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巖，清徽州績溪人，著名的紅頂商人，有「商聖」之美譽。他雖為商人，但其發跡以及鼎盛與政界要人的庇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胡雪巖緊緊把握住了「大樹底下好乘涼」的精髓，他先借助王有齡，又以左宗棠為靠山，經營銀號、中藥店、絲茶業務，操縱江浙商業，並多次為官軍籌供軍餉和訂購軍火，從而一步步走向事業的巔峰，擁有的資產最高達兩千萬兩以上。作為一名商人，他被御賜二品頂戴，被賞黃馬褂，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
為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巖先後六次向洋人借款，累計金額為一千八百七十萬兩白銀。當然，圖利是商人的本性，胡雪巖也無法脫俗，他利用借貸款實付利息與應付利息之間的差額，吃了「回扣」。但總的來說，在當時西征大軍欠缺糧餉，各方相互推諉的艱難時刻，胡雪巖能夠挺身而出，不辭勞苦擔負起籌借洋款的重任，協助左宗裳西征保住新疆，還是表現了他的愛國之情。但是，為官府貸款在中間吃「利差」，這是朝廷萬萬不能允許的。這著誤棋，為胡雪巖日後垮台埋下了禍根。
筆者認為，胡雪巖垮台的直接原因，是來自於其對手盛宣懷的致命一擊。
在中國近代工商業發展史上，盛宣懷居功至偉，是張裕葡萄酒公司的創辦者之一，中國近代的輪船、礦山、電報、鐵路、紡織等產業他無不染指。1896年，他在上海外灘還開辦了中國通商銀行。
盛宣懷還是中國近代教育的開創人。1895年10月2日，盛宣懷通過直隸總督王文韶，稟奏光緒皇帝設立新式學堂。光緒帝御筆欽准，成立了天津北洋西學學堂。後更名為北洋大學，此為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大學，也是天津大學的前身。1896年起盛宣懷開始督辦鐵路。1896年盛宣懷在上海創辦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二所大學——南洋公學，這是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
在清末官場派系林立的大背景下，胡雪巖與盛宣懷分屬不同的利益集團。胡的後台是左宗棠，盛宣懷的後台是李鴻章，而左與李有極深的矛盾，胡雪巖與盛宣懷也就不得不在前台為各自的主子去進行殘酷的鬥爭。
1883年，法軍進攻駐越南的清軍，中法戰爭爆發，清廷命左宗棠領戰。左宗棠每次征戰都需要大筆資金做後盾，而胡雪巖則是左宗棠的籌款高手。此次中法交戰，胡雪巖自然又要去運籌一番了。
5年前，胡雪巖曾代表清政府以私人名義向匯豐銀行借款650萬兩白銀，約定期限7年，每半年還一次，本息約50萬兩。1882年，他又幫助清政府向匯豐銀行借了400萬兩，清廷承諾，這兩筆款子都以各省的協餉作擔保。這筆借款每年由清廷以協餉的方式來補償給胡雪巖，通常每年的協餉一到，上海道台府就會把錢送給胡雪巖，以備他還款之用。
此時，盛宣懷便秉承李鴻章的意圖，抓住這一機會，欲置胡雪巖於死地，從而達到替主子整倒左宗棠的目的。盛宣懷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鴻章有意緩發這筆協餉，時間是20天。邵友濂屬於李派，料想緩發20天沒有大礙，就照辦了。
然而，這20天對胡雪巖卻是致命的打擊。在瞬息萬變的商場上，時間更是生命。盛宣懷早已向洋行放風，造謠說胡雪巖的資金即將告罄，造成洋行的焦慮，紛紛向胡雪巖催款。由於事出突然，胡雪巖只好從自己的阜康銀行調來80萬兩銀子，先補上了這個漏洞。
胡雪巖的這一做法，正好跌進了盛宣懷為他挖好的陷阱。
這時，盛宣懷通過電報對胡雪巖一切調款活動瞭如指掌，當估計胡雪巖的銀子已經陸續調出了阜康銀行，正是空虛之際，就托一些大戶到銀行提款，同時讓人四處放出風，說胡雪巖積囤生絲大賠血本，如今尚欠外國銀行貸款80萬兩，阜康銀行倒閉在即。很快，前來阜康銀行提款的人群幾乎踩破了門檻，阜康銀行就此倒閉。
胡雪巖雖聰明一世，與官場人物交往甚密，但最終卻因為被綁到政治的戰車上進退維谷而成為左宗棠與李鴻章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成為李鴻章「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犧牲者，實在令人為之扼腕歎息。胡雪巖破產後，先前那些為其錢財嫁入胡家的十幾房美妾們，一改往日嘴臉，溫情頓失，紛紛要求攜帶自己的私房錢離開。留在胡氏身邊的，只有羅四太太。在羅四太太的陪伴下，靠著胡慶余堂的微薄收入，胡雪巖淒涼地度過了他的晚年，於公元1885年憂憤離世。
最早預見清朝滅亡的人
從現存的文獻考證，第一個準確地預見了清朝滅亡的人，是曾國藩手下最受器重的幕僚趙烈文。他於同治六年，即公元1867年預言頹廢不振的清朝不出50年必亡。清王朝終於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趙烈文發此預言時的1867年是44年，果然沒出50年。
趙烈文生於1832年，字惠甫，一字偉甫，江蘇常熟人。年少時即有才名，很有思想見地。他學識非常淵博，對佛學、易學、醫學、軍事、經濟之學都有很深的造詣。
咸豐五年，好友周騰虎推薦趙烈文入曾國藩幕府。其時，曾國藩正坐困南昌前線，被太平軍整得灰頭土臉，隨行的幕僚大都遠走。對剛剛到來的趙烈文，曾國藩起初並沒有抱什麼希望。作為實習幕僚，總得有些事幹。曾國藩沒心思給他安排什麼具體事情，只是命其參觀駐紮在樟樹鎮的湘軍水陸各營，先熟悉熟悉工作環境再說。不料，這位趙先生一去就發現了問題，回來後給曾國藩匯報說：「樟樹營陸軍營制甚懈，軍氣已老，恐不足恃。」
曾國藩最見不得「坐談立議，無人能及，隨機應變，百無一能」的書生，他料定趙烈文亦屬此輩，因此對趙烈文所謂的觀感很反感。他心裡不大高興，這個小毛孩子，懂什麼軍機大事呀。因為也正在這個時候，趙的老母有病，趙烈文可能也看出曾國藩很不重視自己，不如自己識相點離開這裡算了。所以他就以母病為由，向曾國藩辭行，曾國藩也沒有怎麼挽留。
可就在趙烈文要走而未走的時候，傳來周鳳山部湘軍在幛樹大敗的消息，這被趙烈文不幸而言中。曾國藩看到趙烈文的見識不凡，立馬對趙烈文有了一番新的看法。後來，趙烈文越來越受曾國藩的器重，經常一起商談軍事，最後竟無話不談，有時一日談好幾次。中國華僑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一本《曾國藩宦海密談錄:與心腹幕僚趙烈文的九十九次傾心交談》，書中對他們的多次交談有詳盡的介紹。
曾國藩是晚清重臣、朝廷棟樑，正是由於他與一干人的不懈努力與奮力拚搏，使晚清才得以出現所謂的「同治中興」。當時很少有人質疑大清的大旗到底能扛多久，對歷代興亡研究甚深的曾國藩意識到了朝野上下潛伏著無盡的危機，搞不好會亡國。但他認為通過一些努力，應該還是能挽危廈於將倒。
趙烈文可不這麼看，他的觀點比曾國藩更為深邃與銳利。趙烈文寫過不少作品，如《趙偉甫先生庚申避亂日記》、《能靜居日記》、《落花春雨巢日記》、《庚申避亂日記》等。在《能靜居日記》中，趙烈文詳記了他與曾國藩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談話。就在這次談話中，趙烈文驚世駭俗地預言了清朝不出50年必亡！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與趙烈文聊天時憂心忡忡地對趙說：「京中來人云：『都門氣像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烈文回答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說，現在天下統一已經很久了，勢必會漸漸分裂，不過由於皇上一直很有權威，而且高層沒有先爛掉，所以現在不會出現分崩離析的局面。但據他估計，今後的大禍是朝廷會先垮台，然後出現各自為政、割據分裂的局面；他進一步判斷，大概不出五十年就會發生這種災禍。
曾國藩聞畢頓憂，沉思半天才說：「然則當南遷乎？」曾國藩認為清王朝並不會完全被推翻，有可能與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的政權南遷、南北分治、維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樣。
趙烈文明確回答說：「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他認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東晉、南宋那樣南遷偏安一隅，恐將徹底滅亡。
曾國藩反駁說：「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趙烈文接著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後君之德澤，未足恃也。」趙烈文在談話中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軍因明亡於李闖、吳三桂因紅顏一怒大開城門而入關，所以「創業太易」；入關後為震懾人數遠遠多於自己的漢人而大開殺戒，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誅戮太重」，這兩點決定了清王朝統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後來的君主康、乾、嘉的「君德」固然十分純正，但善與惡並不互相掩蓋彌補，何況「天道」已給他們帶來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為十分豐厚的報答，因此這些後來君主們的「德澤」並不能抵消清王朝「開國」時的無道，仍不足補償其統治的合法性匱缺。
趙烈文從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殘暴性這兩點否定其統治的合法性，頗具政治眼光。對於趙烈文這番鞭辟入裡的言論，曾國藩又陷入了沉思，似有所悟。
大江東去，老去了多少英雄。曾國藩、趙烈文分別於1872和1894年去世。歷史準確地見證了趙烈文的預言，氣數已盡的清王朝終於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1867年預言它不出50年就徹底垮台還有6年；而且，接踵而來的也是趙烈文所預言的長期「方州無主，人自為政」，即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
「人事有代謝，江山留勝跡」——趙烈文當年所住過的趙園尚存，位於今江蘇常熟市古城區西南隅的明代錢氏「小輞川」遺址。清嘉慶、道光間，吳峻基築水壺園，又名水吾園。同治、光緒年間為趙烈文退養故里之後購得並增建，人稱「趙園」、「趙吾園」，為江南古典名園之一。
為何孫中山要讓位給袁世凱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楚望台的槍聲一響，革命的烽火很快燃遍全國，形成燎原之勢。統治中國268年的清政府在熊熊烈火中迅速地倒塌下去，「中華民國」在一片欣喜若狂的歡呼聲中誕生。
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從國外歸來，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誰也沒有料到，1912年4月1日，任臨時大總統才3個月的孫中山卻被解除了職務，把政權交給了袁世凱。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領袖、共和國的創始人孫中山讓位於清王朝舊臣、帝國主義走狗袁世凱，這是關係辛亥革命成敗的重大事件。當歷史的幕帳徐徐落下的時候，絕大多數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和立憲派都在為他們的這一選擇而歡欣鼓舞，只有當袁世凱稱帝的野心逐步昭然的時候，他們才發現自己的選擇是如此的錯誤。從那時起，人們就開始進行反思：為什麼當時會把民國的政權拱手讓給袁世凱呢？對這一問題許多歷史學家都曾作過解釋，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筆者以為，孫中山先生讓位給袁世凱，不是某一個人的主觀意願，有其複雜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是歷史合力作用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