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在重慶召開國民黨「六大」時，蔣介石舊事重提，又要圈定戴笠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候選人，戴笠又一次堅辭不受，並再三向蔣表示，「唯校長信任是圖，『黨、官』二字是無所謂的。」蔣深為感動，從此對戴更是垂青備至。
其實，蔣介石「家天下」的封建意識一直很濃，認為效忠他個人的人，比效忠黨國的人更為可信。對這一點，戴笠琢磨得很透。後來，鄭介民在評價戴笠的為人時曾說道：「雨農的鬼把戲，總是討得老頭子的歡心。」這可謂一語道破了天機。
就這樣，戴笠作為一個並沒有正式軍銜的黨外人士，卻牢牢地掌握著國民黨的生殺大權，長期擔任要職，直到他1946年3月17日從北平飛往上海轉南京途中因飛機失事喪命。
閻錫山與徐向前的四重關係
共和國元帥徐向前與有軍閥「不倒翁」之稱的閻錫山，生長於同一方鄉土，因為不同的人生信仰，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他們之間存在著四重關係，對這四種關係的解讀，有助於我們加深對他們的認識。
第一重同鄉關係
在山西忻州的滹沱河岸邊上，有兩個村莊，隔河相望，一個叫河邊村，一個叫永安村。就是這兩個村子，先後出了兩個現代史上的名人：閻錫山和徐向前。閻錫山1883年10月10日生於河邊村，徐向前1901年11月8日生於永安村。當時這兩個相距很近的村子都屬於五台縣，如今河邊村改為河邊鎮劃歸定襄縣管轄。
第二重師生關係
徐向前是閻錫山的學生。1911年10月29日，在日本留過學的閻錫山(字百川)響應武昌起義，掌握了山西的軍政大權，並於1919年創辦了山西省立國民師範學校。徐向前經過考試，成為這個學校招收的第一批學生。
學習期間，正值「五四」運動，徐向前參加了國民師範的學生遊行。閻錫山對學生的革命害怕得要命，以殘酷的手段鎮壓學生運動，徐向前不禁對閻錫山的做法產生了疑問。為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徐向前離開了山西老家，考入黃埔軍校，並在共產黨的影響下，逐步走上一條與閻錫山完全相反的道路。
黃埔軍校畢業後，徐向前留校任排長。1925年春，參加討伐軍閥陳炯明的第一次東征。後到國民軍第二軍第六混成旅任教官、參謀、團副等職。1926年11月到武漢後，任南湖學兵團指導員。192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4月任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隊長。曾率學生隊參加攻打叛軍夏斗寅部，後被派往張發奎部任司令部參謀。1927年後，歷任工人赤衛隊第6聯隊隊長，工農革命軍第四師第十團黨代表，四師參謀長、師長等職。1929年6月，被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派往鄂東北，不久就成為鄂豫皖根據地紅四方面軍的總指揮。在他的指揮下，蔣介石派來「圍剿」紅軍的王牌主力軍，一個個被打得落花流水。
而此時的閻錫山卻在與蔣介石的軍閥混戰中連連敗北，不得不悄然下野。在此期間，他從各種渠道得知了永安村徐懋淮的兒子徐向前聲威大震的消息，不由地對這個同鄉後生產生一絲敬佩之意，對他的同鄉將領們說道：「我倒想親眼見見這位我當初的學生徐向前。」
第三重上下級關係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全國軍民奮起抗戰。8月5日閻錫山赴南京參加國防會議，表示擁護全面抗戰，受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當月國共第二次合作達成協議，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改稱第十八集團軍），編入第二戰區戰鬥序列，進入山西作戰，國共合作在山西進行抗戰的局面形成。
閻錫山是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徐向前被任命為第二戰區下轄的八路軍第129師副師長，徐向前自然就成了閻錫山的部下。
1937年，徐向前和閻錫山真的見面了，而且就在山西。當時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確定聯共抗日，而閻錫山也在山西重整旗鼓，恢復了其「山西王」的地位。由於徐向前與閻錫山的「特殊」關係，他跟隨周恩來，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同閻錫山的談判活動。
1937年7月，當他們到達太原時，閻錫山正在部署大同會戰，所以周、徐與閻錫山的真正首次會面是在山西嶺口。閻錫山半開玩笑地對周恩來說：「周公來山西也真會選人才呀，把我們五台同鄉，又是我的學生徐向前帶來與我會見談判了？……你這次來山西，沒有別的用意吧，可不要帶徐向前來挖我的牆角啊。」說罷，又向徐向前笑了笑。周恩來說：「百川先生把話說到哪裡去了。我這次和向前一塊來，是因為他是山西人，要他給我帶路的。同時，向前又是百川先生二戰區八路軍129師副師長，以後是你的部屬了，特來拜會你，還要請先生多多關照哩！」
第四重對手關係
解放戰爭時期，閻錫山的反動面目暴露無遺，而率領隊伍攻打閻錫山的，正是閻的同鄉徐向前。1947年10月和12月，徐向前帶領部隊兩度攻打運城，取得了首戰勝利。1948年3至5月，指揮臨汾戰役，以大部分新組建之部隊，攻克設防堅固的臨汾城。6至7月指揮晉中戰役，以6萬兵力殲國民黨軍10萬餘人，解放縣城14座。
1948年6月，徐向前的剛成立不到一年的八縱與閻錫山的王牌「親訓師」和「親訓炮兵團」在汾河灘上遭遇了。閻錫山的這支王牌部隊只用兩個小時就被全部殲滅。經筆者考證：閻錫山聽到這個消息後，差點暈倒在地，連連長聲哀歎：「我閻百川白活了65年，讓個鄰村的鄉親後輩徐向前整得好苦。」
到1948年7月，太原已成為紅海孤島。閻錫山準備了數百瓶氰化鉀，表示要與「同志會」「基幹」（主要為縣團級以上骨幹）500餘人在城破時共同「成仁」，同時卻以公營事業的流動資金搶購金銀，運往上海營造新窟。
共產黨最初是想爭取閻錫山來和平解放太原的，準備派跟隨閻錫山多年、閻一手提拔起來的戰將趙承綬，進太原勸說閻錫山。後考慮到趙的安全，決定改派閻錫山的老師，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帶著徐向前的信件，先進城試探。結果閻錫山非但不聽他的老師勸告，反而連師生情誼也不顧，殺掉了他的老師。
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後，中共中央更加強了對閻錫山的和平攻勢。中央軍委指派與葉劍英同住在北平的閻錫山的參謀長郭宗汾談判和平解決太原、大同問題，並允許郭宗汾保留北平的電台，讓其保持與閻的聯繫。中共中央表示，太原若能照北平那樣和平解決，閻錫山又能表示改變過去的立場，可以考慮他參加新政協。此外，章士釗等打電報給閻，勸他走和平解放道路，但這些統統為閻錫山所拒絕。閻錫山的高幹中，有人勸閻走「傅作義道路」，則遭到斥責，要他們檢查「和平思想」和「投降意識」，實行「自我反省」。看來閻錫山是想負隅頑抗到底了！
閻錫山看到統治山西的末日將臨，示意在南京的親信徐永昌、賈景德等人，向代總統李宗仁建議邀他赴南京商討國事。3月29日接到邀請電後，立即起飛逃離太原。
4月24日，在徐向前的指揮下，解放軍對太原發起總攻擊。1300門火炮齊鳴，閻錫山吹噓的「鋼城」頃刻間牆倒城摧，只用了4個多小時，就攻克太原。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及特種警憲指揮處特務40餘人畏罪自殺。閻錫山在山西執掌38年之久的政權被徹底摧毀。
失去地盤的閻錫山狼狽地逃到了南京，後來又飛逃台灣，很快就不受重用，無事可做，過著所謂「十年隱居，十年著作」的生活。1960年5月23日病逝於台灣，終年77歲。
建國後，徐向前歷任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第三、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1955年被授銜共和國元帥。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逝世。
中國為何開戰十年後才向日本宣戰
1931年，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國人民就開始浴血奮戰抗擊日本侵略者。東北各階層人民和愛國官兵紛紛組織抗日武裝，奮起抵抗。這些抗日武裝被統稱為東北抗日義勇軍。比較著名的有以馬佔山為總司令的黑龍江抗日救國軍，以王德林為總指揮的吉林中國國民救國軍，以李杜為總司令的吉林自衛軍，以鄧鐵梅為總司令的東北民眾自衛軍，以耿繼周為首領的東北民眾抗日義勇軍，以蘇炳文為總司令的東北民眾救國軍等。參加東北抗日義勇軍的有工人、農民、學生、知識分子、東北軍官兵、地方官吏和士紳，還有遍佈東北各地的綠林武裝以及紅槍會、大刀會等。迫使日軍不得不多次向東北增兵設防。
緊接著，日本軍國主義為了轉移視線，又將侵略目光投向東三省之外，於1932年1月28日武裝進犯上海，遭到以十九路軍為主的中國軍民的堅決抵抗，爆發了著名的「一·二八」淞滬抗戰，亦稱淞滬保衛戰。
按照國際慣例，交戰國一旦長期開戰，都會宣佈斷交進入戰爭狀態。然而此後十年，中國和日本兩國政府竟然都沒有正式宣佈斷交，也未宣佈進入戰爭狀態，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才正式向日本宣戰。
中國為何在日本侵入十年後才向其宣戰？此中有什麼隱情？筆者通過分析史料後認為，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中日雙方當時權衡利弊的結果。
原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一直對日本存有幻想。1937年盧溝橋事變第三天，蔣介石仍讓外交部長向日本駐華大使發出照會，要求與日本進行談判，希望能和平解決戰事。但談判建議很快遭到日方拒絕，日方傲慢地說:「軍刀既拔出，焉能不見血而入鞘！」
談判不成，蔣介石既尷尬，又惱火。7月16日，蔣介石壓著一肚子火氣，指示國民政府行政院召開會議，專門研究討論對日宣戰問題。經過對抗戰敵我態勢發展和國際形勢的分析，與會人員充分權衡對日宣戰可能產生的利弊後達成共識，一致認為：不宣戰、不絕交是中國目前對日關係的上策。其理由有以下幾點:
一，恐援華軍需物資的海運線被切斷。中國的軍需物資遠遠不能自給自足，絕大部分須依靠外國進口。如果中國公開對日絕交、宣戰，日本就會以交戰國的身份通知各國禁止一切軍需品和軍需原料輸入中國，並切斷中國的海上運輸線，而中國則沒有能力保護大量的外國援華物資由海上輸入中國。
二，擔心德國軍械裝備來華受阻。中國在近幾年的整軍備戰中通過德國軍事顧問團剛剛整訓裝備起幾個德械師，當時在德國還有大量預訂的重要軍事裝備沒有到貨，如果宣戰，日本就會名正言順地迫使德國取消對華軍售，這對中國的持續抗戰十分不利。
三，無力解決雙方的僑民問題。如斷交與宣戰，中國在日本的僑民將被驅逐或拘捕，而中國目前又無撤僑和護僑的能力，相反日本在華僑民則可遷入英法等國租界繼續發揮侵華第五縱隊的作用，而中國政府卻無法驅逐和干預。
正因為不得不考慮與顧及以上的諸種因素，蔣介石才投鼠忌器隱忍不發。在相當長的抗戰過程中，他一直採取著一面守城一面茍和的策略。不過這位「委員長」組織的幾次大型保衛戰確實打得很賣力很慘烈，儘管最終都失敗了，但重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
在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後，日本同中國一樣對宣戰問題十分重視。其內閣曾多次就與中國宣戰和斷交問題進行討論。軍方的一致意見是「以不宣戰為宜」。其理由是，宣戰雖然可以阻止中國與第三國的經濟往來，最大限度地切斷中國軍事裝備的輸入，但日本也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島國，大部分軍用物資原料要靠國外進口，如果宣戰，同情中國的國家就會限制對日戰略原料的出口，日本甚至還會遭到國際上的經濟制裁，這對日本來說無疑是弊大於利。
忍耐，再忍耐。終於，機會在等待中來了。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國際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反法西斯的陣營越來越強大了。這時，蔣介石才再也不需要權衡利弊了，徹底放棄了對日苟和的念頭。1941年12月9日，是蔣介石揚眉吐氣的一天。這一天，蔣介石政府代表的中國正式對法西斯日本、德國、意大利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世界正義力量最終贏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徹底勝利！
戰後中國為什麼沒在日本駐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