面的天山。好幾條重要的商路都起自哈密，經安西到肅州、蘭州和寧夏線，還有我們已部分試走過的路線都穿越了大沙漠。
第一天我就感到我們的待遇似乎得到了改善。當然，我們仍然是俘虜，但儘管如此我們卻受到了很好的關照。然而，另一方面，新的麻煩事卻伴隨著肅州的馬姓學生的一封電報一起來了，馬與齊莫曼和索得鮑姆留在了額濟納河畔的1號氣象站，他的電報說，甘肅當局已經禁止了1號氣象站的活動，並命令他們撤離該省，他們的資金已告罄。在郵政當局的幫助下，我們立刻通過電報指示給馬支付100塊錢。
這次我又見到了已經分別4個月的袁教授，他的沙漠探險之旅成果豐富。除了大量的發現以外，他還在陳藩附近地區發現了3座古城。他的人和牲畜狀態都不錯，而且花費也非常少。他還去了一趟額濟納河的氣象站，並帶來了一封齊莫曼於12月1日寫的信，信中說：「袁教授彬彬有禮，非常友好，他的手下也一樣，在各方面都是可以相交的人，我們在一起工作和生活，非常和諧。氣象站工作秩序井然，每天早上7點和晚上9點的觀測工作非常準時。我們身體都很健康，一切都很棒，令人心滿意足。」
索得鮑姆也在信上寫了幾句話：「向所有人問好。這裡一切平安，我們很喜歡這個小聚居地的平靜生活。」
這便是12月1日的情況，自那以來幾乎兩個月過去了，現在又接到了學生馬這封令人不安的電報，徐教授向肅州的民政和軍政當局拍了電報，並詳細寫信作了解釋，我們其餘的人只能等待事態的進一步發展。
考察隊在哈密一直待到2月4日，在這段休整時間裡我們與當局的關係一步步得到增進和改善。拉爾森的人馬所帶的行李被檢查時，劉旅長也在現場。在這次檢查中他們從我的一隻箱子裡取出了一幅張作霖的大畫像，上面有他的親筆題詞和簽名。顯然，這幅畫像給劉旅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概就在這個時候，旅隊的一位漢人嚮導要返回歸化城，他將帶走大批駱駝，並把我們的21個蒙古人送回家去。除了應得的報酬外，每個蒙古人還額外得到了90塊錢、充足的麵粉、茶葉、羊肉和兩匹雇來的駱駝。但蒙古人的出發時間被推遲了，因為所有東去的商隊都要以其畜力為軍隊服務，否則不准上路。但是，由於有當局的幫助，我們得到了比較好的對待。
我給楊增新發了一封電報，告知他我們最後一支縱隊已抵達哈密，感謝他的款待和關心。我還表達了想與其盡早結識的願望，同時我也請求他允許諾林和伯格曼直接去羅布泊。在回電中，楊增新表示歡迎我們去新疆，至於去羅布泊的問題則必須等我們到迪化方能決定。顯然，他想親自瞭解我們。因此，所有的考察人員、不管是中國人還是歐洲人，都必須在新疆的首府露一下臉。
有一天，我們的朋友、郵政局長陳先生請我們吃飯。席間38道菜一個接一個地端了進來。我們正在吃飯時門口傳來了聲音——劉旅長在騎兵的簇擁下，前來對我們進行新年拜訪。我們沒有出去迎接，據稱當一個達官貴人前來拜年時不出門迎接是失禮的行為，但如果我們都去接待他，那一天時間就不夠了。
第二天，徐教授和我驅車去回拜劉旅長。我們先去拜訪了沙親王，
6名穿羊皮襖的士兵領著我們，車子滾過塵土飛揚的大路，進入兩邊都是牆壁、樹木和水渠的街道，最後抵達沙親王的住宅。他的中國風格的宮殿四周環繞著高大的泥牆，幾頭毛驢正從拱門進入，身上馱著一捆一捆的柴草，這些柴草來自草原，是做柴火用的，有的毛驢身上馱著木質水桶，桶上覆蓋著一層白霜。
我們走進一個寬大的客廳，裡面鋪著地毯，桌子和一排一排的紅椅子四散擺開，牆上掛著4幅很大的卷軸，其中一幅上寫有漢字「福」和「長壽」，這是沙親王4次去北京朝覲時，皇太后對他的賞賜。
我們剛被領進一間小一些的會客室，著一身中式服裝的沙·馬蘇特出來迎接我們，漢人稱其為「沙親王」，他的禮儀非常周到。他年約七旬，身材矮胖，面色紅潤，慈眉善目，鬍子雪白，鷹鉤鼻子格外惹人注目。自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以來，他的家族就一直以哈密為首府和居住地。然而，沙·馬蘇特的權力是虛的，嚴格說來，漢人只是僅僅容許他的存在而已。他從虔誠的教徒那裡徵稅，據說比漢人的稅額還要重。因此，據說那些虔誠的穆斯林也不怎麼喜歡他。他的女婿住在吐魯番，在庫車也有一些他的家族的「影子」王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