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在大內皇宮裡，供皇帝臨幸的有名分的女人就有121人。在這121人裡，81個御妻中皇帝每晚可臨幸9人；27個世婦也是每晚9人；三夫人也是共享一天。當然這是有名分的，那些沒名分的，皇帝想去就去的宮女則不計其數——作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他對任何人都有無上的生殺予奪大權，自然他也有權利和所有的宮女發生性關係。不過史料記載，權利和義務共存，皇帝也不例外，他的義務就是和這121個有名分的人定期過性生活。看來，皇帝要完成規定的任務實在不容易，除非他有金剛不壞之身。
縱觀兩千多年來的中國封建歷史，可以看出，皇帝打算跟哪個妃嬪睡覺是完全不受「禮制」約束的，而且擁有絕對的自主權。
從表面上來看，皇帝的這種「性獨霸」和「性壟斷」是來源於動物界的「性獨佔」，也就是說在一個群體中，最強壯的雄性動物佔有所有的雌性動物。或者說，皇帝在發揮雄性動物的本能方面，已經達到了最高境界。
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皇帝的結婚年齡一般都在15歲至17歲之間。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幾乎所有的皇帝在正式結婚之前都已臨幸過女人。一方面是因為他已經進入青春期，對異性充滿了無知的渴求；另一方面，皇宮裡美女如雲，正常的男人對這些美女都不會視而不見，何況是權力男人呢！
西晉晉惠帝司馬衷是歷史上有名的白癡皇帝，他在做太子的時候，他的父親晉武帝司馬炎考慮到自己的傻兒子也一年年長大了，就想給他娶個聰明賢淑的太子妃。可是給太子娶妃的時候，司馬炎知道這傻小子不懂床帷之事，就特意從後宮中挑選了一位叫謝玖的才人去對他進行性教育。這謝才人之所以會被選上，除了姿色過人之外，恐怕這「侍寢」的功夫也是一流。謝才人果然功夫了得，很快就有了身孕，之後就生下一個大胖小子，取名司馬遹。
數年後的一天，太子司馬衷去給司馬炎請安，看見一個聰明伶俐的小孩在和一群皇子玩耍，就笑呵呵地走過去牽他的手。司馬炎這時正好走出來，就說：「這是你兒子啊！」
關於性教育，清王朝就明文規定，皇帝在大婚之前，必須派品貌端正、有性經驗的宮女供皇帝練習之用。一般來說，有司儀、司門、司寢、司帳共八位宮女。如此看來，封建王朝不僅注意朝政管理，在傳宗接代方面也是深有研究的。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使皇帝成婚後和皇后一起生活時不致窘迫慌亂。不過清王朝的這一制度看上去很滑稽，前面說過，在當皇帝之前，太子們多已臨幸了不少宮女了，而且多無師自通地掌握了不少性技巧。
不過史上也有因不懂得性技巧而導致性無能的皇帝，據說末代皇帝溥儀就是如此。溥儀從小到大都生活在皇宮內，和很多皇族一樣，溥儀剛進入青春期就耐不住寂寞和宮女發生了性關係。
由於溥儀長期生活淫亂，導致了他患有嚴重的陽痿。隨著年齡的增長，溥儀的性無能越來越嚴重，期間他曾嘗試了很多方法治療，如不斷地服用各種各樣的補藥，甚至睡覺前注射德國「司保命」男性荷爾蒙激素。結果不但沒痊癒，反而讓身子也變得虛弱無力。
因此，雖然封建帝王在性生活上的自由度要讓很多身為草民的男人羨慕不已，但實際上這些封建帝王們也是有自己說不出的苦衷的。
皇帝們的苦衷是，雖貴為天子，但性生活並非像別人想像得那麼自由。歷朝歷代，每個王朝都有自己的管理規定。比如敬事房就是明朝管理皇帝臥房事務的機構，負責相關事宜的被稱為敬事房太監。他們的職責就是在皇帝臨幸皇后或其他妃嬪、宮女後，必須詳細記錄年、月、日，以作為受胎的證據。
皇帝們除了上面說到的有義務和121個有名分的女人過性生活外，在性生活的時間上也是有限制的。皇帝在過性生活時，太監會脫去妃子身上的衣服，然後用羽毛製成的毛衣裹住她赤裸的身體，背她入皇帝的寢宮。這是為了防止有人暗藏武器帶入皇帝寢宮所採取的安全措施。然後，敬事房太監和另外幾個太監就守候在皇帝寢宮外面等候。如果規定的時間到了，太監就會高呼「時間到了」，如果皇帝沒有回聲，他們就再次呼叫，如此反覆數次，就一定要把妃子背回去。同時，敬事房太監要記錄年、月、日，以作為日後受胎的證據。因為生孩子與否，對妃子日後身份的高低有很大的影響。
由此可見，皇帝們雖然大權在握，威儀四海，而且後宮佳麗無數，但也不是想像中那麼自由自在。這也許是金口玉言、為所欲為的皇帝唯一的憾事吧。
丹書鐵券——古代特權階層的免死牌
公元959年6月，周世宗病死，其7歲的獨生子柴宗訓即位稱帝。由於柴宗訓年紀太小，所以宰相范質、王溥參與輔政。這時政局開始不穩，人心浮動，謠言四起。
第二年的正月，後周君臣正在朝賀新年，突然接到遼和北漢聯兵入侵的戰報，大臣們慌作一團。小皇帝柴宗訓徵得宰相范質、王溥的同意後，命令趙匡胤率領禁軍前往迎敵。趙匡胤接到出兵命令，立刻調兵遣將率兵出城。當部隊到達陳橋之後，趙匡胤發動兵變，自己做了皇帝。
在稱帝之後，趙匡胤說，既然立我做了天子，那就要聽從我的命令。到了京城，要保護好周朝太后和幼主，不許侵犯朝廷大臣，不准搶掠國家倉庫。執行命令的人將來有重賞，否則就要嚴辦。
果然，部隊回到汴京之後，他便讓後周小皇帝柴宗訓當了鄭王，符太后當了周太后，小皇帝後來被遷往房州，直到其逝世，然後被尊為恭帝。
據說趙匡胤生前曾在太廟裡立下石碑，以後新天子即位時要到太廟拜碑和默誦誓詞。這石碑立在太廟寢殿的夾室中，除了北宋歷代皇帝，別人都無從得知內容。新皇帝拜碑時，跟隨的內侍不能識字，而且要遠離石碑。
北宋末年靖康之變後，宮門被打開，人們才知道，宋太祖設立的碑訓很簡單，只有三條：一是保全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二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三是子孫不得背棄上述誓言，否則即遭天罰。趙匡胤對自己發動兵變深有愧疚，因此，其稱帝后，一方面極力保護柴宗訓，同時還給柴家發了「丹書鐵券」，憑此券柴家子孫犯罪永遠免死。因此，後來梁山泊起義時，作為柴宗訓後人的小旋風柴進，憑丹書鐵券，沒有人敢欺負他。正如柴進所說的，「為是家間祖上有陳橋讓位之功，先朝曾敕賜丹書鐵券」，「有做下不是的人，無人敢搜」。看來丹書鐵券的功效不容小覷。
這裡所說的「丹書鐵券」，也就是民間俗稱的「免死牌」，其實就是外形如筒瓦狀的鐵製品，為熔鐵鑄瓦，狀如蒸籠，斷而為二，形如板瓦，是封建帝王頒發給功臣、重臣的一種帶有獎賞和盟約性質的憑證。受券人與朝廷各執一半。由於剛開始時「鐵券」上的條文都是用丹砂填寫的，所以稱其為「丹書鐵契」；梁時用銀字填字，即稱「銀券」；隋時用金填字，便稱「金券」、「金書」。
史書記載，中國最早的「丹書鐵券」始於漢代。據說漢高祖劉邦建立西漢政權之後，為了籠絡人心，大肆給有功之臣頒發「丹書鐵券」：「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帛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於宗廟。」這裡說的「丹書、鐵契、金匱、石室」，就是將劉邦與有功之臣的信誓用丹砂寫在「鐵券」上，裝進金匱藏於用石建成的宗廟內，以示鄭重和保證「鐵券」安全。不過當時的「鐵券」並未實現它的功效性，當初那些被封賞的大臣們幾乎都被劉邦以叛逆之罪處死了。
到了南北朝時期，北魏孝文帝也曾給他的親信大臣頒發過「鐵券」，以作為其護身之用。等到了南朝的宋、齊、梁、陳四代，皇帝給有功之臣頒發「鐵券」的事情早已普遍。等到了隋唐之後，這種制度更是日趨完善，凡開國元勳、中興功臣以及少數民族首領都會被賜予「鐵券」。而到了宋、元、明時期，「鐵券」頒賜制度終於完備。
據說武肅王錢鏐原本是個市井小人，後來吃糧當兵，並在無數戰鬥中屢建奇功，先後敗王郢，破黃巢，平劉漢宏，擒董昌，戰功赫赫，因而影響力越來越大，於唐昭宗乾寧四年（897年）被封為鎮海、鎮東兩節度使。唐昭宗親自賜予其一塊「丹書鐵券」，以表彰他的功勞。在這塊「鐵券」上，用黃金鑲嵌雕刻了333個字，稱其「披攘凶渠，蕩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志獎王室，績冠侯藩。」
沒有多久，延續了幾百年的唐王朝滅亡，這時錢鏐不忘唐昭宗的恩德，將鐵券供於祖廟。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建立北宋之後，錢鏐的孫子錢俶向宋納土稱臣，於開封居住。
公元990年，通過小道消息瞭解了錢家關於「丹書鐵券」的事情後，宋太宗很是好奇，於是命令錢俶將鐵券送到汴京，太宗觀賞後仍將其賜還給錢俶之子錢惟濬，惟濬死後交錢惟演，鐵券遂收藏於京師昭化坊賜第。錢惟演死後，鐵券交由其仲子錢晦保管，繼而又轉給惟演之孫錢景臻保管。北宋後來的皇帝宋仁宗、宋神宗都慕名觀賞過錢家的這塊鐵券。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後，於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開始效仿劉邦表彰功臣的辦法，準備對有功之臣「賜以鐵券，以申河山帶礪之誓」，命令禮部官員製作「丹書鐵券」。
讓禮部官員犯難的是，誰也不知道鐵券到底長什麼樣，因此束手無策。這時，曾在元朝做過禮部尚書的翰林學士危素便建議朱元璋說，唐昭宗曾經給錢鏐賜過鐵券，錢的子孫現多住在台州，其第十五世孫錢尚德，元朝的時候做過青田教諭，聽說這件寶物現在還藏在他的家裡。
正在為丹書鐵券抓狂的朱元璋驚喜不已，立即下旨命令錢尚德將鐵券送至京師。然後照著錢家的丹書鐵券的樣子用木頭照樣雕一模子，留作格式，以備製作。然後命有司設宴招待了錢尚德一行，仍將鐵券交給錢氏帶回臨海以世代寶藏。
不過，明代的丹書鐵券和以前的大不相同，不同之處在於其被分為七等，其中公爵分為二等，侯爵分為三等，伯爵分為二等。各等鐵券大小不一，最大的公爵一等鐵券高一尺，寬一尺六寸五分，其他各等鐵券大體是每等在高和寬兩方面都遞減五分。最小的伯爵二等鐵券高七寸，寬一尺二寸五分。所有的鐵券都是一式兩件，一件授予獲賜者，另一件藏於內府。在需要查驗時，只要將它們放在一起，便可真偽立辨。與之前的鐵券相比，明代金書鐵券的券文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差別。其一，謀逆不宥，只宥其他死罪。其二，免死的次數較少，孫子不免死。明代金書鐵券的這些特點，表明在明代初年朱元璋確實希望能兌現他對功臣們的免死承諾。
丹書鐵券制好之後，朱元璋大封功臣。獲封公爵的有李善長、徐達、李文忠等6人，獲封侯爵的有28人，他們均被賜予金書鐵券。此後，朱元璋還陸續向新建立勳業或晉陞了爵位的功臣頒賜鐵券。明成祖朱棣即位時，幫助他奪取皇位的「靖難」功臣邱福等26人也都被賜予鐵券。在明代中後期，仍不時有功臣及功臣後裔獲賜鐵券。直到明代末年，剛即位的崇禎皇帝為了除去奸宦魏忠賢，還給其侄子魏良卿等頒賜了鐵券。
永樂十五年（1417年）正月，明成祖朱棣也專門命錢氏將丹書鐵券送到北京城供其觀賞，然後命錢氏帶回台州，由錢鳳墀家保管。
明末清初，戰火紛飛，為了確保鐵券的安全，錢氏第二十五世孫錢珍帶著丹書鐵券藏到了深山裡。到了康熙年間，才將丹書鐵券轉藏於第二十七世孫錢日耀家。據說乾隆皇帝下江南時，為了一睹這稀世古物，命令錢氏後代錢選將鐵券送到常州，呈其觀賞。
讓人扼腕的是，雖然明代曾向功臣們頒賜過大批金書鐵券，但留存至今的明代鐵券卻寥寥無幾。明代的金書鐵券之所以極少存世，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朱元璋在晚年以謀逆等罪處決了李善長、藍玉等一大批功臣，他們的鐵券自然都被銷毀；其次，明代實行犯罪數次抵消免死一次的制度，特別是僅免一死者，很容易失去鐵券；再次，明代末年，很多世襲貴族遭受農民軍毀滅性的打擊，他們的家產蕩然無存，其中應包括祖傳的鐵券；最後一個原因是，清軍入關後，曾收繳過前朝的鐵券，也使一批明代鐵券被毀。如此看來，號稱「免死牌」的丹書鐵券的功效和封建帝王至高無上的皇權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