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供應縱隊」該向馬木進發了，在我們向哈密進軍之前他們要對給養進行補充。馬木坐落在額濟納河右岸，距離我們有223公里之遙。10月13日午飯之後，瑪斯考爾率領旅隊出發了,他們手下有學生劉和馬，一名趕駱駝的漢人和7匹駱駝。他們要完成一系列任務，頭等重要的大事是取回從北京來的郵件，它們是徐教授和其他中國人渴望已久的東西。我也急切地想看到這些信件，因為我想知道北京委員會對我的建議的答覆。
我和徐教授寫了許多信件，交由馬木的郵局寄走——考慮到考察隊將來的變故，這些信件還是相當重要的。它們都是徐教授深思熟慮的結果，為了穩妥起見，他把這些信件都為我譯成了法文。
其中最重要的一封信是寫給迪化的新疆「統治者」楊增新的，他擁有很大的權力。在信的開頭，我們向他簡要地介紹了考察隊的科學目的和在額濟納河的旅行，然後告訴他考察隊很快將轉向哈密和善鄯，然後由此趨向吐魯番和迪化。
「我們欲在哈密建立一座氣象站，我們得知您總是不遺餘力地襄助科學事業，我們相信您也將支持我們的考察活動，我們懷著極大的敬意等待您的消息，期望您敕令沿路各當局在必要時予我們以協助。抵達迪化後，我們將親自登門拜訪，親耳聆聽您的高見。為不致唐突，現提前致函前來，敬請過目。」
這個簡短的信件對楊增新而言並不算什麼新情報，因為在冬天，張作霖元帥已經將考察隊的事情電告了他，並且還給我寫了一封親筆簽名的介紹信帶給楊增新，而與此同時，我們的北京委員會也已經告知新疆方面考察隊即將到來的事情並請求予以支持。
我們這封信件的目的旨在告知楊增新考察隊的行動路線和考察隊目前的情況。他肯定已經等待好久了！他將如何接待我們？中國的政治局勢——關於這方面的情況我們已經耳聞了一些不確定的傳言，這將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他對我們的態度？自1911年以來就在新疆實施鐵腕「統治」的楊增新會不會感到這場由中外科學家組成的科學考察是入侵？我們能否成功？對這些我們自然一無所知，然而這種種不確定性卻增加了考察的魅力和懸念。在前去哈密的路上這些擔心肯定會與日俱增，所有這些神秘疑問的答案只有在到達新疆邊境時才能得到。
考察隊的中外成員都利用此次機會向遠方的親人寫信，因此郵件變得十分沉重。一切就緒後，送信的「郵差」隊伍就上路了，瑪斯考爾挺著筆直的身體平靜地走在隊伍之中——他帶著自己的駱駝要走完第一段行程。劉蜷縮在牲畜背上，開始著手畫行軍路線圖。
瑪斯考爾從我們中間離開後，我們這座移動的「城」的一位「居民」變得非常難受，那便是小羚羊。它四處亂蹦，徒勞地在瑪斯考爾的帳篷中尋找它的主人，晚上在篝火旁它也是焦躁不安和滿腹狐疑的樣子，我們費了好大勁才將它逮住並鎖在俱樂部帳篷的儲藏室中——它的睡毯已經鋪在那兒了。伴隨時光一天天地流逝，瑪斯考爾也變得越來越遙遠，小羚羊也慢慢平靜地接受了命運的安排。然而，所有人都相信，它不會忘記它的主人、保護者和朋友。
和各種實際的準備工作一樣，大本營的科學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天氣好時，傣特曼不管在白天還是晚上都要進行天文位置觀測，10月12日，經過一系列的觀測和接收瑙恩時間信號後，他確定了1號氣象站的地理位置，其所在位置為額濟納河畔。通過新的觀測手段，他打算盡量使觀測結果接近最終值，與此同時，他還在畫水彩畫。
為了尋找理想的1號站位置，幾支小分隊出發作短途考察，但最終我們還是覺得最合適的地點莫過於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營地，這是拉爾森在9月23日選定的，這樣，霍德博士就可以和他的中國同事們於10月中旬開始著手建立氣象站了。
經過一番忙碌，氣象觀測工作就正式啟動了，湖岸附近的空地上豎起了籬笆，裡面很快豎起了4根高高的柱子，用作氣象觀測的儀器就要放置在這些柱子上面。
霍德博士每天都要釋放試驗氣球，他十分熱衷於研究夏秋高空氣流運動的結果。10月12日的氣球升至距地面14840米的高空，這已相當於15700米的海拔高度了，連續5周的觀測結果出來以後，這一數值還會變得更為準確，而根據一年半以後的觀測結果，我們就會更加接近真正的絕對高度。
在10月15日以前的日子裡，大多數人，首先是我，可以說憂心忡忡，因為我們的給養開始短缺。旅隊雖然能夠平安抵達哈密，但在那兒需要用錢。我已為自己向迪化轉了一大筆款子，但現在還需要將一部分錢轉往哈密，以便我能夠順順利利地從那裡旅行到迪化。
因而這些天我要做的事情很多，我從早晨到深夜一直坐在帳篷中的「寫字桌」前不停地寫呀寫，只有當晚上帳篷前的篝火燃起時，我才出去坐一兩個小時，與其他人聊聊天或聽聽音樂，然後便回帳篷繼續工作。每過兩個小時，門托都要進來換一個火盆，裡面是紅彤彤、暖洋洋的木炭火。
為了使信件盡可能快地抵達斯德哥爾摩，所有外國信件都要委託給迪化的郵局，經由一條較馬木更為安全的路線送出去。
10月8日我給沃爾茲下達了命令，要他在10月15日出發前往迪化去送信，他欣然接受了這一重要任務，高興和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沃爾茲來自巴伐利亞，是一個出色的運動員和登山家，他渾身好像總有使不完的力氣，他屬於那種不知困難為何物並酷愛野外挑戰的人。
從額濟納河到哈密的直線距離為650公里，哈密到迪化的距離為550公里。然而，這位信使還要再從迪化返回哈密，再走550公里，這樣他總共要走1750公里，但事實上道路並不是一馬平川，最後他至少要走2000多公里的路程。
將這樣一個不愉快的任務交給一個手下使我內心感到很不安，並且只有兩個趕駱駝的人跟著他，一個是蒙古人薩爾徹，另一個是年輕的中國人。他們要途經一些土匪出沒的地區，因此我很不放心。但沃爾茲本人卻一笑置之，聲稱他倒確實希望能與土匪們會一會。那兩名亞洲人也很高興能夠與沃爾茲一同前往，和沃爾茲一樣，他們也認為這次使命是對自己極大的信任，是一個榮譽。
拉爾森在一旁平靜地斷言，如果沃爾茲說的情況出現，土匪們將倒大霉，因為勇敢的沃爾茲是一個神槍手。裡艾伯潤茲則聲稱，如果誰能為他搞來一隊真正的土匪讓他拍攝的話，他願意為每名土匪出價50元。他還說，如果人們事事害怕的話，那最好不要來亞洲旅行，而應舒舒服服地待在家裡吃肉喝酒。
沃爾茲只能帶一頂帳篷，那兩名同伴也要與他睡在裡面。拉爾森的任務是挑8匹最好的駱駝供他們使用，3匹用做乘騎，其餘的馱載給養、冬衣、睡袋、帳篷、個人裝備、武器彈藥、炊具和兩個小水壺。
我為他們規劃的行軍線路是沿著巴裡坤的大旅隊所走的路線通往古城。到達這裡以後，騎馬或坐馬車與隨行的中國人一同去迪化，蒙古人薩爾徹和8匹駱駝將留在這裡，到迪化後他要去見楊增新，向其轉達我的私人問候，同時呈交信件。在這封信中我只是再次陳述了以前通過馬木轉送的信件的內容，信的結尾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派來考察隊的成員——德國人赫爾·沃爾茲作為專門的信差拜訪您，並向您問安。很久以前我們曾向迪化轉送了一筆錢，其中一部分我們需要在哈密花費，因此該信差的任務是將這筆錢取出來，經由吐魯番和善鄯轉回哈密，如蒙閣下您能敕令沿路各當局向其提供必要的保護，我們將不勝感激。」
見過楊增新後，沃爾茲就要去提取錢，並接收已經送到那裡的我們的信件、報紙和書籍，他可以以自己認為的最好的方式運送這些珍貴的東西——或者要求楊增新派一支衛隊護送，或者用一輛平常的小馬車，而他自己則充當武裝警衛。
如果他們能日行40里，那麼這趟迪化之行40天就足夠了，因此，沃爾茲在11月25日一定能抵達目的地。5天的時間足夠他完成在迪化的任務，15天之內他可以再次騎馬回到哈密，這個時間應該在12月15日——大概與我們同時到達，因為我們也正在考慮於11月5日出發去哈密，預計在12月5日到達。
為了給沃爾茲送行，10月14日晚上營地的所有人都聚集在篝火旁，篝火也比平時要大許多，蒙古人的樂隊演奏樂曲，風也刮了起來，廣闊草原上的沙沙聲與美妙的樂聲融合在一起。剛從嘎順淖爾做植物考察歸來的胡莫和哈斯倫德帶回來一種奇特少見的烈性酒，當所有的罐頭容器和杯子都斟滿酒後，我走到篝火的前面和沃爾茲作了一番美好的告別演說，最後我還用瑞典語四度向他祝福。
10月15日早上7點，大家都起床了，8匹駱駝膘肥體壯，背負輕裝準備出發，其中有一匹白駱駝從一開始就跟著我們，還有幾匹是新購買的，還沒有進行過艱苦的長途跋涉。所有的駱駝都處在最好的狀態，我對它們懷有一種敬畏之情，這種心情是人們在港口向即將駛向大海的輪船揮手道別時所特有的——這些「沙漠之舟」將要經歷多少場風暴啊！它們能堅持下來嗎？它們之中的某些是否會永遠地躺倒在路邊呢？
沃爾茲乘騎的是一匹黑色駱駝，這匹駱駝一直把他從包頭馱到我們現在的營地。薩爾徹和那名年輕的中國人正在四處檢查行李，他嘴裡叼著香煙，看那神態好像只是要進行一次輕鬆的短途出行。
接下來是最後一次握手，然後這支小旅隊就消失在蒙古帳篷群附近的樹林中了。
與他們一同而去還有我的一大部分旅行日記，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我的信件在新年到來之前是不會到達斯德哥爾摩的。為了讓那些在家裡想念我們的人放心，我還與沃爾茲一起擬了一封電報，它11月底就會到達目的地。
我們後來經常想到沃爾茲和他的孤獨的旅隊，試著計算他們的行程和所至。他可以自主選擇路線，我們只是推測他可能會選擇直接到達巴裡坤的沙漠線路——那裡有一部分線路是無水的，這樣，就會離開處在山脈南面的哈密至少100公里。
事實上，我並不特別為沃爾茲擔心，一個曾在戰場上勇敢善戰的德國軍官是不會畏懼沙漠旅行的，即使旅程有2000公里對他來說也不在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