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不同一般人物，他在吳國的地位非常敏感。他不僅一手策劃了刺殺吳王僚的政變，將闔閭扶上王位，又主導了吳對楚的戰爭。吳國能西破強楚，南敗越國，一躍成為當時舉足輕重的力量，伍子胥功莫大焉。司馬遷對伍子胥的評價頗高，他雖然對伍子胥破楚時的所為不滿，但認為伍子胥是不拘小節的烈丈夫，不會白白送死，能忍受屈辱，最終為父親報仇雪恨，成就不朽之名。而據伍子胥自己臨死前向吳王夫差表功的那番話，也可以看出他的地位：「唉！讒言小人伯嚭要作亂，大王反來殺我。我使你父親稱霸。你還沒確定為王位繼承人時，公子們爭著立為太子，我在先王面前冒死相爭。你被立為太子後，還答應把吳國分一部分給我，我心裡根本不存在你報答的希望，可現在你竟聽信諂媚小人的壞話來殺害長輩。」
這樣一位本來就功高震主的人物公開與吳王夫差唱反調，屢屢堅持異議，再加上他這位前朝元老在當時分明是亞父級別的國老。儘管其初衷是忠君愛國，實際上卻形成了對國君權威的極大挑戰。吳王夫差所面臨的更是維護自己一把手權威的問題，而不僅僅是戰略分歧問題。如果向其他地位卑微的卿大夫低頭讓步，還可以博得從善如流、虛心納諫的美名。而伍子胥不同，吳王夫差就在這個時候要說誰說了算，誰又是國家的君王，除非他願意做傀儡、兒皇帝。
吳王夫差在錯誤的道路上漸行漸遠，從另一個側面來看，也是伍子胥這種強硬的做法所逼迫的，既然這種戰略分歧已經公開，作為一國之君，他除了證明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難道還有別的辦法嗎？尤其在伐齊大獲全勝、吳國的「國際」地位進一步提高之後，就更沒有回頭的餘地了。所以，此後吳王夫差連續伐齊，繼續推行自己的激進稱霸戰略。
其實這種情況，在齊桓公與管仲，齊莊公與晏子之間都曾出現過。管仲與齊桓公的合作也不是一帆風順。管仲為相後，力勸桓公「要愛惜百姓，國君能夠愛惜百姓，百姓就自然願意為國家出力」，以休養生息，厚養民力為本。他深知，「讓百姓休養生息，國家富強，社會安定，才能實現稱霸的目的」，走的也是穩健路線。可惜桓公年少氣盛，總是想在「治國平天下」方面大顯身手，聽不進管仲的金玉良言，也不顧齊國瘡痍未復，屢屢提出「繕兵」以加強齊國的軍事力量，甚至時不時想拿魯、宋等在當時來說並不算小的諸侯國開刀。高明的管仲穩妥地選擇了「姑少胥其自及也」的策略，決定放桓公一試，給足了齊桓公面子，他並沒有強諫力爭，而是待齊桓公嘗到苦頭迷途知返之際，再加以因勢利導。最終，吃到苦頭的齊桓公很快又回到管仲的路線上了，同時，管仲暗中發力，維繫國政，不致使齊國的局勢一敗不可收拾，即「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為焉」（《管子·大匡》）。最終君臣同心戮力，共謀霸業，建立了「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輝煌功勳。故太史公《史記》云：「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以此來稱讚管仲。
齊國的宰相晏子與齊莊公則是另一番景象。起初，晏子經常對莊公進諫，諫言也經常被莊公採納。每次上朝，莊公都要賜給他爵祿，增加他的封地。事實上，莊公不僅荒淫無恥，與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而且喜歡養勇士，做事不講規矩，不顧道義，全靠武力擺平。在外交上也是瞻前不顧後地一意孤行，一心想要挑戰如日中天的晉國的霸權，導致齊晉關係破裂，兵戎相見。後來莊公不喜歡晏子了，晏子屢次苦諫，他也不採納了。而且，齊莊公不僅不採納，還表現出很不耐煩的樣子。晏子見齊莊公難以回頭，他這個齊相再做下去也沒意思，為避免矛盾激化，毅然辭去高官厚祿，歸隱海濱，真正做到了「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把伍子胥和管仲、晏子放在一起比較，伍子胥顯然差一個檔次。他工於謀國，拙於謀身；只會做事，不會做人。在反對伐齊無效之後，伍子胥在吳王派他出使齊國，暗中偵察敵情這個最要緊的當口打起了小算盤。他深感吳國前途堪憂，而吳王在錯誤的路線上越滑越遠，為保全自己的家族，他讓兒子離吳奔齊，並托齊國的大貴族鮑牧予以照顧。這一消息被伯嚭探知，早已把伍子胥視為眼中釘的伯嚭大喜，將了伍子胥一軍，把這一情況告訴了吳王。
吳國太宰嚭和伍子胥在感情上產生裂痕以後，對吳王進讒言道：「子胥為人強硬兇惡，沒有情義，猜忌狠毒，他的怨恨恐怕要釀成深重的災難。」平心而論，伯嚭所言伍子胥「為人強硬兇惡，沒有情義，猜忌狠毒」，不完全是污蔑之詞。可恨的是太宰伯嚭在這個敏感時期火上澆油，又故意把伍子胥與吳王夫差的戰略分歧說成權力之爭，把心憂國事的伍子胥說成幸災樂禍，一心想著看吳王失敗的笑話。太宰伯嚭又說：「前次大王要攻打齊國，子胥認為不可以，大王終於發兵並且取得了重大的勝利，子胥因自己計謀沒被採用感到羞恥，反而產生了怨恨情緒。
如今大王又要再次攻打齊國，伍子胥又獨斷固執，強行諫阻，敗壞、詆毀大王的事業，只希望吳國戰敗來證明自己的計謀高明。現在大王親自出征，出動全國的武裝力量攻打齊國，而伍子胥的勸諫不被採納，因此就中止上朝，假裝有病不隨大王出征。大王不可不戒備，這是很容易引起禍端的。況且我派人暗中探查，他出使齊國，就把他的兒子托付給齊國的鮑氏。做人臣子，在國內不得意，就在外依靠諸侯，自己認為是先王的謀臣，現在不被信用，時常鬱鬱不樂，產生怨恨情緒。希望大王對這件事早日想辦法。」所言伍子胥「把兒子托付給齊國的鮑氏」、「做人臣子，在國內不得意，就在外依靠諸侯」等事，也不是栽贓陷害。但他抓住伍子胥曾經成功地幫助闔閭策劃政變這一點，污蔑伍子胥又發動政變推翻夫差的心思這就更可恨了。
可以說，伍子胥就這樣栽在了小人伯嚭手中。伍子胥在吳王夫差眼中早成了倚老賣老、「不自安恬逸」、「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的絆腳石。而伯嚭將的伍子胥這一軍，招招瞄準伍子胥為人的弱點，切中其要害，正中夫差下懷，不由得夫差不信。於是吳王夫差一怒之下，就派使臣把屬鏤寶劍賜給伍子胥，說：「你用這把寶劍自殺。」
伍子胥千想萬想也沒有想到自己會落得這樣一個淒慘下場，於是在臨死的時候告訴他親近的門客說：「你們一定要在我的墳墓上種植梓樹，讓它長大能夠做棺材。挖出我的眼珠懸掛在吳國都城的東門樓上，來觀看越寇怎樣進入都城，滅掉吳國。」於是自刎而死，吳王聽到這番話，大發雷霆，就把伍子胥的屍體裝進皮革袋子裡，扔到了錢塘江裡。
而吳王殺了伍子胥後，就攻打齊國繼續經營自己的中原霸業，兩年後，吳王召集魯國、衛國的國君在橐皋會盟。第二年，就勢北上，在黃池大會諸侯，來號令周天子。又與老牌的霸主晉定公爭做盟主，一時風光無限。事實上，此時的吳國連年勞師動眾，士民疲憊、國力空虛。已經重新崛起的越國看準了這一點，乘吳國後方空虛，召集兵馬攻打吳國，一戰把吳太子殺死，攻破了吳都，吳國只得厚禮求和。此後，越國不給其喘息之機，連年伐吳，最終於公元前473年滅掉了吳國，此時距伍子胥死只有九年！
伍子胥的一生充滿悲劇，以悲劇登場，又以悲劇謝幕。追究其原因，吳王夫差的剛愎自用和小人構陷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他個人的性格缺陷及做事方式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亞父的職責就是輔佐帝王，調劑君臣關係。然而，要做一個好亞父、好輔臣，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權力過大，會導致太阿倒持，危及社稷；權力過小，亞父的作用顯示不出來。因此，作為亞父，如何使自己的權力能夠保持適當的分寸，做到恰到好處，就是一個很高的政治藝術了。這點伍子胥顯然瞭解得不夠也做得不夠。且蘇東坡在《大臣論》中云：「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專制世襲社會，不可能個個君主都聖明神武，作為大臣，一舉一動必須考慮周全，不僅要考慮應不應該，更應考慮可不可能。既要洞明世事，工於謀國，也要練達人情，善於謀身，過多地責怪君主的愚黯沒有多少意義。
伍子胥最後與吳王決裂，被讒而死，很大程度上就在於他只會做事，不會做人。金字塔式的權力機構，使中國古代的亞父處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微妙地位。伍子胥身處亞父高處不勝寒的地位，在與吳王夫差出現戰略分歧時，應該妥善彌縫君臣關係，主動維護吳王的權威。而他恰恰相反，「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伍子胥因自己的正確意見沒有被採納，固執己見，不肯妥協，一味用強，侵犯了吳王的權威，最終在吳王眼中由國老變成了倚老賣老、帶頭不遵守國家法度的絆腳石、老頑固，即使伯嚭不從中挑撥，只怕其悲劇的結局也難以避免了。
《宋史·職官志》中有一句話，是講述宰相的職責的：「宰相之職，在於輔佐天子、統御百官、平治庶政而總攬政事。」傑出的宰相在此舉足輕重的社稷之位上，一舉一動都影響深遠。其實亞父亦然：權力過大，會導致太阿倒持；權力過小，會流於帝王專制。如何做到恰如其分，就是一個很高的政治藝術學問了。伍子胥若做到這點，恐怕吳國又是另一番景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