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639年)春，宋、齊、楚三國國君相聚在齊國的鹿地。宋襄公一開始就以盟主的身份自居，認為自己是這次會議的發起人，盟主非己莫屬。他事先未徵求齊國、楚國的意見，自作主張擬了一份秋季在宋國會合諸侯，共扶周天子王室的通告，並把時間定在當年秋季。
雖然楚成王和齊孝公對宋襄公的這種做法很不痛快，但礙於情面，還是簽了字。到了秋天約定開會的日子，楚、陳、蔡、許、曹、鄭等六國之君都來了，只有齊孝公和魯國國君沒到。宋襄公首先說:「諸侯都來了，我們會合於此，是倣傚齊桓公的做法，訂立盟約，共同協助王室，停止相互間的戰爭，以定天下太平，各位認為如何？」
楚成王說:「您說得很好，但不知這盟主由誰來擔任？」宋襄公說：「這事好辦，有功的論功，無功的論爵，這裡誰爵位高就讓誰當盟主吧。」話音剛落，楚成王便說：「楚國早就稱王，宋國雖說是公爵，但比王還低一等，所以盟主的這把交椅自然該由我來坐。」說罷並不謙讓，一屁股坐在盟主的位置上。
宋襄公一看如意算盤落空，不禁大怒，指著楚成王的鼻子罵：「我的公爵是天子封的，普天之下誰不承認？可你那個王是自封的，有什麼資格做盟主？」楚成王說：「你說我這個王是假的，那你把我請來幹什麼？」宋襄公氣急敗壞地大喊：「楚國本是子爵，假王壓真公。」
批判的武器顯然不如武器的批判來得更簡單。這時，只見楚國大臣成得臣脫去長袍，露出裡面穿的全身鎧甲，手舉一面小紅旗，只一揮動，那些隨楚成王而來、打扮成家僕和侍者的人紛紛脫去外衣，原來個個都是內穿鎧甲、手持刺刃的兵士。他們往台上衝來，嚇得諸侯四散而逃，楚成王令楚兵把宋襄公拘押起來，然後指揮五百乘大軍浩浩蕩蕩殺奔宋國。幸虧宋國大臣早有防備，團結民眾，堅守城池，使楚莊王滅宋的陰謀未能得逞。楚成王把宋襄公拖到楚國的車上，帶他回楚國去了。過了幾個月，在齊國和魯國的求情調解下，楚成王覺得抓了宋襄公也沒什麼用，才把宋襄公放回國。
霸主未當成，反做了別人的階下囚，從那時起，宋襄公對楚國懷恨在心，但是由於楚國兵強馬壯，也沒什麼辦法出氣。宋襄公聽說鄭國最積極支持楚國為盟主，就想討伐力薄國小的鄭國，出出胸中惡氣。過了不久。鄭文公去楚國拜會楚成王。宋襄公認為是個機會，公元前638年夏，怒氣未消的宋襄公不顧公子目夷與大司馬公孫固的反對，出兵伐鄭。鄭文公向楚國求救，楚成王接報後，沒直接去救鄭國，卻統領大隊人馬直接殺向宋國。
大敵當前，宋襄公這下慌了手腳，顧不上攻打鄭國，帶領宋軍星夜往國內趕。待宋軍在漲水邊紮好營盤，楚國的兵馬也來到了對岸。公孫固對宋襄公說:「楚軍到此只是為救鄭國。咱們已經從鄭國撤軍。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咱們兵力小，不能硬拚，不如與楚國講和算了。」
宋襄公卻說：「楚國雖然人強馬壯，可缺乏仁義；我們雖然兵力單薄，卻是仁義之師；不義之兵怎能勝過仁義之師呢？」宋襄公又特意做了一面大旗，並繡有「仁義」二字，以「仁義」來戰勝楚國的刀槍。
到了第二天天亮，楚軍開始過河。公孫固向宋襄公說：「楚軍白日渡河，等他們過到一半，我們殺過去，定能取勝。」宋襄公卻指著戰車上的「仁義」之旗說：「人家連河都沒渡完就打人家，那算什麼仁義之師？」
等到楚軍全部渡完河，在河岸上佈陣時。公孫固又勸宋襄公說：「趁楚軍還亂哄哄地佈陣，我們發動衝鋒，尚可取勝。」宋襄公聽到此話不由罵道：「你怎麼淨出歪主意？人家還沒布好陣，你便去打他，那還稱得上是仁義之師嗎？」
宋襄公的話才說完，楚軍已經布好陣，列隊衝了過來。宋襄公衝在最前面，卻衝進了敵陣，由於宋襄公是個講仁義的人，對待下屬十分好，所以他的屬下都拚死保護他。那「仁義」大旗，早已不知丟在何處去了。
宋襄公逃回商丘後，首都群眾情緒高漲，舉行示威、靜坐等非暴力活動，以指責他不會打仗，喪權辱國。公子目夷進宮視疾，把幹部、群眾的意思委婉地告訴了襄公。襄公不以為然地說：「我這個君子在戰場上，不傷害已經受傷的敵人，不俘虜頭髮花白的老人,不把敵人逼進絕境。如今雖然慘敗,但我們沒有攻擊過沒做好戰鬥準備的敵軍,這不正說明了我仁義的君子風度嗎？」公元前637年，受傷大半年的宋襄公死於傷口並發感染，結束了他可憐可笑的一生。
宋襄公所恪守的是當時盛行的兵法——《司馬法》。這部中國兵法的經典著作在當時影響很大。其上說：「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捨，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捨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這裡《司馬法》強調，追擊逃散的敵人不能超過一百步，追尋主動退卻的敵人不能超過45公里，這是禮；不逼迫喪失作戰能力的敵人並哀憐傷病人員，這是仁；等待敵人擺好作戰陣勢再發起進攻，這是信；爭天下大義而不爭一己小利，這是義；能夠赦免降服的敵人，這是勇；能夠預見戰爭勝負，這是智。宋襄公所說的「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正是《司馬法》中「仁」、「信」的內容。仁義道德是中國兵法的思想境界，歷來為兵法家重視，但實施這一思想境界必須以雄厚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為基礎，弱小者在強敵面前空談仁義道德只會落得失敗下場。
宋襄公嚴守商周以來形成的「治兵以禮」的軍事思想，沿襲了「君子不重傷」、「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重偏戰而賤詐戰」的作戰方式，他努力保持了君子的風範，墨守於既定的戰爭中的道德法則。在那個時候，軍事並不強調「詐」，而講求「禮」。
以宋襄公「仁義論」慘敗收場的泓水之戰標誌著商周以來「禮義之兵」的壽終正寢。
在泓水之戰後不久，《孫子兵法》問世，孫子13篇成為古今中外軍事將領乃至商賈們的必讀之書。從此，戰爭就不允許有任何溫情，只要能消滅敵人、保存自己，手段可以無所不用。「兵不厭詐」已經成為兵家奉行的原則，戰爭披上了只求目的不講手段的殷紅慘烈的外衣。
群雄逐鹿的東漢末年，大軍事家曹操進一步否定了儒家以「禮」治軍的原則，在其《孫子注》中旗幟鮮明地提出「禮不可治兵」。通觀《三國演義》，全書精彩之處在於各為其主的政治鬥爭和軍事謀略，從頭到尾的爭鬥掩蓋不住一個「詐」字！
毛澤東學生時代就開始關注宋襄公，他最有名的兩篇作文中就有《宋襄公論》（另一篇是《救國圖存論》），老師批閱後寫道：「視似君身有仙骨，寰觀氣宇，似黃河之水，一瀉千里。」他後來在《論持久戰》中對宋襄公極其尖銳的批評，揭示了戰爭的實質。
滅元軍最少的朱元璋為何能一統天下
元朝之後，就是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表面上看元朝是朱元璋推翻的，似乎元朝軍隊也主要是朱元璋滅掉的。然而，筆者在查閱史料時卻驚奇地發現，在元末的各路起義軍裡，朱元璋所部是消滅元朝軍隊最少的一支。那麼，滅元軍最少的朱元璋為何能最終一統天下？朱元璋是如何以較小的代價登上開國皇帝的寶座的？
在那個群雄並起的年代，有槍便是草頭王。話說到了1356年，各路起義軍都搶到了一定的地盤：劉福通擁韓林兒為帝，擁有安徽、江蘇、河南、山東等大片領土，並不斷向北方和西北進攻；徐壽輝稱帝於武昌，擁有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張士誠稱王於蘇州，擁有江蘇、浙江等地；明玉珍則殺入四川、雲南，也欲稱帝。這四支隊伍是消滅黃河以南元朝勢力的主力軍，他們已控制了黃河以南絕大部分地區。
此時的朱元璋佔據了安徽中部的滁縣與和州的一小塊地方，手中只有兩三萬兵馬，而且還只是繼承其岳父郭子興的遺產。他力量雖弱，但慧眼獨具。他發現南方當時還有一塊地盤在元朝手裡：那就是張士誠和徐壽輝勢力中間的江蘇中西部直到浙江中西部的一長溜地方。這裡人口眾多，物產豐富，而且其中還有一個虎踞龍盤的歷史名城建康（南京）。於是朱元璋立即發兵，由採石磯偷渡長江。攻下南京後，又繼續向南進攻。用四年時間，一直打到浙江的金華、衢州。
此後朱元璋在南方就一直和其他漢人的武裝力量進行鬥爭，再也沒有打過蒙古人。元朝在黃河以南的軍隊大部分被滅於其他起義軍之手，朱元璋所部消滅元朝軍隊最少。這期間，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大舉北伐，分四路向元朝進攻：他自己在中路，打下了河南全部，並遷都於開封；北路沿山西一直打到元朝的大都；東路打下了山東；西路一直打到陝西鳳翔。一時間，紅巾軍號稱百萬，幾乎掀翻元朝。
本來，按照劉福通的力量，完全有可能徹底推翻元朝。但由於劉福通的戰略出現了大的失誤，他沒有集中兵力猛攻北京，卻兵分四路，四面出擊，結果是分散了自己的力量，讓元軍得以各個擊破。再者，元朝出了一個奇人察罕帖木爾。此人出身布衣，卻精通軍事。在短短十年間，他依靠自己建立起來的軍事力量，在北方全力對抗紅巾軍，創造了幾乎百戰百勝的奇跡，並終於打敗了百萬紅巾軍，維持了元朝搖搖欲墜的半壁江山。
紅巾軍潰敗後，朱元璋在安徽的領地，直接處於察罕帖木爾的威脅之下。如果察罕帖木爾揮師南下，首當其衝的就是朱元璋。以朱元璋當時的實力和南方四分五裂的局面，是絕對無法與之抗衡的。
天助朱元璋。正在這時，元軍內部開始衝突。貴族出身的元朝悍將博羅帖木爾嫉妒察罕帖木爾實力和地位都超過了自己，竟然起兵向察罕帖木爾的軍隊進攻。察罕帖木爾也不甘示弱，於是雙方軍隊在山西、河北不斷發生摩擦。蒙古人沒完沒了地同室操戈拉開了序幕。1362年六月，察罕帖木爾遭手下叛將的毒手突然死亡，元朝痛失頂樑柱。
察罕帖木爾一死，朱元璋再無後顧之憂，於是傾全力和南方各支漢人武裝大打出手。1363年與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取得決定性勝利並取得江西全部；1364年攻下武昌，取得湖北；1365年平定湖南、廣東；1367年又完全打敗張士誠、方國珍，基本統一了南方。
與此同時，北方蒙古統治者的內訌加劇，各支軍隊也開始互相攻打，一打就是好幾年，元順帝都調停不了，結果使元朝陷於一片混亂，日趨衰弱。更要命的是，元朝滅亡的千古罪人——奸相綽斯戩出現了。他貴為丞相，竟然趁亂僱人印假鈔以大發橫財。不僅如此，他還趁皇帝叫他出面調解博羅帖木爾和庫庫帖木爾的矛盾之機，拿著聖旨當收錢器，「視南北兩家賂遺厚薄而啖之以密旨」。南面送的錢多，就對南面說：皇帝有密旨叫你們去打北面；北面送的錢多，又對北面說：皇帝有密旨叫你們打南面。這使得形勢愈益紛亂險惡，內戰無休止地延續下去。
1367年，當南方同室操戈的勝出者朱元璋回過頭來看北方時，發現北方的統治者似乎早把南方忘記了，還在忙於窩裡鬥呢。朱元璋於是下令北伐。10月，徐達、常遇春率大軍二十五萬，朝北方進發，一路幾乎兵不血刃。山東、河南、陝西等地的元軍要麼是迎旗而降，要麼聞風而逃。數得上的戰鬥，只有洛陽一場：當時洛陽守將托音帖木爾在洛陽城外聚集了五萬軍隊，欲與朱元璋軍隊一戰，卻被常遇春一衝，立即潰敗。當年察罕帖木爾用十年時間收復的從陝西到山東的廣大中原地區，朱元璋軍隊僅僅用了八個月就全部佔領！
1368年8月，朱元璋軍隊進逼北京，元順帝帶領三宮后妃、皇太子等棄城而走，全部逃往蒙古大草原。庫庫帖木爾、李思齊等手握重兵的將帥，也失去了內戰時的勇敢，竟也毫不抵抗，全部逃跑。朱元璋僅僅用了十個月時間，以極小的代價就佔領了整個北方，從而一統天下，建立了大明朝。
明代宗朱祁鈺為何沒被葬入十三陵
明十三陵是中國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座落在北京西北郊昌平區境內的燕山山麓的天壽山。明朝自開國以來，從明太祖朱元璋傳到明思宗朱由檢(即崇禎皇帝)，共傳了16位皇帝。其中除了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葬在南京明孝陵，還有那個在靖難之役中不知所蹤的第二任皇帝建文帝朱允炆之外，其餘14位皇帝中的13位，就連亡國之君、吊死煤山的明思宗朱由檢，都葬在了北京的明十三陵：長陵（成祖）、獻陵（仁宗）、景陵（宣宗）、裕陵（英宗）、茂陵（憲宗）、泰陵（孝宗）、康陵（武宗）、永陵（世宗）、昭陵（穆宗）、定陵（神宗）、慶陵（光宗）、德陵（熹宗）、思陵（思宗）。唯獨第七任皇帝——明代宗朱祁鈺，卻沒被葬入十三陵。
這是為什麼呢？原來，這與明代宗和其哥哥明英宗之間的恩怨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