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疑，顧維鈞是一位功不可沒的愛國外交官。他一生的傳記，就是現代中國的一部外交史。他一生堅毅果敢地為國為民，注定會永垂不朽。晚清政府倒下了，民國政府建立了，可是民國政府似乎依然延續著晚清的歷史悲劇，但正是由於顧維鈞這樣的英才，才使得中國看到了希望，看到了黎明。
1918年11月11日,隨著德國政府代表和協約國聯軍總司令福煦在法國雷東德車站簽署停戰協定,德國投降，歷時四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於結束了。
緊接著，1919年1月18日，勝利的各帝國主義國家在法國巴黎進行了「分贓」，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巴黎和會」。這次會議有27個國家參加。會議形式分為三種：一是全體大會，各國代表都參加，但規定美、日、意、英、法五大強國各五席，少數國家得到三席，大多數國家如中國兩席；二是最高會議，由五大國首腦和外長組成，也稱「十人會」，後來又成立「四人會」，由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法國總統克裡蒙梭、意大利首相奧蘭多組成；三是專門委員會，各有關國家參加。克裡蒙梭被選為和會主席。
和會召開後，各個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利益置之不顧，中國雖然是「參戰國」和「戰勝國」，但仍是一隻被豺虎欺凌、傷害的羔羊。
一戰爆發後，隨著戰爭的深入，英國、法國、美國、日本等國在中國參戰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爭奪，為拉中國參戰，這幾個國家許諾「保證中國會取得大國的地位」。它們承諾，中國參戰後，協約國相繼向中國保證，支持中國享有國際大國地位，並於9月8日對中國所提出的參戰條件作了答覆：第一，庚子賠款暫緩5年償還（俄國只允暫緩一部分），不另加利息，並撤銷對德奧的賠款；第二，增加5%關稅的原則，具體辦法另行議定；第三，天津周圍20里內中國軍隊可以暫時駐紮，以防範德奧兩國僑民的行動。就這樣，在一戰即將結束的1917年8月14日，中國政府對德奧宣戰。
中國不僅僅參加了直接對德作戰，還派遣了大量的勞工進入歐洲。戰爭殘酷而慘烈，在這次戰爭中，飛機，坦克，潛艇，水雷，毒氣彈等第一次大規模地出現在戰場上，其強大的殺傷力和破壞力，在戰爭開始的頭兩年很快讓自認為強大的英法聯軍感覺到兵力和勞力的短缺。他們開始從各自的殖民地招募大批的外籍士兵，而勞動力豐富的中國也早早被盯上了。經英、法、俄等協約國與當時的中國北洋政府協商，14萬華工被從中國招募而來，前往歐洲戰場充當從事後勤補給工作的勞工。1914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對德宣戰，他們又成為代表中國參戰的戰士。這14萬中國民工來到法國後，冒著槍林彈雨挖戰壕，修工事，裝卸炮彈，救護傷員，掩埋屍體，做別人所不能做、不願做的工作，許多人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協助英法等國，戰勝人類歷史上的大浩劫。此外，中國還為協約國家提供了大批糧食等援助。
戰爭結束後，作為戰勝國，中國有權收回被德國佔領的領土，大部分國人都迫切希望國家能通過巴黎和會收回山東，甚至廢除幾十年來西方列強強加給中國的各種不平等條約。
中國經過努力，衝破了日本的阻撓，以參戰國的資格參加了和會。就這樣，1919年1月，在外交總長陸徵祥的帶領下，顧維鈞等幾位代表踏上了巴黎之路。北京政府給代表團的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收回戰前德國在山東的一切利益，這些利益不得由日本繼承。
其實早在一年前的1918年，作為中國駐美國的公使顧維鈞就已經意識到，在戰爭結束後的和平會議上，中國有可能收回一些喪失的利益。這對於遭受列強侵略，屈辱了近百年的中國終於有了挽回顏面的機會，因此他特意在使館內成立了資料小組，並積極收集、研究美國對巴黎和會的動向。顧維鈞還準確地預測到日本戰後要在東亞崛起，他們的勢力必然會影響到中國。這裡所說的影響，可以說是經濟的，也可以說是武力、軍事的，如果中國不及時做好準備，將進一步喪失權利。因為顧維鈞在美國生活了很多年，而且又和出席巴黎和會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有私交。因此，在他的建議下，北洋政府制定了依賴美國的外交政策。年僅30歲的顧維鈞也被派作巴黎和會的和談代表。
但到了巴黎之後，顧維鈞和其他的代表發現巴黎和會是分層次的，中國被列為第三等的國家，只能派兩個代表。因而問題又出現了，按照原來的計劃，是有5個席位的，現在銳減為兩個，到底派誰去比較合適呢？五位代表都想當全權代表，可誰也不表態。
在顧維鈞看來，陸徵祥是中國外交總長，又是代表團團長，理應排在第一位。而王正廷博士，是陸徵祥拉來的南方軍政府代表。為顯示中國一致對外，排在第二位也未嘗不可。駐英公使施肇基和外交部秘書長魏辰祖都是外交界的前輩，自己排在第五位是比較合適的。
中國代表團代表順序排定以後，報至北京。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對這個決定十分不滿。他曾私下斷言陸徵祥充其量也就是個大禮官式的人，更何況身體極差。一旦病了，代表團的領導權就會落入南方代表手中。於是發來訓令，將顧維鈞排在了第二位。
顧維鈞預感到這個決定必將在代表團內部造成摩擦。因為不論年齡，還是資歷，顧維鈞都是最淺的，被北京政府任命為排位第二的代表，自然會引起代表團內的排名矛盾。事實上，當時的矛盾和壓力並非僅僅來自於自己和外國列強，來自國內的問題也很大——巴黎和會召開不久，中國國內對峙多年的南北政府終於坐下來進行和談。由於北洋軍閥首領段祺瑞企圖依靠日本演練新軍，以「武力統一」中國。為此他暗中授意北方代表，和談只許失敗，不許成功。因此，在代表團到達巴黎不到半個月的2月4日，北洋政府給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發來了急電：「東方之事，當由日中雙方協商解決，一定不要再提出與日本代表不同的意見，並且要避免與日本代表團發生正面衝突。」
顧維鈞當即指出，這種座位變化必須改變，否則代表團的會議將沒法再開下去。他努力團結代表團的成員，一致對外——中國當時面臨的情況非常嚴峻。整個代表團齊心協力，團結一致，這個任務尚且非常難，如果代表團中間還有各種各樣的矛盾，困難自然就會更大。
自中國代表團抵達巴黎後，顧維鈞和其他成員，雖然內部有矛盾，但在對外上，還是一致的，他們都期待著能有機會在「十人會」上闡明中國的立場。不過連顧維鈞都沒想到的是，這個機會竟然來得很快。
1919年的1月27日中午，美國代表團顧問威廉士突然通報顧維鈞，中國將被邀請出席下午的「十人會」。在下午的會議上，日本代表以傲慢的口吻發表了自己的聲明，他們認為膠州灣租借地以及鐵路和德國在山東的所有權利，應該無條件轉讓給日本。山東問題也應在日、中兩國之間以雙方所商定的條約、協議為基礎來解決。
由於事關中國，和會請中國代表團就此進行說明。中國代表團原以為山東問題可以包括在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提案中，因此並未做專門的準備。在得到中國代表團表示需要時間準備發言後，克裡孟梭宣佈休會。中國代表團將在第二天給予答覆，但由誰來說明成了問題。代表們以對山東問題不熟悉為由推顧維鈞代表中國發言——真正到做事的時候大家又互相推脫，但是排名次的時候，大家又有點意氣之爭。顧維鈞沒有退讓，毅然決定挑起了這一重擔。
這時候的顧維鈞的壓力無疑是巨大的，他在1月28日代表中國在十人委員會上發言前，特地去了巴黎郊外的華工墓地。一戰期間，中國共向歐洲戰場輸送了14萬多名華工和大量的糧食，為協約國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近萬名華工死於那場戰爭。根據當時國內的條件，中國向歐洲戰場輸送那麼多勞工，已經是盡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了。如果山東問題在這次和會上得不到公正解決的話，所有因為這次戰爭而犧牲的中國人即使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因此，對於顧維鈞來說，這次演講並非他一個人的行為，而是代表了整個國家。
經過細緻的準備，顧維鈞在由英、美、法、日、意五國組成的和會最高機構「十人會」上代表中國發言。這是顧維鈞第一次在國際外交舞台上作長篇演講，而面對的是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法國總理克裡孟梭這些世界著名的政治家。在經歷了最初的緊張後，顧維鈞隨即就充滿激情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演講中去了。在發言中，顧維鈞採取避實擊虛的外交策略。他首先感謝日本幫助中國驅逐了德國，但又避而不談《二十一條》和1918年的換約問題，而從中國的文化、地理、經濟入手來說服各國的代表。
在發言的時候，顧維鈞並不是簡單地說你不應該繼承，而是是從國際法的角度來講，即使根據中德之間的條約，德國戰敗了，也沒有權利將自己在中國的權益轉然給別的國家。因此，顧維鈞強調，日本人希望從德國獲得其在山東的權利是沒有任何依據的，也是不合情理的。由於顧維鈞的一切言論都是從法理上來論證的，因此他的發言不僅說理充分，而且有根有據，和日本代表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彷彿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與在此前的發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也深深打動了與會的各國代表。
「中國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穌，中國不能失去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顧維鈞的這句名言，被《費加羅郵報》等多家重要報紙引用。顧維鈞轟動了整個巴黎。參加和會的代表中，有不少弱小國家和民族的代表像阿拉伯的費捨爾親王和印度的土邦主們。顧維鈞的發言也使他們看到了希望。代表團還收到國內各界發來的大量賀電。中國在和會上的命運看上去似乎一片光明。連美國總統威爾遜等大國代表均聲言道賀，稱這一發言是中國主權觀的卓越論述。中國代表團離開會場時，許多與會者紛紛將中國代表團圍住，向顧維鈞表示祝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