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南京政府的腰桿不硬，對袁世凱的個人誠信產生了幻想。辛亥革命剛開始取得勝利，革命營壘內部便已呈現出一派分崩離析的景象。當時，領導這次革命的中國資產階級還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十分軟弱無力，它的核心力量——同盟會政治理論上非常幼稚，組織上也鬆散龐雜；他們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都缺乏深刻的本質認識；他們同廣大下層勞動群眾的嚴重脫離，使他們在異常強大的反動勢力面前感到自身缺乏力量；而地主階級反動勢力以及反對派的力量卻非常強大，虛偽狡猾、擁有實權的袁世凱成了反動勢力的核心力量。孫中山的「讓位」就是在這樣的階級力量對比下釀成的。
武昌起義時，孫中山正在美國北部科羅拉多州進行籌募革命經費的工作。他經過再三考慮，認為自己當前的主要工作，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盛酒和裝肉的器具，代指宴席）之間」，他希望通過外交活動，斷絕清政府的後援，來一個釜底抽薪。結果，他沒有立即回國。這一著棋孫中山沒有走好，他沒有及時給革命黨人以具體領導，也沒有考慮革命政權如何建設。他在國外時，就已經聽到一種輿論，即如果爭取到袁世凱擁護共和制度，可以讓袁出任民國總統。孫中山原來對袁世凱的印象並不怎麼好，覺得此人「狡猾善變」，不太靠得住。但他又希望避免流血，盡早實現革命目標，只要推翻清政府，廢除帝制，即使是袁世凱出來當總統，也未嘗不可。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從國外歸來，面對著第一次各省都督代表會議通過的「若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這樣的決議，他不得不承認這個既定事實。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後，主張「讓位」的氣氛仍然籠罩著革命黨人，包括孫中山身邊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黃興、汪精衛、胡漢民等人。
汪精衛曾行刺攝政王被捕而沒有砍頭，袁世凱在暗中進行了一些活動，所以汪精衛從清朝監獄出來後，立即主張「南北議和」，並派人到武漢說服黎元洪和黃興擁戴袁世凱為大總統。汪精衛甚至諷刺孫中山說：「你不贊成議和，難道是捨不得總統的職位嗎？」革命黨人的二號人物、擔任臨時政府陸軍總長的黃興，對袁既有顧慮，又存幻想。黃興說，袁世凱是一個奸猾狡詐、膽大妄為的人，如能滿足他的慾望，他可以幫助我們推翻清朝；否則，他也可以像曾國藩替清朝出力搞垮太平天國一樣來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朝，我們給他一個民選的總統，任期不過幾年，可以使戰爭早停，人民早過太平日子，不好嗎？黃興的這種看法，在當時革命黨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也完全符合當時孫中山的思想。孫中山認為清政府統治的結束就是革命的成功，而隨著革命的成功就會到來一個政治民主和工商業繁榮的好時代。他只求民國的招牌早早掛起，革命的形勢早早結束，好讓他在「安定的秩序」下完成自己的實業救國理想。因此，應該說，「讓位」是包括孫中山本人在內的大多數革命黨人的意見。「讓位」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歸咎於孫中山個人的失策是不公允的。
孫中山是很善於從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的。他後來終於認識到把政權拱手讓給袁世凱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他沉痛地寫道：「我的辭職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它的政治後果正像在俄國如果讓高爾察克、尤登尼奇或弗蘭格爾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寧而就會發生的一樣。」
其次，袁世凱在清末「新政」政績頗著，得到了資產階級的信任。1905年7月2日，袁世凱在戊戌變法後第一個奏請大清國實行立憲政體：「救亡非立憲不可，立憲非取法鄰邦不可。」9月2日，袁世凱和張之洞聯合上奏：諸立停科舉，以便推廣學堂，鹹趨實學。已經延續千年的封建專制的科舉考試，竟然在袁世凱的推動下壽終正寢。10月23日，袁世凱又有奏章呈遞：請諭准大清國自造京張鐵路，並保派詹天祐先行查勘。這是中國第一條自力更生建造的鐵路。同時，在「新政」時他還曾編練新軍，並運用這支武裝力量，游刃於尖銳複雜的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矛盾之間，並把勢力滲透到朝野上下，成為中外推崇的「強人」。
他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時，不遺餘力地推行「振興實業」、「獎勵工商」等政策，運用政權力量建立起以一批現代企業為主幹的經濟基礎，並在地方自治、吏治、司法、警察、兵政、教育、路礦、財政等方面進行了系統革新，客觀上促成了直隸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的成長，洋洋大觀的「北洋新政」得到了各地資產階級的青睞。在立憲運動中，袁世凱與立憲派進一步建立了政治聯盟，為憲政改革而痛切陳詞於皇上，奔走策劃於京津，竭力敦促清廷實行立憲改革，從而贏得資產階級的喝彩。在軍事力量對比上，袁世凱控制著訓練有素的北洋六鎮7萬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於清帝國的禁衛軍和其他新軍，總兵力達14萬多人(新軍總數為24萬1千人)。而南京臨時政府方面，號稱革命的各色民軍很多，絕大部分是由會黨乃至綠林隊伍改編而成；雖然人數上遠多於北方，武器裝備、訓練、指揮和紀律等都遠遜於對方，從而成了資產階級拉攏的對象。
在經濟力量對比上，南京臨時政府已到了難於支撐的邊緣，已走進了死胡同，但袁世凱出任清帝國內閣總理後畢竟仍牢牢控制著東北和華北大部，中央財政的基礎仍在，原有的徵稅系統沒有打亂，軍費比較充足。所以，與袁世凱締結和議，以防天下大亂，成了資產階級共同的願望。加之，袁世凱的陰險狡詐，使革命黨人無法看清他的本來面目。此人的社會政治經驗遠比那些年輕而天真的革命黨人豐富得多。袁世凱原是北洋軍閥的首領。辛亥革命時，他受命為清政府的內閣總理大臣，掌握軍政大權，成為中外反動派所倚重的實力人物。武昌起義後，他知道清朝的垮台已無法拯救，而革命火焰也無法用武力來撲滅。於是，他便採取又打又拉軟硬兼施的反革命兩手策略：他用一隻拳頭來打倒清朝政府，而用另一隻拳頭來對付臨時政府。他用來打倒清朝政府的武器是「革命」，他用來打倒革命民主派的武器是「統一」。「議和」就是袁世凱施展又打又拉的產物。
1909年袁世凱被開缺回籍後，使他在此後的階級鬥爭愈演愈烈的兩三年中，遠離政治鬥爭的漩渦，受到清廷的猜疑，使得資產階級產生袁世凱是清廷對立面的錯覺。更有一部分革命黨人在狹隘排滿的大漢族主義支配下，也把袁世凱視為「同種」與「異族」的清王朝區別開來。
正是由於以上諸多原因，使得社會各階層，包括資產階級的各階層，普遍產生了「非袁不可」的心理。
第三，帝國主義對袁世凱的支持，是孫中山讓位的一個重要原因。在袁世凱與孫中山之間，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的選擇是一致的，那就是擁袁棄孫。辛亥革命後，大多數革命黨人並不認識帝國主義真面目，以為中國的積弱只是因為清政府的昏庸腐敗，只要把它推翻了，中國就會逐步走上獨立富強的道路，甚至天真地認為他們既是資產階級革命，是以西方為榜樣的，可能會得到西方國家的援助，所以革命起來後總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觸動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既得利益。
他們在對外宣言中，宣佈承認清政府與帝國主義間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繼續償付賠款和外債，企圖以此來換取帝國主義對革命的同情和對革命政府的承認，只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中國的根本問題便可解決，殊不知那是革命黨人一廂情願的事。在武昌起義的槍炮聲中，清政府的統治土崩瓦解。為維護自己的侵華權益，帝國主義在「嚴守中立」的偽裝下，一方面，不斷在軍事、經濟、外交上向革命黨人施加壓力，逼迫革命黨人妥協；另一方面，支持袁世凱當政，特別是在外交方面。英國外交大臣葛壘說：「我們對於袁世凱懷有極友好的感情和尊敬。我們希望出現一個政府，有充足的力量可以無所偏倚地對待各國，並能維持國內秩序以及革命後發展對華貿易的有利條件。這樣的政府將獲得我們所能給予的一切外交援助。」他們積極策劃南北和談，提出所謂「非正式照會」，逼迫南方向袁世凱妥協。
帝國主義看中的是袁世凱，把他作為自己在中國的代理人，對袁竭力支持，而對革命黨人施加壓力。英、美、德、日各國軍艦駛進長江，耀武揚威，俄國軍隊集結於我國東北北部，日本軍隊在我國東北南部、內蒙東部蠢蠢欲動；外交上，帝國主義國家不承認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輿論上，帝國主義報紙顛倒黑白，對革命派橫加指責；財政上，帝國主義加緊對南京政府實行經濟封鎖，海關稅收分文不給，致使南京臨時政府財政十分困難。
1911年12月20日舉行的「南北議和」的過程，也就是袁世凱竊取臨時大總統席位的過程。這個「議和」一開始就是袁世凱與英國公使朱爾典約同德、日、俄、美五國代表密商後、由英駐漢口總領事傳話，向各省都督代表提出來的。帝國主義不僅在整個議和過程中為袁世凱密謀策劃，而且公開告訴革命黨人，只有讓袁世凱當選大總統才能得到他們的認可。為了避免帝國主義的干涉，革命黨人自然只有趕緊讓袁世凱出來做總統，以便盡快結束「戰亂」。
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將政權拱手讓出，使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遭受了嚴重的挫折，給革命造成極大的危害。孫中山在「讓位」的過程中對袁世凱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鬥爭，雖然不是無益的，但所採取的防範袁世凱危害民國的措施，則無濟於事。辛亥革命的果實最終被袁世凱所竊取，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獨裁統治又在中國開始建立起來，「中華民國」成了一塊空招牌。這在歷史上一直被人們認為是一大憾事，在令人惋惜的同時，也使人們認識到：革命不會一蹴而就，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也必將充滿了坎坷和泥濘。事物的發展是前進性與曲折性的統一，需要人們進行前赴後繼的努力才能成功。
蔣介石早年是如何起家的
蔣介石的青少年時代，中國遭列強屢挫，負債纍纍，動盪不安。蔣介石立志救國，苦學軍事，1907年入保定全國陸軍速成學堂。1908年赴日就讀振武軍校，同年加入同盟會。1923年赴蘇聯考察軍事政治。1924年回國後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1926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國國民黨總裁，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
那麼，蔣介石早年是如何脫穎而出，成為孫中山的大紅人、國民黨的「大將軍」的？筆者認為，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著幾次關鍵性的機遇，而且這幾次機遇是連環機遇，即前一次為後一次留下了伏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