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弱的朱祐樘命大福大，深得憲宗帝的喜愛，被立為皇太子，並請太后抱到宮中撫養。在周太后精心呵護下，朱祐樘讀書識字、講經習武，為成為一代仁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萬貴妃雖然嫉妒，並千方百計加害朱祐樘，但幾次下手均未得逞。一天，她設法騙朱祐樘去其宮內玩耍，然後拿點心給朱祐樘吃。雖然朱祐樘年齡不大，但心中有數，因此拒絕了萬貴妃的「盛情招待」。萬貴妃驚恐交加，擔心憲宗死後自己會遭殃，便在皇上面前竭力詆毀朱祐樘。這時朱見深已有好幾個兒子了，但還是決定「按既定方針辦」，朱祐樘的太子地位也未再更改。萬貴妃眼看自己的希望要破滅，於是鬱鬱寡歡一病不起，於1487年春命歸西天。憲宗得信，頹然歎道：「萬貴妃去了，我也活不長了。」當年的四月，憲宗果然患病，七月召太子輔政，八月憲宗駕崩，追隨他心愛的萬貴妃西去了。孝宗祐樘即位，年號弘治。
孝宗即位後的第一年，即弘治元年（1488年）二月，御馬監郭鏞請預選淑女，等孝宗服喪後在其中選兩名女子為妃。按理說，皇帝廣納妃嬪是無可厚非的事，大臣也不會反對。但當時的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謝遷卻上言說：「六宮之制，固所當備。而三年之憂，豈容頓忘。今山陵未畢，諒陰猶新，奈何遽有此事？」謝遷的意思是，皇帝選妃沒什麼不妥。但是，憲宗的陵墓尚未完工，皇帝居喪的草廬還是新的呢，怎麼就談起選妃的事來了？孝宗號稱以孝治天下，而且在憲宗駕崩的時候，他就明確表示為父親守孝3年，即「三年不鳴鐘鼓，不受朝賀，朔望宮中素服」。因此，謝遷既然這樣說了，孝宗也不能反對，於是選淑女以備妃嬪之選的事情就這樣擱置下來。從此之後，孝宗再也沒有提起選妃的事情。
綜合孝宗的坎坷經歷，他身處粉黛成群的後宮中，不為上千佳麗所動，獨寵張皇后，原因可能有以下幾種：
第一，孝宗幼年為避萬貴妃的迫害，6歲以前一直被秘密養育於宮中的安樂堂內。他對於妃嬪之間爭寵吃醋以及隨之而來的宮闈鬥爭，可謂體會深切，有切膚之痛。所以，這可能是他不願有過多妃嬪的一個原因。而且他從小耳聞目睹萬貴妃的歹毒陰險，這些童年記憶一直讓他耿耿於懷，使他「看破紅塵」、不近女色，對美女如雲的「三宮六院」毫無興趣，終其一生身邊只有張皇后一人，不要一個妃嬪。
第二，孝宗本人性格溫和，又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對於男女之事沒有特別強烈的興趣。
第三，張皇后本人的性格也許較為活潑，對孝宗有足夠的吸引力和約束力。史稱張皇后「驕妒」，如此看來，張氏確實絕非平庸之輩。她和孝宗兩人每天必定是同起同臥，讀詩作畫，聽琴觀舞，談古論今，朝夕與共。
這些因素除了第一點，其他似乎都不那麼確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孝宗的幼年生活艱難坎坷，可謂九死一生，這種生活歷練使他比其他人更能體會到民間的疾苦和世事的險惡，這種經歷也激勵著他立志做一個勤政愛民、勵精圖治的好皇帝。這種崇高的理想，讓朱祐樘不論是物質生活，還是精神生活，都沒有驕奢淫逸的思想。
憲宗留給朱祐樘的是一個雜亂無序、千瘡百孔的王朝。因此，即位後的朱祐樘把精力都用在了改革弊政、整頓吏治上。當時朝中惡霸李孜省和太監梁芳狼狽為奸、結黨營私，給明王朝帶來了沉重的災難。孝宗在沒有即位時就觀察得一清二楚，即位之後便下令抓捕二人，同時還罷免了以外戚萬安為首的「紙糊三閣老」。另一方面，朱祐樘重用王恕、懷恩、馬文升等大批因直言被貶的官員，起用徐溥、劉健、謝遷、李東陽等賢俊，還為一代廉臣于謙建起功德祠。他大張旗鼓興修水利、發展經濟，終使朝政得以恢復，國力逐漸增強，將明朝推向一個經濟繁榮、國泰民安的復興期，被老百姓贊為「朝序清寧」，史家則稱「弘治中興」。但由於朱祐樘生於冷宮，從小飽受東躲西藏、缺衣少藥之苦，導致身體先天不足、羸弱多病。但他總是堅持上朝，有病也自行調養。他曾寫過一首詩：「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若病時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時。」可惜，其「身病」難以「心自醫」。這位「功治堪比唐皇漢武」的孝宗皇帝，在36歲的大好年華就英年早逝了！
朱祐樘的英年早逝，無疑是「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這不僅僅是朱祐樘本人的悲劇，也是大明朝的不幸。自此，「朝序清寧」不見了，明朝又回到危機四伏的多難時代！而自從丈夫孝宗死後，張皇后的晚景也變得十分淒涼，不堪言說——先是失去了丈夫孝宗，而後又失去兒子武宗，再遭侄子世宗逼迫，皇權的尊貴與無常，她都有切膚之感！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明孝宗與張皇后的夫妻感情即便是在法律保障下的現代，也顯得彌足珍貴。更何況那可坐擁天下女人的皇帝，後宮竟只有一個女人，一個他愛的女人——張皇后。如何評比，這對獨一無二的帝后理所應當成為千古佳話。
清代師爺是如何糊塗斷案的
晚清進士樊增祥在他的著作《樊山批判》裡提到過這樣一件事。他在做縣令的時候，某一天接到一個狀子，某村有個不守婦道的寡婦，看上了村裡的一個男人，偷情不成，惱羞成怒，便動了敲詐此男人的心思，於是狀告該男人，說自己正在院中洗腳，該男人前來調戲，並將其繡花鞋搶走，如此云云。看完婦人的狀子，樊增祥二話不說，就將該女子打發走了。判定不受理的理由是：「院中非洗腳之地，繡鞋非寡婦所穿。」按照封建社會的一般習慣，女人都要纏足，而纏足的女人也不會在院中洗腳，而穿繡花鞋的寡婦也讓人匪夷所思。不過，習俗歸習俗，清朝的法律也並沒有規定纏足的女人就不能在院中洗腳，當然，寡婦能不能穿繡花鞋，法律也不曾規定。如此一來，在受不受理這件事上，此寡婦也確實夠冤的——樊增祥對此事並沒有按照法律條文，而是將社會的道德規範作為判案的依據了。
在清王朝兩百多年的統治中，這類案子不可計數，在某些時候甚至成了不成文的規定。在這種背景下，同樣一個案子，因儒術名法的不同，而有了兩套不同的問罪標準。史料記載，乾隆年間，河北保定府發生了一起命案，案情非常簡單：某兄弟倆打架，結果弟弟一失手，竟然將哥哥給打死了。然而，就是這樣簡單的一樁案子，罪犯也供認不諱，確實沒有絲毫的冤枉，但卻久未結案，實在讓人匪夷所思。
原來，這兄弟兩人祖上四代單傳，到他父親這一輩才生了兩個兒子。這時候縣衙的師爺們遇到了一個難題——兄弟二人，一個死於非命，如果另一個被判死刑的話，這一家就要斷絕香火了，而80歲的老父老母更是無人贍養。按幾千年的封建禮儀以及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影響，「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斷子絕孫自然是值得憐憫的一件事。但從法律的角度來看，三綱五常是最重要的倫理規範。殺死兄長就是滅倫，殺人者抵命，滅倫者必誅，讓弟弟抵命沒有多少懸念。
因為這個問題，縣衙的師爺們吵得如同一鍋粥——主張赦免被告的人認為，出於「仁」的考慮，應該保全弟弟的性命，讓他為父母養老送終——如果判處死刑，雖然正義得到了伸張，但卻因此斷絕了這一家香火。在他們看來，主張處死弟弟的人都是毫無心肝的不孝之子。相反，主張處決罪犯的人認為：斷案靠的是情、理、法，也就是人情、道理和法律，「情者，一人之事；法者，天下之事也。」如果僅僅因為此二人是兄弟就包庇弟弟，那還能用什麼樣的法律來糾正人倫風紀呢？
其實，縱觀清朝的正史或野史，斷案時此類兩難的案子比比皆是。在這種情況下，案情的定論，一般都取決於師爺對情、理、法的拿捏，同時也取決於「師爺筆法」的優劣。
什麼是「師爺筆法」呢？從根本上講，就是師爺的筆墨遊戲。對此，周作人說：
小時候在書房裡學做文章，最初大抵是史論，材料是《左傳》與《綱鑒易知錄》，所以題目總是「管仲論」、「漢高祖論」之類。這些都是兩千年以前的人物，我們讀了幾頁史書，怎麼瞭解得清楚，自然只好胡說一起，反正做古文是不講事理只憑技巧的，最有效的是來他一個反做法。有一回論漢高祖，我寫道，「史稱高帝豁達大度，竊以為非也，帝蓋天資刻薄人也」，底下很容易的引用兩個例子，隨即斷定，先生看了大悅，給了許多圈圈。
周作人的意思是，他小時候剛開始做史論類文章，根據《左傳》與《綱鑒易知錄》等史料評價歷史人物。由於這些歷史時代久遠，即使對史實不甚瞭解，也沒多大關係，做文章不需要講什麼道理，憑借技巧即可。最討巧的做法就是會做翻案文章，也就是你這麼說，我偏要那麼說。在周作人看來，讀書人從開始受教育起，就一直接受這種「反做法」的訓練。所以一旦有機會入幕做師爺，玩起「師爺筆法」這樣的把戲來，可謂駕輕就熟、得心應手。
舉個例子，清朝有「奸案格殺勿論」的一條法令，通姦之人，只要當場「捉姦成雙」，即可判處死刑。但條件是需要在「（通）奸所登時捉獲」，否則就不能引用此條為例。比如說武松在武大郎家裡殺了自己的嫂子潘金蓮，之後又到酒樓殺了西門慶。當他提著姦夫淫婦的人頭到縣衙投案自首時，西門慶的小舅子為了幫姐夫報一箭之仇，便仗勢勾結陽谷縣令，力主重判武松。他們說：父台，請容稟，即使有奸，奸有幾等呀，奸乃總稱，有強姦，有賣奸，有和奸等等不一。武植（武大郎）平素窮苦呀，他也作興得我姐丈的銀錢呀，他甘心自願呀，讓妻子失身與我姐丈，亦未可知。此為賣奸啦，此為和奸啦。既有奸，武松為何不殺於奸所？現在屍分兩地，撒手就不算奸啦……
意思很明確，既然西門慶與潘金蓮有姦情，但姦情頗多，有強姦，有賣淫，有通姦。武大郎因為平時窮困潦倒，為了得到錢財，故意讓潘金蓮和西門慶通姦的。況且，既然有姦情，武松為什麼不在他們發生姦情時當場殺了呢？因此，他殺人就不符合「奸所登時捉獲，奸案格殺勿論」的法律條文。結果，武松被判脊杖四十，刺金印發配孟州牢城。
武松可謂生不逢時，因為宋代沒有師爺，假如此案發生在清代，又有個師爺好友的話，他也就不至於受罪，更不會淪落到上梁山為寇的境地了。
在清代嘉慶朝又發生了一個案子，某男在牆外方便，忽然發現樓上一妙齡女子無意間正朝此處張望，此男輕薄之心頓起，藉機用手指了一下自己的私處。沒想到此女感覺受了侮辱，羞憤難當上吊自殺了。結果此男被女子家人捉拿，押到官府問罪。這時，問題就出現了，該男子到底犯了什麼罪。如果說是「調奸致死」吧，又過於勉強了。因為清律「調奸致死」有幾個要素，即要有「手足勾引」、「言語調戲」等情節，而此男雖舉止輕薄可惡，但他既沒有言語調戲，也沒有手足勾引，因此無法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