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的養老制度值得今天效仿
幾年前，新都、彭州、德陽三地漢墓出土了一批畫像磚，畫像內容如下：一座有台基的大房子，有兩扇緊閉的大門，房上的瓦楞清晰可見，房頂上還有兩個大氣窗。台基與地面有石階梯連接，房子兩側還有兩隻瑞鳥在空中盤繞飛翔。
這些房子和漢代的居民住房迥然不同。的確，這不是普通的房屋——通常情況下，門大多是為了方便搬運物體，台基和氣窗則是為了防潮。由此可見，畫像磚上的房子是專門用來儲藏物品的。至於儲藏什麼物品，畫像磚裡的人物給我們傳遞了準確的信息：
畫像磚上，房前一邊，有一個頭上戴冠、身著長袍的人跪坐於席上，雙手向前伸出；另一邊，一個老人肩負鴆杖跪在地上，探頭望著前面地上的一個口袋，神情十分專注。他的對面，一赤足穿短褲者手捧一圓底量器，正彎腰向地上的口袋中倒東西。在他身後不遠的地上，還分別放有古時盛糧常用的筐狀和桶狀容器。
原來，這是官府向老人發放糧食的場面。畫像磚上的這座大房子是漢代時的糧倉，房前跪坐在地上的戴冠者是管理糧倉的官員，他雙手伸出是在吩咐發糧。手捧量器倒物的那人是執事的僕役，正在往地上的口袋中倒糧食。而那位肩負鴆杖的老人，是前來領糧的。
中華民族歷來都有尊老愛老的傳統美德，《禮記·王制》篇中規定：「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周禮·地官·師氏》中也說「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這些都明確說明，晚輩要孝敬父母、尊敬長輩，要以禮對待老人，不能虐待。為了防止老人受到不公正待遇，各朝對此還都進行了法律規範。如《秦律》要求，凡是毆打或虐待60歲以上老人的不孝子孫，均要被流放或被處以極刑。
西漢初期，國家剛剛恢復穩定，劉邦沿襲並細化了前代對老人的優撫政策，頒布了養老詔令，凡80歲以上老人均可享受「養衰老、授幾杖，行糜粥飲食」的待遇——在物質上對老人進行關懷和照顧，滿足其吃飽穿暖的基本需要。劉邦下詔「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徭戍。以十月賜酒肉。」也就是說凡50歲以上的子民，若人品好，又能帶領大家向善的，便可擔任「三老」職務，由鄉而縣，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盡免徭役，每年10月還賜予酒肉。劉邦的這個命令也成了漢代養老制度的開端。
從此以後，漢代的歷任君主，幾乎無一例外都頒布過優待老人的詔書。如呂後當政的第二年，漢文帝頒布了《養老令》，詔令說：「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粥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主要內容是對因年老而失去勞動能力的老人，根據不同的年齡，採取或減免賦稅徭役或由政府賜給廩米予以贍養的措施，做到老有所養，老有所倚。這些詔書的內容十分詳細，如漢文帝頒布的《養老令》中規定「年八十以上，賜米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二匹，絮三斤」。
到了成帝建始年間，又將享受這種法定待遇的老人最低年齡降到了70歲。每年秋天，由地方政府普查人口，對高齡老人進行登記造冊，舉行隆重的授杖儀式。如《後漢書·禮儀志》中記載：「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哺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鴆飾。鴆者，不噎之烏也，欲老人不噎。」由此可見，漢代的養老敬老，不僅務實，而且還有良好的健康祝願。
經過不斷完善，漢政府的這些措施最終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養老政策，並一直延續到東漢。
最耐人尋味的是西漢詔書中明確寫道：「高年賜王杖，上有鴆，使百姓望見之，比於節……年七十以上杖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府不趨。」這裡所說的王杖，也稱鴆杖，它是一件特別之物——這可不是一般人所能擁有的，它是由政府向年滿70歲的高齡老人頒發的信物。這種制度起源於先秦時期，《周禮·秋官》載：「共王之齒杖。」鄭玄註：「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又《禮記·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漢時「六百石」官職為衛工令、郡丞、小縣縣令。「年七十以上杖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府不趨」，意思是說，只要年齡到了70歲，那麼老人在「政治」上就能享受和縣令同樣的待遇，持王杖進入官府不必趨俯，可以與當地的官員平起平坐。
1959年，武威磨嘴子18號墓出土的「王杖十簡」，以及1981年出土的「王杖詔書令」冊簡26枚，都有關於養老的記載——既有尊老養老、高年賜杖的明確規定，又有撫恤孤寡廢疾之人的具體法規。
從出土的實物來看，王杖是一根頂端上刻有一隻鴆鳥的手杖，所以又叫做鴆杖。為什麼給老人這樣的手杖呢？根據《漢志》上的記載，鴆鳥吃東西時不會被噎著，送這樣的杖給老人，以表示對老人健康的一種祝願。另外一種說法是應劭在《風俗通》裡記載的，說是項羽和劉邦打仗的時候，劉邦吃了敗仗，逃走時，躲藏在樹林裡。項羽追他到此，聽到樹林裡有鴆鳥的叫聲，以為附近沒人，就不再搜查了，劉邦因此逃過一命。所以他認為鴆鳥是一種能帶來幸運的鳥，於是把鴆鳥刻在手杖上來贈送老人。
漢代王杖冊簡中規定，當時皇帝要賜給高年老人「王杖」，杖上端必安有木雕的鴆鳥。鴆杖是皇帝賜予的憑證，所以如果有人毆辱持杖者就算是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就要被處以死刑。
漢代老人的「政治」待遇還體現在可以「行馳道旁道」。馳道是專為天子馳走車馬的，絕對禁止他人行走。即便是皇子，也不允許。可見漢代老人是何等的尊貴！
詔書還明確規定，各級官府嚴禁對高齡老人擅自徵召、系拘，也不准辱罵、毆打，違者「應論棄市」。史料記載，汝南的一個亭長名叫張熬，因為一點小事而毆打、辱罵了一位受賜王杖的老人。此事被舉報之後，太守猶豫不決，廷尉也不敢妄下結論，只好奏請皇帝定奪。最後皇帝按照規定，將張熬判處了死刑。
也許是受漢代的影響，後來各朝各代對老人的待遇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逐漸形成了中華民族敬老養老的傳統美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便是金玉良言。
「胡服騎射」——中國歷史上第一支騎兵部隊
在《三國演義》的第五十四回「吳國太佛寺看新郎，劉皇叔洞房續佳偶」中有這樣一段描述：「（孫權、劉備）二人共覽之次，江風浩蕩，洪波滾雪，白浪掀天。忽見波上一葉小舟，行於江面上，如行平地。玄德歎曰：『南人駕船，北人乘馬，信有之也。』孫權聞言自思曰：『劉備此言，戲我不慣乘馬耳。』乃令左右牽過馬來，飛身上馬，馳驟下山，復加鞭上嶺，笑謂玄德曰：『南人不能乘馬乎？』玄德聞言，撩衣一躍，躍上馬背，飛走下山，復馳騁而上。」
劉玄德的話，在當時看來未免有些偏頗，北人善騎馬，南人也並不是他想像的那樣對騎馬一竅不通。事實上，早在春秋以前，北方華夏族的人也不騎馬。其時，中原地區不論是交通需求，還是戰爭需求，都用馬車，馬只是作為駕車的工具而已。正如唐代孔穎達在《禮記·曲禮上》的注中寫的那樣：「古人不騎馬，故經但記正典無言騎者。今言騎者，當是週末時禮。」一直到了周朝末年及戰國時代，中原地區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騎兵。
騎兵，顧名思義就是騎馬作戰的軍隊，或者以馬為軍隊運輸工具和機動工具的軍隊。和步兵與戰車相比，騎兵的長處在於有很強的機動力能力和衝擊能力。在春秋以前，軍隊作戰均以車戰為主，兵車的多少是戰爭勝負的主要決定因素之一。當時的步兵僅起輔助作用，而且基本上沒有騎兵這個概念。到了春秋時期，步兵開始興起，軍隊形成車步並重佈局，各國的軍隊中開始有了少量的騎兵，同戰車、步兵混編，不過和兵車、步兵相比，騎兵僅僅是一種無足輕重的輔助力量。但是到了戰國時期，情況就不一樣了，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戰術的多樣化及出於同北邊遊牧民族的作戰需要，騎兵正式作為一種獨立的兵種登上戰爭舞台。因此，真正意義上的騎兵，應該是從戰國時代說起。
社會的進步，也帶來了戰爭形式的革新。戰國時期的戰爭已經從周朝以及春秋時期死板的以兵車為主的正面戰，逐漸轉變成了更加靈活的機動作戰方式，所以騎兵在這時就作為一種全新的兵種出現了。當時主要的大國都建立了自己的騎兵部隊，如秦、趙等國均號稱「車千乘，騎萬匹」。這時候，軍隊作戰由步車為主漸漸轉變為車、騎、步並重。
在這次軍隊的革新進程中，趙國的變革最大。地處北邊的趙國，與樓煩，林胡，匈奴等少數民族為鄰，深受其擾邊之苦，而趙國傳統的車步兵，在與靈活、快捷的胡人騎兵作戰時十分不利。而且這一時期，各諸侯國之間戰爭不斷，兼併之勢愈演愈烈。各諸侯國均發憤圖強，欲吞併諸國，稱霸華夏。當時，趙國設都城邯鄲，疆土主要包括今河北省南部、山西省中部和陝西省東北隅的一些地區，除了樓煩、林胡等少數民族政權覬覦其疆土外，還被齊、燕、秦、韓、魏等強國包圍著。時人稱趙為「四戰之國」，其形勢之險惡可以想像。趙武靈王即位前，趙的國勢很弱，甚至連樓煩、林胡、中山這樣的小諸侯國都無力抗擊。趙武靈王即位後的前18年裡，趙屢敗於秦、魏，損兵折將，國力大衰，並不得不忍辱割地。
為了改變這一嚴峻的形勢，趙武靈王決心發憤圖強，富國強兵，在國內進行了「胡服騎射」的改革，以振興日漸衰弱的趙國。他客觀地分析了當時趙國的實際情況和所處的環境，認真研究了壯大趙國力量的辦法，以超凡的才略和氣魄，毅然拋棄了中原傳統的衣冠制度和作戰形式，大膽學習北方遊牧民族軍事上的優點。他聲明「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削減軍中的車兵，增加騎兵。
在趙武靈王看來，要想從根本上改變趙國羸弱挨打的局面，僅靠中原傳統的步兵和戰車配合作戰的方式就連樓煩、林胡、中山這樣小的「心腹之患」都消除不了，更不用說繼承先祖趙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諸胡」的大業了。畢竟兵車的局限性太大，其笨重的缺點證明它只適合在較為平坦的平原作戰，在複雜的地形中卻常常會成為致命的弱點。這時候，趙武靈王想到了機動靈活的騎兵。他認為必須學習北方各民族的長處，壯大自己，才能免於被動挨打，以騎兵對抗騎兵，才是增強趙國軍事力量的唯一出路；另一方面，為了適應騎戰的需要，還需要改中原地區寬袖長袍的穿戴風格，推廣短衣緊袖、皮帶束身、腳穿皮靴的胡服。
胡服騎射不僅是一項軍事改革措施，同時也是一個國家移風易俗的改革，是一次對民族傳統觀念的更新。對於漢民族來說，幾千年的習俗根深蒂固，所以這次革新執行起來顯得尤為艱難。在改革之初，阻力很大，不僅平民百姓不願接受，即使是政府內部，反對之聲也不絕於耳，如以公子成、趙文、趙造、周紹等為代表的貴族官僚，就以「循法無過，修禮無邪」的傳統觀念，拒絕胡服騎射，他們不是公開反對，就是稱疾不朝。在巨大的壓力和阻力面前，趙武靈王以堅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耐心說服、教育，以理服人，最後胡服騎射終於得以在趙國範圍內迅速展開。趙國也因為有了這支強大的騎兵，才成為戰國後期軍事上能與秦國相抗衡的強國。
在推行胡服騎射的過程中，趙武靈王又在北方邊境地區招募了善於騎射的人，然後將其改編為騎兵；同時，還收編遊牧民族，迅速建立起一支強大的騎兵部隊；又通過在代地經營胡馬和迫使林胡王獻馬等渠道，獲得了大批良馬，為騎兵部隊的建設提供了重要保證。
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政策很快就顯示出了顯著的效果——在東北方向，趙國出兵滅掉了昔日的「心腹之患」——中山；在西北方向，趙國一舉擊潰了騷擾其多年的少數民族政權林胡、樓煩……在東征西討的戰爭中，趙國的軍事實力不斷壯大，並一躍成為北方的軍事強國。這種軍事優勢在趙武靈王在位的幾年裡發揮到了極致，甚至在武靈王死後的若干年裡，這種影響都一直存在著。以至於在各國「縱約」瓦解，紛紛獻地事秦之時，只有趙國尚能屢敗秦軍，威懾匈奴。
曾經威脅著趙國的樓煩、林胡、中山等國悉數被擊敗之後，趙國又在北方修築了東起無窮之門，向西沿陰山直到高闕塞的長城。強大起來的趙國在消除了戰爭威脅之後，開始實行進步的民族和睦政策，使邊地免除了胡騎的侵擾，保護了邊地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同時也鞏固了北方邊疆，加強了中國早期局部統一，為後來秦漢統一北方邊疆奠定了基礎。此外，趙武靈王還在北方開闢、設置了雲中、雁門、代三郡，解放內地依附於吏大夫的奴隸，使其充實九原等地，加速了封建化的進程，同時為趙開發了廣大的邊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