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李鴻章，流傳下來的野史不少，隨便搜索一下，痛罵他的文章不可勝數。受史書輿論斷章取義的片面影響，百年來被稱為中國「第一賣國賊」的李鴻章一直承受著如此巨大的冤屈而無法翻案。嚴格說，李鴻章應該是個毀譽參半的人，有大功亦有大過，只是因為其「過」過大，而導致大「功」也顯得羸弱無比。站在今人的角度考慮，無論這個人物功過如何，這個漢族人能在滿族人的天下裡縱橫馳騁，不精通官場哲學的人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
和晚清很多漢族官員一樣，李鴻章也是從書生一步步當官而發跡的，只不過相比於很多人的功成名就，李鴻章的輝煌則來得稍晚一些。李鴻章在曾國藩身邊做了很多年的幕僚，最後升任江蘇巡撫的時候已經四十歲了，可謂大器晚成。
李鴻章升任江蘇巡撫，可謂實至名歸，其識見和刀筆吏的功夫非常深厚，這在他給曾國藩做幕僚時就顯現出來了。對此，曾國藩讚歎道：「所擬奏咨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亦未可知。」在擬奏折的時候，怎麼反駁上級，如何敷衍皇上，怎樣揣摩聖意，怎樣打太極拳等，李鴻章都能處理得極為貼切。
實際上，作為晚清第一重臣，李鴻章的真正本事並不是僅僅給曾國藩做做幕僚、寫寫奏折，他的真正本領是處理君臣關係。應該說，大臣所以能成為大臣，除了要有時運，更多的要看個人的種種看家本領。舉個例子，在晚清國勢衰退之時，李鴻章一直都是主張維新變法的，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更是其一手操辦的。因此，與主張改革變法的光緒帝「不謀而合」地走到了一起。結果，1898年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政變後，光緒被囚，慈禧重訓朝政，很多維新人士不是被殺就是逃往海外。就在此時，和李鴻章有過節的人乘機到慈禧太后面前告狀，稱其是維新派。
為此，慈禧問李鴻章：有人說你也是維新派，有沒有這回事？對於慈禧太后的問責，李鴻章的回答非常實在：臣確實是的，但臣卻從來都不過問廢立之事；如果不維新能讓國家富強的話，中國早就富強了，為什麼還要等到今日還是如此呢？如果說主張變法者就是維新黨的話，臣無可逃。慈禧聽後，原來對李鴻章的憂慮頓時化為烏有。在慈禧眼裡，她最關心的不是中國有沒有富強，而是自己是不是大權在握，至於其他事情，諸如是不是支持維新、主張變法等都是無所謂的。應該說，此時慈禧考慮的是你是「思想錯誤」還是「組織錯誤」。實際上，回看李鴻章的回答，無疑是非常明智的。作為主張洋務運動的帶頭人，改革維新的口號他喊了很多年，如果對此加以抵賴，自然是過不了慈禧這一關的。而他並未抵賴，而是「坦白從寬」，然後說至多自己是「組織錯誤」，而非「思想錯誤」，只要表明自己並沒有緊跟皇上即可。李鴻章的官場智慧可見一斑。
對於做官，曾國藩曾把李鴻章與清代著名學者俞樾作了比較，曾國藩說：「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蔭甫拚命著書。」「拚命」二字把李鴻章熱衷官場、醉心仕宦的面目刻畫得極為貼切。李鴻章官居極品，位極人臣，歷幾十年而不衰，顯然得益於他的為官之道。
李鴻章的為官之道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見風使舵，媚上有術。一次，在和曾國藩的孫女婿吳永閒聊時，李鴻章就說：「很多人都害怕談『熱衷』二字，對此我持反對意見。士人進了官場，不管做什麼事，對上致君於堯舜，對下給百姓以恩澤，個人的事業、學問、經濟，任何事情得不到皇帝的信任都不行。你看我現在不受人重視，怎麼能不熱衷呢！」從李鴻章的這句話可以看出，要想保住手中的權力，必須得到上級的信任，這也是李鴻章的為官之道。
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前，清廷內部出現了主戰和主和兩派，以光緒為首的主戰，而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主和。在這件事上，身為外交大臣的李鴻章早就知道日本的野心了。但是考慮到慈禧太后為了保存實力必然主和，因此，他義無反顧地和慈禧站在了一條戰線上。因此，當一些北洋海軍將領為了增強自衛能力，多次請求添置新式船艦時，李鴻章的回答是：「現在考慮到時艱款絀，我沒敢奏咨瀆請，如果有什麼問題由我承擔好了。」實際上，為了取媚於慈禧，大量的海軍軍費已經被挪用到給慈禧建造頤和園的工程上了。
在取悅上級時，除了見風使舵外，李鴻章常常報喜不報憂。一次，李鴻章上疏說直隸一個地方的「麥秀兩歧」，就是說一棵麥子上長了兩個穗。這在當時是被看做天下太平和主上聖明的徵兆。身為直隸總督並自詡精通洋務的李鴻章，居然也用這種把戲來奉承慈禧太后。
對待上級，李鴻章見風使舵，而對待下級也馭人有術。在治理湘軍時，曾國藩採取的措施是要求兵士「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曾國藩主要是依靠傳統的儒家道德來教育和約束部下。和曾國藩截然不同的是，在治理淮軍時，他更善於以「利」來驅使部下。讓人頗感意外的是，對於無法給予差使的人，他很禮貌，而對於可以委以重任的人，他則故意加以粗言惡語，根本不像是個書香門第的翰林。這也導致被他罵的人常常不以為恥，反而沾沾自喜。李鴻章的這一馭人之術導致求差之人為了求得差使而甘心以被罵為榮，他雖明知這些人都是唯利是圖的小人，還仍然願意委以差使，其直接的後果是吏風日下。所以，晚清官場的風氣敗壞，李鴻章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在官場上，李鴻章更多的是使用權術和手腕，這和他的老上司曾國藩的農民式的「本分」迥然不同，這一點，從曾國藩功成名就後的全身自保上可見一斑。作為鎮壓太平軍的「第一功臣」，曾國藩首先想到的是為了自保而將部分湘軍將士遣散回家，以使自己能韜光養晦，免除了清廷的後顧之憂。而李鴻章則相反，他過分看重權勢，佔據高位不肯下來，並通過羅織關係網以自固。
作為晚清官場上猶如蛟龍得水的人物，李鴻章為了自身利益，對上見風使舵，對下馭人有術，他所做的貢獻還是不可磨滅的。作為晚清的改革先鋒，儘管後來的歷史書對於他在洋務方面多有貶低之詞，但回到歷史現實去考慮，李鴻章主持的洋務運動在工業、商業、軍事以及文化的近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已屬不易。而無論是辦機器局、招商局，設電報、修鐵路，還是派留學生以及陸軍海軍的近代化，這些大事件都與李鴻章密切相關，都和李鴻章的支持和努力分不開。對此，這個著名的改革家說：「我輩若不破群議而為之，並世而生，後我而起者豈復有此識力？」意思是說，我們現在若不能頂住壓力，把事情辦好，那後來的人恐怕都不一定想得起來要這樣做呢！
雖然李鴻章這個大人物貫穿了洋務運動的整個過程，但他的運動還是很不徹底的，梁啟超也曾批評李鴻章「不敢破格」。但從李鴻章的一生來看，他雖然未能破格，但終究始終力所能及地在推進革新。
應該說李鴻章之所以背上千古罵名，不是因為其在官場上多麼卑鄙，而是在處理外交事務時，無形中成了慈禧乃至清政府的替罪羊。對於李鴻章而言，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熟知外交事務使李鴻章能夠權傾一時，但也是外交讓他事業、聲名受累，百年都難翻身。
所謂「弱國無外交」，能在晚清政府羸弱、列強紛爭之中為政府多掙得些許利益已當屬不易。從當年到上海僱傭「洋人洋槍」、「協防」初次與洋人打交道開始，李鴻章逐步走上了參與全局性外交決策之路。應該說，李鴻章當年「借師助剿」是為了維護政府統治的需要，也是其奉承上級之道，但在利用洋人方面，他也是忐忑不安的，因為他擔心洋人後患無窮，為此一直堅持對「洋槍隊」要「權自我操」，謹防「太阿倒持」。他的方針是「於調停籠絡之中仍寓裁製控馭之道」，最終李鴻章得以「過河拆橋」——達到了利用洋人鎮壓太平天國然後又將其迅速遣散的目的。
在對內對外方面，李鴻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頹廢的晚清勢力中穩固了自己的位置。官職越來越大，參與全國外交決策也越來越多，問題也越來越複雜。李鴻章一生中參與了許多中外談判，簽訂了許多中外條約，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帶有「喪權辱國」性質的條約。作為主要談判人，自然難辭其咎。不過，在大敗之後簽訂「城下之盟」，戰敗國討價還價的餘地其實非常有限，而且諸如割地賠款事關重大，最後的決定權其實還是在朝廷手中。李鴻章的事業、名聲卻也被毀於此，這也是至今他仍背罵名的主要原因。
對此，李鴻章自己也非常明白。他承認，中日甲午戰爭「至一生事來，掃地無餘，如歐陽公所言，『半生名節，被後生輩描畫都盡。』環境所迫，無可如何。」他無奈地感歎道：「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應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梁啟超評價李鴻章說：「要而論之，李鴻章有才氣而無學識之人也，有閱歷而無血性之人也。」所謂學識，在當時指十九世紀以來的科學文化知識以及政治外交制度等。李鴻章生長在閉塞落後的晚清時代，由於社會環境的影響，使其沒有機會接觸到西方文化的真正本質，這也是可以理解的。說他有閱歷而沒有血性，這當然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造成的官吏習性使然。概言之，李鴻章是個過渡時代的過渡性人物，他用農民起義軍的鮮血染紅頂子，既促使中國向半殖民社會沉淪，又推動了中國近代化的艱難步伐。李鴻章是腐朽的大清王朝的忠臣，是封建社會的補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