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兩人另一個共同點就是風華絕代，風流倜儻，在情場上更是左右逢源，游刃有餘，頗有古代大文人寄情詩酒聲色的遺風。然而，令所有人大吃一驚的是，這兩位才華橫溢的曠世風流才子，卻在人生最好的年華遁入空門，皈依青燈古佛，令多少人為之感慨欷歔。
蘇曼殊與李叔同的初交是在1907年的上海，兩人同為南社成員。那時李叔同任《太平洋報》副刊主編，蘇曼殊的小說《斷鴻零雁記》就是在該報發表的。這篇抒家國之情、寫身世之恨的自敘體小說深深地打動了李叔同。當他得知作者比自己還小四歲時，就更加佩服這位孤憤的愛國詩僧了。
據史料記載，李叔同的一位友人在李未剃度時曾對他說：「曼殊一出家，你們這些開傷感主義風氣之先的文人就更認定人生是悲劇，是苦空無常。」由此可見，李叔同的出家是受蘇曼殊影響的。1918年6月，在蘇曼殊死後的第十七天，有「浪漫藝術家」之稱的李叔同自稱「塵緣已盡」，在杭州虎跑寺削髮為僧。後以他的傑出才華使失傳多年的南山律宗再度興起，被尊為第十一代世祖，號弘一大師。
那麼，這兩位曠世風流才子為何先後都遁入空門呢？
筆者認為，蘇曼殊與李叔同生在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社會上出現了宗教復興的風潮，他倆的遁世近佛是這種社會文化心理影響下的自然選擇。
其次，他倆都有著不幸的身世。蘇曼殊的父親身為茶行買辦，有一妻三妾，而蘇曼殊卻是父親與家中所雇的日本女傭所生。李叔同的父親李筱是天津著名的銀行家，李叔同是父親與其第五房姨太太所生。正是不堪回首的身世，使他倆時時感到「身為苦本，四大非我」。
理想抱負的破滅，是他倆遁入空門的主要原因。蘇曼殊與李叔同早年都參加了同盟會，對民主革命一腔熱血並為之四處奔波，蘇曼殊還因之數遭通緝。李叔同也曾寫下了歡呼革命的《滿江紅》：
皎皎崑崙，山頂月，有人長嘯。看囊底，寶刀如雪，恩仇多少。雙手裂開鼷鼠膽，寸金鑄出民權腦。算此生不負是男兒，頭顱好。
荊軻墓，咸陽道；聶政死，屍骸暴。盡大江東去，餘情還繞。魂魄化成精衛鳥，血花濺作紅心草。看從今，一擔好河山，英雄造。
然而當他們看到辛亥革命的灰色結局與故人摯友的背叛變節時，他們徹底失望了。眼看著中國的苦難無休無止，詠黃花、歎世道不足以排遣心中的積鬱，於是便消極遁世，去佛那裡尋求去妄歸真的另一個世界了。滾滾長江東逝水，造化無情，歲月之河中徒留筆者追撫前賢的一聲歎息，長太息以掩涕兮！
五四「文白之爭」的高手過招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圍繞白話文與文言文的論爭，形成了兩大陣營。那一場場硝煙瀰漫的論爭，充滿了激情、狡黠、機巧、趣味與智慧，點亮了新文化運動啟蒙的天空。
絕妙的「雙簧」
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展開之時，儘管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人要廢除的是在中國傳承千年、作為傳統文化載體和主幹的文言文，當時卻並未激起多大反響，只有幾位新文化闖將在自說自話。這一半可能因為那時帝制既往，民國初立，尚新、求變、批判傳統是主流思潮，新文化的反對派們心虛氣短，不敢說話；一半可能也是他們對文言文的生命有足夠信心，不屑於跟這幾個喝過幾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誰的後生對陣。
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在對方的漠然中顯得頗有些尷尬，而新文學的發難者們也在沒有對手的辯論中感到了幾分寂寞。
為了改變這種處境，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錢玄同和劉半農自導自演了一出奇特的戲，那就是歷史上十分著名的「雙簧信」。這個主意是劉半農出的，他曾在上海時進過劇團做過編劇。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雜誌第四卷三號上,忽然發表了一篇《給編者的一封信》，署名「王敬軒」。信是文言文寫的，4000多字，不用新式標點，以一個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衛道者的形象，列數《新青年》和新運動的所有罪狀，極盡謾罵之能事。而就在同—期上，發表了另一篇以本社記者半農之名寫的觀點與之針鋒相對的文章《復王敬軒書》，全信洋洋萬餘言，對王敬軒的觀點逐一批駁。
由於對舊式文人的熟悉，錢玄同化名「王敬軒」所寫的那封信在內容和風格上都足以亂真。他不但忠實地模仿了守舊派對新文學的種種誤解與歪曲，而且使之顯得十分荒謬可笑。而劉半農的覆信逐一加以批駁，毫不留情，一針見血，更是痛快淋漓，尤其對守舊派大師林紓進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評。
這一雙簧旗幟鮮明，在文壇引起強烈反響，不僅真的引來了「王敬軒」那樣的衛道士如林琴南等人的發難（林琴南寫信給北大校長蔡元培，要蔡將陳獨秀、錢玄同從教師中除名），更多的卻引起了青年學子和進步人士的喝彩，在論辯中新文學的聲勢也逐步壯大。
這一正一反兩篇文章同時出現，結果「舊式文人的醜算是出盡，新派則獲得壓倒性的輝煌勝利」。一些原來還在猶豫的人都開始傾向新文化了，連朱湘和蘇雪林都說他們是看了這雙簧戲才變成新派的，可見「雙簧信」影響之大。
「雙簧信」也引起了《新青年》內部胡適的不滿。他認為「太輕薄」，「有失士大夫身份」。不過他也認為，錢玄同的衝鋒陷陣，「實在使我們聲勢一振」。魯迅則對劉半農的進步感到高興，稱讚他「跳出鴛蝴派，罵倒王敬軒」，為一個「文學革命」陣營中的戰鬥者。
寫小說含沙射影
新知識分子這種主動出擊的態度顯示了他們充分的自信，引發了讀者濃厚的興趣，同時也激起舊派文人的惱怒，他們加強了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擊。1919年2月和3月，林紓在上海的《新申報》上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荊生》和《妖夢》，諷刺文學革命的領導人。
1919年2月4日起，上海《新申報》以「蠡叟叢談」為名替林紓辟了一個專欄，按日發表短篇小說。也許他覺得以這種「不嚴格」的文體教訓一下對手較為合適，於是便有了1919年2月17、18兩日連載的小說《荊生》。
其中寫了三個書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陳獨秀；浙人金心異，影射錢玄同；還有一個狄英能哲學，便是隱指胡適。「三人稱莫逆」，聚於北京陶然亭畔，飲酒歌呼，放言高論，掊孔孟，毀倫常，攻擊古文。
小說《荊生》影射攻擊「反對舊道德提倡白話文」是「傷天害理」的「禽獸之言」，幻想有軍閥勢力的「偉丈夫」出來禁壓新文化運動。
林紓的另一篇小說為《妖夢》，寫一名叫鄭思康的陝西人，夢見一髯人邀他游陰曹地府，「並告訴陰曹大有異事」，「凡不逞之徒，生而可惡，死亦不改，仍聚黨徒，張其頑焰」。他們來到一城市，見一所白話學堂，門前大書一聯云：
白話通神，紅樓夢、水滸，真不可思議；
古文討厭，歐陽修、韓愈，是甚麼東西。
校中有三個「鬼中之傑出者」：校長元緒，明顯影射蔡元培；教務長田恆，影射陳獨秀；副教務長秦二世，則是指胡適。其人進入學堂，見第二門額上大書「斃孔堂」，也有一聯：
禽獸真自由，要這倫常何用；
仁義太壞事，須從根本打消。
鄭思康怒極，謂髯曰：「世言有閻羅，閻羅又安在？」髯曰：「陽間無政府，陰間那得有閻羅。」已而田、秦二人左右元緒出見。田、秦二人毀倫常，讚揚白話文，元緒對他們的言論「點首稱讚不已」。康「氣如結牆，興辭而出」，髯亦同行。
此文對「鬼中三傑」，咒罵得比《荊生》更粗魯，更刻薄。如說「田桓二日如貓頭鷹，長啄如狗；秦二世似歐西之種，深目而高鼻」。極盡醜化之能事。文末旋即請出能啖食月亮的「羅跟羅阿修羅王」直撲白學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積糞如邱，臭不可近」。
林紓在小說之首說：「夫吉莫吉於人人皆知倫常，凶莫凶於士大夫甘為禽獸。此《妖夢》之所以作也。」文末又附「蠡叟」曰：「吾恨鄭生之夢不實，若果有啖月之羅跟羅王，吾將請其將此輩先嘗一臠也。」足見其對陳獨秀等人是何等仇視。簡直是要「食肉寢皮」了。至此，林紓已喪失了起碼的理智與風度。
林氏以小說咒人的手法非常拙劣，如其稱讚蔡元培為元緒公，何謂元緒？元緒為龜的別名。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蔡孑民(三)》中說：「元緒公，即是說的蔡孑民，因為《論語》注有『蔡，大龜也』的話，所以比他為烏龜，這元緒公尤其是刻薄的罵人話。」
林紓此舉，行為卑劣，為人不齒。時有人稱其是「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門上畫烏龜的行徑」。
胡適與黃侃「鬥法」
胡適是五四白話文運動的主將，因此當時反對他的舊派學者很多，尤以黃侃為最。
黃侃字季剛，與章太炎、劉師培齊名，被稱為「國學大師」。黃侃的狂妄與尖刻是出了名的。黃侃年輕時曾拜訪大學者王闓運，王對黃侃的詩文激賞有加，不禁誇讚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兒子與你年紀相當，卻還一竅不通，真是鈍犬啊。」黃侃聽罷美言，狂性立刻發作，竟道：「你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況你的兒子。」好在王闓運為人寬厚，並未計較。
如此狂狷之人，又是反對白話文最凶者，黃侃對胡適進攻的火力之猛可想而知。有一次，黃侃對胡適說：「你提倡白話文，不是真心實意！」胡適問他何出此言。黃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實意提倡白話文，就不應該名叫『胡適』，而應該名叫『到哪裡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個哈哈，胡適則氣得臉都白了。
胡適著書勤勉，卻留下數部「半部書」，如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等都僅寫成上半部。黃侃借此在中央大學課堂上調侃胡適道：「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學生不解，問何意？黃侃頗為陰損地回答：「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部沒有了也。」語畢，學生們哄堂大笑。
又一次，黃侃在講課中讚美文言文的高明，舉例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11個字。而用文言則僅需『妻喪速歸』四字即可，僅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
這一次，胡適回擊了，而且巧妙得令人拍案叫絕。也是在課堂上，胡適大講白話文的好處時，有位同學不服氣地問：「胡先生，難道說白話文一點缺點都沒有嗎？」胡適微笑道：「沒有」。這位學生想起黃侃關於文言文電報省錢的論調來，反駁道：「怎會沒有呢，白話文語言不簡潔，打電報用字就多，花錢多」。胡適說：「不一定吧。要不我們做個試驗。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發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書，我不願從政，便發電報拒絕了。復電便是用白話文寫的，而且非常省錢。同學們如有興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擬一則電文，看看是白話文省錢，還是文言文省錢」。
同學們果然紛紛擬稿，最後胡適從電稿中挑出一份字數最少的且表達完整的，其內容是「才學疏淺，恐難勝任，恕不從命。」胡適念畢，不無幽默地說：「這份電稿僅１２個字，算是言簡意賅，但還是太長了。我用白話文只需５個字：『幹不了，謝謝』。」隨後胡適解釋道：「『幹不了』，已含有才學疏淺、恐難勝任的意思，而『謝謝』既有對友人費心介紹表示感謝，又有婉拒之意。」可見，語言的簡練，並不在於是用白話文，還是用文言文，只要用字恰當，白話也能做到比文言文更簡練。
「老章又反叛了！」
曾作過段祺瑞政府的教育和司法部長章士釗，二十出頭就做了《蘇報》的主編，後遊學英倫，歸來後自創《甲寅》雜誌，這是一個反對白話文運動的輿論陣地。
章士釗雖熱衷於政治，但治學終是他的資本，古文是他的衣缽，所以他經常著文猛批白話文和新文學。甚至在茶餘飯後閒聊談天的當兒，都不放過攻擊白話文。曾撰文《評新文化運動》發表在《新聞報》上，批判的矛頭直指胡適。並點名要胡適回應。胡適看後一笑說：「章公此文，不值一駁。」
章士釗聞後，嗤嗤一笑，坦然了之。從此兩人互不相往。數年之後，在北京的一次宴會上，章士釗與胡適相遇。宴後二人合影，並各題詩一首。
章士釗的詩如下：「你姓胡來我姓章，你講什麼新文學，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你不攻來我不駁，雙雙併坐各有各的心腸！將來三五十年後，這個相片好做文學紀念看。哈，哈，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總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適的題詩如下：「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願長相親不相鄙」。
白話詩句出於文言大師章士釗之手，而七言古詩出於白話領袖胡適之手，很是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