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武天皇」徐福東渡日本之謎
徐福，即徐巿，字君房，齊地琅琊(今江蘇贛榆)人，秦時著名方士。他博學多才，通曉醫學、天文、航海等知識，且同情百姓，樂於助人，故在沿海一帶民眾中名望頗高。
徐福是中國兵家泰斗鬼谷子先生的徒弟。鬼谷子先生原名王禪，又名王詡，戰國時衛國人，曾任楚國宰相，後歸隱衛國（今河南省淇縣淇谷雲夢山）授徒，長於持身養性和縱橫術，著有《鬼谷子》兵書十四篇傳世，世稱王禪老祖。蘇秦、張儀、孫臏、龐涓、毛遂、徐福等都是他的弟子。鬼谷子的高徒中，徐福在孫臏、龐涓、蘇秦、張儀、毛遂之後，是鬼谷子先生的關門弟子。學辟榖、氣功、修仙，兼通武術。他在秦始皇登基前後學成出山。
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一次東巡，登泰山勒石頌德。然後經黃縣、(月垂)縣，攀成山，登芝罘(今煙台)山，南下琅琊台，逗留三個月。在此期間，秦始皇看到海州灣內出現海市蜃樓，認為是仙人所顯，遂派徐福率童男童女乘樓船入海，尋求長生不死之藥。徐福入海數年求藥不得。
九年以後(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再次東巡又找來徐福，徐福怕秦始皇怪罪，詐稱海中的大鮫魚十分厲害，船隻難以靠近仙山取藥，須派善射者同去，射殺鮫魚，才能上岸求藥。泰始皇再次派徐福攜帶童男童女以及百工巧匠、武士射手五百多人，裝帶五穀種子、糧食、器皿、淡水等，入海去仙山求藥。徐福東渡沒有獲得「不老藥」，卻在熊野浦登陸後，發現了「平原廣澤」(即日本九州)。長生不死之藥沒找到，返回恐遭殺身之禍，便長居於此，不再復返。
徐福等人在九州島等地向日本土著民族傳播農耕知識和捕魚、鍛冶、制鹽等技術，還教給日本人民醫療技術等秦朝先進文化，促進了社會發展，深受日本人民敬重。日本尊徐福為「司農耕神」和「醫藥神」。歌山縣、佐賀縣、廣島縣、愛知縣、秋田縣、富士山地區都有徐福活動的遺跡。佐賀、新宮等地神社都把徐福作為神來大會奉祀，每年都要舉行聲勢浩大的祭祀活動。為了弘揚徐福精神，中國、日本成立了全國徐福會，連雲港、龍口、膠南、滄州、蘇州、慈溪、新宮、佐賀、大阪、富士、吉田、鹿兒島、東京等地也都成立了徐福會。一些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及日本學者認為，徐福與日本傳說中的開國神武天皇是同一個人，成為日本人的祖先。昭和天皇的大臣甚至肯定「徐福是我們日本的國父」。
那麼，徐福東渡日本是史實，還是傳說？
徐福東渡的記載，最早見於司馬遷的《史記》。《史記》在三處四次記載了徐福渡海的故事，從而提出了一個恍惚迷離的歷史難題。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始皇二十八年」條載：「齊人徐巿（ｆu，即後文之徐福）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巿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這是中國古文獻記載徐福東渡故事的起始。《史記》同卷「秦始皇三十七年」條又載：「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從這一記載看，徐福入海之後，似乎又回返過一次，其後便下落不明瞭。秦始皇對此也並未加以追究，因為同一年始皇帝就死於沙丘了。
但是，《史記·淮南衡山列傳》中卻提出了新的情況。淮南王劉安與將軍伍被縱論天下形勢，伍被在談到秦亡時，舉出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這件事。他說徐福以巧言欺騙秦始皇，「秦皇帝大說（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史記》沒有記載徐福所到的「平原廣澤」究竟是什麼地方，但五代後周時的古籍《義楚六帖》對此有所披露。此書為濟州開元寺一位名曰義楚的和尚所著。該書《城廓·日本》一章中曰：「日本國亦名倭國，在東海中。秦時，徐福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國，今人物一如長安……又東北千餘里，有出名『富士』，亦名『蓬萊』，……徐福至此，謂『蓬萊』，至今子孫皆曰『秦氏』。」
這是中國古文獻中第一次把徐福東渡與日本聯繫起來的記錄。這段文字很值得探究。第一，它認為徐福東渡確已到達日本；第二，它認為徐福之所以把日本（即倭國）作為目的地，是因為在那裡「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萊』」；第三，它認為徐福帶去的童男女，子孫繁衍，名曰「秦氏」；第四，它認為由於徐福後裔的繁衍，使日本風俗「一如長安」。
尋考《義楚六帖》資料的來源，可以推定該書關於日本部分的記載，大約與一位名叫寬輔的日本和尚有關。原來，公元927年（五代後唐天成二年），日本醍醐時代僧人寬輔，請赴中國。此人是真言宗的高僧，法號「弘順大師」。他在濟州與義楚交往甚厚。所以，《義楚六帖》這部宗教著作，特辟《城廓·日本》一部，記載日本的風土人情，其資料大多出自寬輔的口述傳聞，因此，給人以親臨其境之感。《義楚六帖》在研究中日關係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因為《五代史》中沒有「日本傳」，唐宋之間中國關於日本的記載，主要是依據《義楚六帖》。我們據此書的記載，可以推定在公元十世紀左右，最初是在日本流傳著徐福渡海，東達日本的傳說。此傳說又經過赴中國內地的日本人的傳播，被首次載入中國的文獻。
如果說，徐福東渡到達日本的傳說，是10世紀左右日本的產品，那麼，到了宋代，中國人對這樣的傳說就深信不疑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數宋代大文學家歐陽修的《日本刀歌》了。其中云：「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祚秦民，採藥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日本刀歌》載《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十五，奇怪的是《司馬文公集略》中也有，不知是歐陽修做的，還是司馬光做的，中國學者沒有考證。此處依日本松下見林《異稱日本傳》中說法，定為歐陽作品，誤入司馬光的集子。）
歐陽修對徐福到達日本，做了完全肯定的描述。他在《日本刀歌》中的觀點最集中地代表了11世紀前後當時中國人的日本觀。
宋代之後，經過將近兩個多世紀的流傳，在明太祖洪武年間，這一傳說又有了新的演進。
14世紀初期，日本高僧絕海中津赴中國，他在洪武元年（1368年）為朱元璋所召見。兩個人講得興起來，一唱一和，做了兩首詩。現日本《蕉堅稿》（絕海中津的遺文編）中，載有《應制賦三山》一首，其詩曰：「熊野峰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余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在此詩之後，附有《明太祖御制賜和一首》。其詩曰：「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亦應肥；昔年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竟不歸。」
這兩首詩，雖然詠的是同一個主題，卻有各自的風格和心情。但是，令我們最為注意的是，絕海的詩第一次透露了當時在日本的熊野山前（今和歌縣境內）日本人已經立起了徐福的祠堂。至此，我們可以說，長期流傳於口頭和文字上的傳說，已經被演繹為中日人民生活中的一種「虛構的事實」了。它明明只是一種傳說，而人們卻用建祠（其後還築墓）祭祀的傳統形式，確認這一傳說的真實性。在當時，中國、日本和朝鮮三國的歷史學家們幾乎都確信這個「虛構的事實」，紛紛載入他們的著作中。
明代陳仁錫撰《皇明世法錄》卷七十六「日本考」、明代劉仲達撰《劉氏鴻書》卷八「地理部」、朝鮮學者申叔舟在其《海東諸國記》、日本北町親房著述的《神皇正統記》等書都記錄了徐福到達日本的故事。
我們現在要問，為什麼徐福東渡到達日本的傳說會首先在日本形成和流傳？為什麼一部分日本人也相信自己就是徐福一行的後裔？為什麼在長達近千年的時間裡，中日朝三國的文獻都同樣地記錄著這一「虛構的事實」？為什麼大家都相信這是「事實」，並且在流傳中給它增添新的內容？
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自隋唐以來，日本大量吸收中國文化，漢文書籍大量流入日本，史籍中關於徐福東渡尋找蓬萊仙山求不死藥的記載也必為日本人所知。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在徐福東渡的背後，隱藏著一段真正的史實，徐福的神奇而浪漫的傳說，不過是不自覺地被用來解釋這一段不為人所注目的事實的。這個事實便是自秦漢以來，有大量中國居民遷居日本。
大正年間（1911—1925年），日本的考古學家們在日本的西南海岸，發現了大量的銅鐸、銅劍、銅鉾。這些金屬器物，與中國內地及朝鮮半島出土的均極為相似，有的則完全一致。考古學家後籐守一等認為，這是從公元前4世紀或3世紀起，至公元前1世紀左右的器物。這些器物的製作者，相當多的是在這一時期從大陸遷來的「歸化人」。
「歸化人」是日本人類考古學中一個專用名詞。它專指上古時代從東亞大陸或南洋諸島移居日本列島的居民，以區別於日本列島上的原始土著居民，即區別於「原日本人」，但他們本身又在日本列島民族人種的融合中逐漸被「消化」，而成為今天日本人的祖先。
根據日本發現的上古金屬器具遺物，考古學家們推斷，從公元前3世紀起，日本已有「漢族歸化人」。1958年，日本當代考古學家金關丈夫在日本九州島東南的種子島發現一批陪葬物，出土「貝扎」（貝製片狀物，陪葬或咒術用）、「腕輪」（手鐲狀物）數件，在「貝扎」上，有寫著「漢隸」的文字，在「腕輪」上，刻有漢代爬蟲紋樣的圖案。由此可以推言，從戰國後期至漢代，一定有不少的中國人在向日本列島移民，成為當地的「歸化人」。
對於「漢族歸化人」的活動，中國古文獻幾乎沒有什麼記載。可能是因為中國地廣人多，少量居民的外流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反映在日本的古文獻中，卻是相當突出。據日本第一部史書《日本書紀》的記載，在「應神天皇十四年」（約公元2世紀左右）「融通王弓月君率秦人來歸」。「應神天皇二十年」，又有「倭漢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並率己之黨類十七縣而來歸焉」。公元815年，日本編成《姓氏錄》，其載「仁德天皇（約公元前1世紀）時，秦氏流徙各處，天皇使人搜索鳩集，得九十二部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人」。《姓氏錄》並敘「弓月君為秦始皇五世孫」，「阿知使主為漢靈帝三世孫」云云。
日本古文獻記載的那些具體數字並不完全可靠，但對中國內地秦漢人遷居日本這一事實，卻是一致確認的。如果把文獻記載與地下文物的發掘相印證，那麼，秦漢時代中國人向日本不斷地移民，無疑是一個事實。
另外，中國台灣、中國香港以及日本國內的一些學者,認為徐福與日本傳說中的開國神武天皇是同一個人。這種觀點於1950年提出後在日本引起了很大反響。日本學者於當年便自發組成「日本民族頭骨指數測定會」，文部省補助經費，由全國各地大學的解剖學教授對各大學的男女學生的頭骨進行測量，五年後集中了代表全國280個縣市居民的六七萬人的測定結果，由日本最著名的體質人學類權威長谷部言人博士整理分析，與日本周圍民族頭骨指數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