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文官官俸高，接受的賞賜也重。不僅如此，還可以蔭及家人，差科全免，成為社會上享有特權的「官戶」階層。連宋真宗趙恆都在詩中表達了這層意思：「富家不用賣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誕生於宋代的一組神童詩：「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儘是讀書人。自小多才學，平生志氣高；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學乃身之寶，儒為席上珍；君看為宰相，必用讀書人。莫道儒冠誤，詩書不負人；達而相天下，窮則善其身……」更是將讀書博取功名贏得遠大前途渲染得淋漓盡致。
宋代是我國科舉制度最完善的時代，考試取士為朝廷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科舉勝出者名利雙收待遇豐厚，致使人們把趕考走仕途作為人生奮鬥的終極目標而前赴後繼，且樂此不疲。在唐代，士人取得功名後還要經過考試合格才有資格擔任官職；到了宋代，只要是進士五甲以上就可直接授官，而且陞遷的速度之快和級別之高也是其他途徑入仕的人所比不了的。司馬光與蘇軾的恩師陳襄就曾在他的《仙居勸學文》裡這樣寫道：「今天子三年一選士，雖山野貧賤之家所生子弟，苟有文學，必賜科名，身享富貴，家門光寵，戶無徭役，休蔭子弟，豈不為盛事？」宋代的高級官員中，科舉出身者佔了壓倒優勢。就拿北宋時期的正、副宰相來說，科舉出身的人就佔到了90以上，南宋比例更高。當時評價一個家族興盛與否，有無美好的未來，其中關鍵的一條就是看其有幾人登科或幾個女子嫁給士子。這樣，金榜題名的士人自然就成了豪富之家擇婿的首選，屢屢上演「榜下捉婿」也就不足為怪了。
為何古代強姦案件少
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按理說，強姦罪要比搶劫、盜竊犯罪多得多，可史料記載卻少得多。其原因是什麼呢？
首先，封建的貞操觀束縛了婦女，把貞節看成天理，即使受害也很少告官。從秦朝開始，歷代統治者都特別重視「守節」，表彰「貞婦」、「節婦」，一本本《列女傳》相繼出現，記載表彰一些女子守節的範例。如西晉皇甫謐的《列女傳》記載：三國時夏侯令的女兒嫁給了曹文叔，曹文叔不久死去，又沒有兒子，父親叫她改嫁，她割去兩個耳朵表示不肯。後來，父母見她無依無靠，又動員她改嫁，她又割去鼻子表示守節不嫁。又如安定女子張芝，年輕守寡，與兩個嫂嫂一起被亂軍搶去，她為了守住貞節，先殺了兩個嫂嫂，又想自盡。幸虧亂軍很快敗散，她才獲救。封建社會裡，對婦女來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寡婦改嫁被認為是「淫婦」，許多女子因犯了改嫁之「淫」而慘遭迫害致死，使得女子在死了丈夫之後，畏懾於傳統壓力，或殉死、或被迫守節一輩子。也有不少婦女傚法《列女傳》自願節烈，並自戕、毀容或自殘以誓守節之志。在那樣的社會裡，受害婦女為了自己的貞節，忍氣吞聲或自尋短見。受害人不告訴，這類犯罪怎能多呢？
其次，封建社會的法律對強姦罪的審定，極不利於受害婦女告官。歷代王朝律令中的強姦罪要件大同小異。以《大清律例》為例，它規定：只有在婦女始終抵抗歹徒的性暴力行為或女方身亡或女方身體部位被嚴重致傷時，法官才會認定為強姦罪。也就是說，婦女遭到強姦時，如果一開始反抗，後來無力抵抗或歹徒拿出凶器威迫下或口頭威嚇女方被迫停止反抗而接受歹徒的性行為，均視作通姦行為。一旦被認定為通姦罪，就會給受害者帶來三個惡果：一是蒙受羞辱的名聲，只好自殺身亡以逃避輿論的譴責。二是以前有過「失節」行為的女人，即使被強姦，罪犯也要從輕處罰；三是婦女與男人通姦的，未婚女子要被重打八十大板；已婚婦女要打九十大板。清代還規定，不論男女，挨板子都要當眾裸露下身，挨打蒙羞。因此，婦女被強姦告官九死一生，毋寧不告。在這種法制下，強姦罪自然少了。
當然，這種說法可能不很全面，那時強姦罪少於其他罪的原因是否還有其他原因，也說不定，有待於進一步研究和考證。
為何宋代和尚能娶妻生子
眾所周知，和尚是不能結婚的。究其原因，是因其結婚以後，就會有子女的累贅，有家務事纏縛，不能荷擔如來大法，到處弘揚佛法，普度眾生。
自東漢時期佛教傳入我國以來，佛教教義雖有多種變化，但獨身滅欲是一直不變的，並視為教規之一。然而到了宋代，卻出現和尚娶妻生子的奇怪現象。
據宋代《雞肋編》記載：「廣南風俗，市井坐估，多僧人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家室，故其婦女多嫁於僧。」
宋代和尚尤其是嶺南地區的僧人為什麼能娶妻生子，世俗女子為什麼敢於嫁給和尚？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種情況：
一，佛儒兩教融合併世俗化的結果。自唐朝中期以後，佛家以六祖慧能為代表的禪宗南派的影響日益擴大。由於該派摒棄了煩瑣的宗教儀式，強調心既是佛，佛在心中，人一旦醒悟，立刻就可成佛，無須長期入廟專門修煉，簡化了程序，受到民眾的歡迎。到了宋代，禪宗發展到了新的程度，世俗化的趨勢進一步加強。在其教徒心中，皇帝成了「佛」。宋代皇帝推崇文人儒家，反過來對佛教採取了寬容扶植的政策，加深了佛教思想與儒家思想的融合，這又更加加深了佛教的世俗化和儒家化。凡此種種，均導致了佛教戒律的鬆動。儒家傳統思想和世俗觀念都推崇「孝」，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宋代禪宗推崇儒家的孝道，無疑促成了和尚娶妻的現象。
二，國家人口急需補充的需要。經過五代十國的多年戰亂，國家人口需要補充，而佛教的禁慾修身恰與儒家思想相駁，為了更適應國情、民意，和尚能娶妻生子這種兩全其美的現象有意無意地也就出現了。
三，由於宋代僧侶是比較富有和特殊的群體。宋代寺廟大都廣有田產，還能經商，放高利貸，香火收入也不菲，犯了罪處罰也較輕，俗人犯罪入了僧門還能免去一定的罪過。大概是由於利益所驅，世俗女子覺得嫁給和尚是個不錯的選擇。
四，執法不嚴導致的現象。其實，宋朝的禮法制度相當嚴格，當權者曾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規定：和尚、道士們不得有性行為。這一點以宋太祖和宋太宗最為嚴格。北宋開寶五年（公元972年），宋太祖詔：「道士不得畜養妻孥，已有家者，遣出外居止。」雍熙二年（公元985年）九月，宋太宗要求嶺南地區的地方官員，將「僧置妻孥」之禁在當地逐漸加以推廣。宋代法令規定：「諸僧道輒娶妻，並嫁之者，各以奸論，加一等，僧道送五百里編管。」而宋朝的法律雖然嚴，但執行不嚴，這條法令在執行過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難。
不過這種現象起於何時？終於何時？最後因何消失？宋代和尚娶妻現象有無普遍意義？北方情況又如何？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天下第一廉吏
於成龍，清代山西永寧州（今方山縣）人，少有大志，自幼耕讀，歷任知縣、知州、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巡撫、總督、加兵部尚書、大學士等職，每到一處，都留下了清廉美名。康熙皇帝稱讚其曰:「咸稱居官清正，實天下廉吏第一。」
順治十八年，44歲的於成龍才開始做官，到遙遠的邊荒之地柳州羅城為縣令。羅城地處萬山叢中，偏僻荒涼，少數民族雜居，世代械鬥。於成龍到羅城時，居民僅六家，縣衙草屋三間。他「插棘為門」，「累土為幾」。在困境中，同來的五名從僕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堅強的意志，扶病理事，邁開仕宦生涯的第一步。數年，羅城大治。
於成龍在羅城居官七年，不僅肅清盜匪，而且建了學宮，創設了養濟院，潔己愛民，「與民相愛如家人父子」。官愛民，民亦愛官。羅城民眾憐憫於成龍獨身一人滯留如此淒苦之地，早晚都過來問安，並皆歎其度日過於清苦，就把自己僅有的一點錢糧送來，都被於成龍婉言謝絕了。
後來於成龍在回顧羅城七載生涯時說:「日二食或一食，讀書堂上，坐睡堂上，首足赤露、無復官長禮。夜以四錢沽酒一壺，無下酒物，快讀唐詩，痛哭流涕，並不知杯中為酒為淚也！」
堂堂縣令居然過著如此清苦的生活，讀來令人不由得潸然淚下。
因政績卓著，康熙六年，於成龍晉陞為四川合州知府。辭別羅城時，父老遮道呼號，竟追送數百里，痛哭而返。這樣的感人場面在於成龍的宦海生涯中後來再度出現，當他升任福建按察使，離黃州赴福建時，「民遮送至九江，凡數萬人，哭聲與江潮相亂」。得民心如此，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康熙二十年，於成龍受命為兩江總督。赴任時租了驢車一輛，路上自投旅舍，從未煩擾沿途府縣。到任後，斷然拒絕居住為他裝修一新的府第，拒受禮品，謝絕接風洗塵之宴會，江寧為之震動。
作為清朝一品大員的於成龍貌似嚴厲，其實待人非常隨和，沒有官架子。公務時間，他的衙署大門始終敞開著，官吏有事找他，就直接進入他的寢室。他的桌案上左邊放著生薑、豆豉，右邊放著案卷文書，就像農村的教書先生一樣，隨便與人交談。江南生活比較富裕，許多官員以紙醉金迷為榮。於成龍卻每日食粗糧、青菜，而被江南人稱為「於青菜」。遇上荒年，他即以糠屑雜米為粥，全家人都這麼吃，客人來了也不例外。客人問他，為什麼要這麼清苦，他答道：「多留一些米，就可以多賑濟一些饑民。」於成龍吃飯簡單，喝茶更是簡樸得令人掉淚：他的僕人無錢為他買茶葉，每日採摘衙後槐葉給他代茶用，樹竟為之禿！
在於成龍身體力行的影響下，江南各地的社會風氣發生了明顯變化。官僚、巨商都脫下綾羅綢緞，改穿布衣；高門大戶，將大門樓改築成小門樓；橫行鄉里的少數惡霸，也都悄悄地避居到外地。但不少人是懾于于成龍的威勢，表面上表現出改邪歸正的樣子，背地裡卻極力造謠誹謗。誣蔑於成龍來到富庶的江南後，也開始作威作福，不像以前那樣清廉了。由於眾口鑠金，連一向對於成龍頗為信任的康熙皇帝，也聽得起了疑心。於是康熙帝暗中派人去調查，得知實情後感動得流淚，拿出寶劍斬斷桌子說：「如再有人說於成龍是貪官，這就是他的下場。」
康熙二十三年，於成龍又兼理江蘇、安徽兩巡撫事，不久病逝。他的私人財產少到讓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同僚們進入他的房間清點遺物，箱子中只有粗線織的袍子一套和床頭佐餐用的幾包豆子，再無其他一件值錢的東西。於成龍去世後，「民罷市聚哭，家繪像祀之」。後來，凡是他做官的地方——江寧、蘇州和黃州等都為他建立了祠堂，以緬懷這位真正的「青天」。康熙帝還為於成龍親書「高行清粹」的匾額，並賜謚「清端」，以示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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