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按同盟國的聯合決定，中國軍隊應該進駐日本，這是作為戰勝國的最重要體現。但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卻因忙於內戰，將原本應該駐戰敗國日本的軍隊抽調去「剿共」，造成了歷史的遺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美國、蘇聯、中國、英國等11個同盟國於1945年在美國華盛頓召開會議決定，委託美國全權統一辦理佔領日本事宜。美國總統任命麥克阿瑟為戰勝軍總司令，負責執行佔領管制日本的任務。中國作為對日作戰時間最長、付出代價最大的國家，一開始就被明確認定為應當駐軍日本的國家。10月，美國政府專門致中國國民政府一份公文，商請中國派出一支由5萬人組成的軍隊，協助盟國佔領日本，並特別希望派遣由孫立人率領的曾參加過印緬作戰的新一軍去,消息傳來，國人無不振奮。
然而，此時蔣介石正指揮國民黨軍隊搶佔抗戰勝利果實，已經把最精銳的新一軍派往東北，根本無暇把兵力分散到國外，只想派出一支5000人的部隊去日本。可是美國再一次要求中國至少派遣一個師，國民黨無法推脫，最終決定由曾在越南河內擔任受降任務的榮譽一師和榮譽二師合編成六十七師前往日本駐軍。當時第六十七師編製為14500人，有三個步兵團、一個炮兵團、一個運輸團，此外還有戰車、工兵、通信兵等各一個營等，駐紮日本後，將隸屬美國第八集團軍第一軍團指揮。
該師於1946年2月得到命令後，立即海運至上海江灣駐紮，等待坐飛機到日本。在此期間，該師進行了嚴格整訓，淘汰老、弱、矮、醜的官兵，並從其他部隊中選調五官端正、身高1杄70米以上、具有小學以上文化程度的兵員進行補充。整訓待命期間，部隊特別進行了軍容儀表和國際交往禮節的課目訓練，連以上軍官甚至還進行吃西餐和跳交誼舞方面的訓練。
第六十七師在出國之際，國內各新聞機構都作了大量的宣傳報道，《大公報》、《新聞報》、《中華時報》、《自由中國》等均熱情地報道了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揚眉吐氣的歷史事件，有的報紙甚至將佔領軍人員全部名單及軍銜廣為刊載。這些內容在日本也同時見報，造成很大的政治影響。
據當時擔任中國駐日本佔領軍先遣軍的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司令部上校參謀廖季威著文回憶說，1946年5月，他同國民黨第六十七師師長戴堅等人以「戰勝國的姿態」，從上海乘坐B—24重型轟炸機前往日本同美軍商談駐軍日本問題。到達日本後，根據同美國第八集團軍的協商，中國佔領軍駐紮在日本愛知縣，適當時再逐步擴大到三重縣和靜岡縣。從1946年5月開始，國民黨駐日本先遣人員在橫濱不斷與美軍聯繫駐軍的編制、裝備以及車輛運輸、燃料供應等問題，眼看準備就緒，只等中國佔領軍從上海啟程前來日本。突然7月中旬，國內來電，要求先遣人員立即全部返回。原因是蔣介石不顧全國人民反對，悍然撕毀國共停戰協定，正在調集大批兵力向我解放軍發動全面進攻，命令駐紮在上海的六十七師全部開往蘇魯豫邊區進攻人民解放軍。原想只要國軍在魯南或江蘇泰興地區一得手，即可將第六十七師調回並按原計劃進駐日本。
誰知第六十七師到達蘇中的海安、如皋一帶不久，就遭到我華東野戰軍的重創，就這樣覆滅在反人民的戰場上，在日本駐軍的計劃徹底落空。
在第六十七師無法到達日本後，國民黨政府只好保留了先遣的駐日軍事代表團。代表團總部設在日本東京都的麻布區，團長最初為朱世明，後改由商震擔任，最後由何世禮擔任，他們都是軍人，在佔領日本期間，任何問題中方均需向美國交涉，才有希望得到解決。中國駐日本代表團雖然受制於美國，但是他們還是感受到了在日本國土上作為戰勝國受到的尊敬。
當時的日本，從東京到橫濱，已經變成一片廢墟瓦礫。筆者認為，日本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國家，勝了，它就耀武揚威作威作福；敗了，它便俯首稱臣。可惜的是，作為戰勝國最重要體現的中國軍隊沒有進駐日本，這使得中國對日本的管制缺乏威懾力和強制力，也使得後來中國試圖限制日本並要求其徹底反思戰爭罪行的願望沒有實現，而美國對日本軍國主義體制的改造也很不徹底，這些都給今天的世界造成了很大的隱患。
誰是民國軍閥中唯一的「不倒翁」
在風雲變幻的民國時期，「長袖善舞」的閻錫山統治山西長達38年之久，大權從未旁落。其間雖然在中原大戰失敗後，有過短暫一段時間「下野」，但事實上山西的軍政大權仍然由其遙控。別說是在走馬燈一般上台下台的民國政界，就是在安寧承平之世，如此長期執政也算得上是一個奇跡。
閻錫山，字百（伯）川，號龍池。山西五台縣河邊村（今屬定襄縣）人。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入山西武備學堂。1904年去日本，先後入振武學校和陸軍士官校。其間加入中國同盟會。1909年（清宣統元年）畢業回國。次年任山西暫編陸軍第43協第86標教練官與標統。1911年辛亥革命之際，他因緣際會當上了山西都督（袁世凱暗殺了擬在晉、冀響應武昌起義的新軍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委任閻錫山督軍山西）。從此，他善觀風色，巧於肆應，時而擁蔣時而倒蔣，時而親日時而抗日，時而聯共時而反共，一切都從他的需要出發，從他自身的利益出發，長期獨攬山西軍政大權，成為民國政壇的不倒翁、山西的土皇帝。
閻錫山老謀深算，慣於見風使舵。辛亥革命爆發時，他率先在山西響應；袁世凱搞「洪帝憲制」，他是第一批「勸進」的督軍之一，還被「欽封」一等候；段祺瑞當國，企圖武力統一，他也出兵參加「南征」；張勳復辟，他也參加徐州的監督軍團會議；直系崛起，他又積極趨奉曹錕、吳佩孚；馮玉祥聯合張作霖戰勝吳佩孚，他又立即出兵石家莊，阻截直系的援軍，參與了倒吳的行動；隨後，吳佩孚和張作霖重新「握手言歡」，聯合討伐馮玉祥，他馬上出兵雁門關，阻截馮玉祥部的退路；等到張作霖大勢已去，他也參加「革命」了，自封為「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而出擊奉系……
對於孫中山、袁世凱、段其瑞、吳佩孚、張作霖、馮玉祥、蔣介石等大人物，閻錫山無一例外地既反對又擁護過。對閻錫山來說，一切都是為了自己的需要，完全沒有什麼從一而終可言，有的只是自己的利益。
民國元年至十七年國民革命軍進軍北平，短短十七年間，更換了十二位元首、三十二屆內閣，政局屢改，軍制迭易，萬官朝不保夕，這是中國最動盪不安的年代。而閻錫山儘管像牆頭草一樣來回反覆，但他統治山西卻安如磐石穩如泰山，他也大權一直在握，始終在山西做他的土皇帝。
在國民黨新軍閥統治時期，閻錫山不僅繼續朝秦暮楚，長期統治著山西，還一度控制北方諸省。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閻在山西「清黨」反共，次年率部參加第二期北伐，乘機將勢力由晉、綏擴展到冀、察和平津地區，成為當時強大的地方實力派之一。後因與蔣介石發生利害衝突，聯合馮玉祥、李宗仁等起兵討蔣，失敗後逃往大連（仍然遙控著山西），托庇於日本帝國主義。1936年紅軍渡河東征，閻派兵阻擊。後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推動下，閻錫山採取聯共抗日政策，支持進步人士組織犧牲救國同盟會，自兼會長。「七七事變」後抗戰爆發，他接受薄一波等共產黨人建議，組建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新軍），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指揮所部在太原等地抗擊日軍。後又配合蔣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發動了旨在消滅犧盟會和決死隊的「十二月事變」（晉西事變）。之後加緊與日軍勾結，密議互不侵犯，聯合反共。抗戰勝利後，積極參加蔣介石的反人民內戰，派兵進犯上黨解放區。他自稱「在三個雞蛋上跳舞」，時而聯共時而反共，時而親日時而抗日，時而擁蔣時而倒蔣，一切都從他的需要出發，從他自身的利益出發。
解放戰爭中的隆隆炮聲，宣告閻錫山統治山西的末日來臨了。經過臨汾、晉中、太原等戰役，閻錫山所部被殲。新中國成立前夕在廣州任行政院院長兼國防部部長，後逃往台灣。次年任「總統府」資政和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閒居台北直至去世。
閻錫山由一個偏僻山區省份的小軍閥發展成為在全國舉足輕重的地方實力派，勢力所及，達到四省二市，控制了華北、京津，並一度自立為國家元首，成為左右當時中國局勢的重要人物之一，這在民國政壇上絕對是個奇跡。他連續統治山西長達38年之久，成為民國軍閥中唯一的「不倒翁」。
閻錫山何以能統治山西長達38年？
閻錫山和別的大軍閥相比，有什麼獨特之處，何以能統治山西長達38年，成為民國政壇的不倒翁？筆者認為有以下七個原因：
首先，閻錫山的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實用主義的結合，其中摻雜著農民的現實和商人的勢利。在政治、軍事上他受日本影響較大，這表現在軍國主義和發展實業上。一方面有經世致用，改革圖強的特點，另一方面也趨於保守世故，具有小農意識的弊端。閻錫山一生中堅持記日記和讀書，以「立德」、「立功」、「立言」來鼓勵自己，戒聲色犬馬，潛心研究學問，嚴格行為操守，在對「中」的哲學、社會建設、物勞分配都有創造性的建樹，特別是他撰寫的《閻府家訓》，系統地闡述了做人、做事之理，很有教育啟迪意義。閻錫山生逢亂世，難能可貴，是一個有思想的軍閥，這也是他能夠佔據山西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根據時局的變化適地改變自己的戰略路線，是他一貫的準則。共產黨在經過長征戰略大轉移後，到達陝北，提出「東渡黃河」的計劃。倭寇入侵，國難當頭，西安事變後，時局驟然變化，閻錫山及時調整戰略步驟，成立「犧盟會」，組建新軍，提供寬鬆的環境讓共產黨在山西合法的活動，「三個雞蛋上跳舞」，以制衡蔣介石與日本人。
第三，得益於山西這塊土地。它左山右河，自成表裡，易守難攻；且地偏一隅，離開交通要衝，外部勢力很難進入，外界的影響也十分有限；關起門來，容易自成一統，具備建立獨立王國的天然基礎。同時，它位近京畿，有隨時可以切斷南北交通，向中央政府所在地伸手的便利。立於中央政府軟肋一側，政治上位置極其緊要。
第四，動盪不安，頭緒紛亂的民國政壇，台上人物頻繁更迭，忙於竊權竊位者，忙於爭地爭利者，既看不起貧瘠落後的山西，也沒有更多的力量顧及它的是非。這就給山西留下了相對自由發展的餘地。
第五，閻錫山提出了「存在就是真理」的哲學觀點。他說：「所謂真理就是指為人類謀幸福的道理，是客觀實際需要的真理。我們的組織是為了實現我們的主張的。我們主張的是人類謀幸福的道理，所以我們的組織就是代表人類的真理的。因此，我們說，我的存在就是真理，就是國家的、社會的、世界的真理。」由此出發，他提出「需要就是合法」。既然「存在就是真理，則存在上的需要，就一定合法」。
第六，閻錫山在掌握山西大權之後，並沒有像當時許多軍閥那樣，做搜刮地皮的土賊，當禍害百姓的蝗蟲，而是以極大的精力圖謀發展。「六政三事」也好，「省政十年建設計劃」也罷，都是其他軍閥不謀不做也難以做到的事情。山西的經濟社會都得到了較快的發展，老百姓也從中受益不少，這就使他的統治得到一個較為穩定的基礎，給他的軍事力量提供了充足的經濟保障。
第七，閻錫山十分重視意識形態，重視文化專制，重視組織構建，對內籠絡和控制人心，對外韜光養晦，並有他獨到的策略權術。他算計精明，兩面三刀，左右逢源等表現，雖然從道德的層面，人們可以鄙棄或譴責，但在亂世取勝的軍事和政治中，其重要作用則是不可忽視的。
從少林寺走出的兩位開國將軍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時，其中有兩位出自「少林」的開國將軍：許世友上將和錢鈞中將。有趣的是，這兩位將軍還曾在一個大軍區共事過，許世友曾任南京軍區司令員，錢鈞曾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更有趣的是，錢鈞比許世友遲3年進少林寺。兩個人一起在寺中待了5年，同一年出的寺門。當時寺裡僧人雲集，兩個「菩薩」雖在一座寺廟裡，卻互不相識。直到長征到了延安，他們談起往事，才知道原來彼此竟還是少林寺「兄弟」，兩人不禁撫掌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