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巴黎和會只不過是帝國主義的分贓會議，它是不會將弱小國家的利益放在眼裡的。早在戰爭還沒有結束的1918年1月，美國總統威爾遜就曾發表過《十四點宣言》。其中規定的國際盟約不得秘密行事，國無大小一律平等原則得到了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可。許多國家，尤其是日本，曾簽訂了眾多有損中國主權的秘密條約，如《二十一條》。每當中國在外交上獨立行動時，這些國家即以密約為依據處處限制中國的行動。因此，威爾遜的主張對中國外交顯然是有利的。但這只不過是西方國家迷惑人的幌子，以威爾遜為首而召開的巴黎和會標榜通過媾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的會議，實際上是英國、法國、美國、日本、意大利帝國主義戰勝國分配戰爭贓物，重新瓜分世界，策劃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會議。
1919年4月中旬，歐洲分贓基本完成，和會便將討論的重心轉移到了山東問題上。日本公使西圓寺在和會上像野狗發春一樣叫喚，除非日本的要求得到滿足，否則他將拒絕簽訂和約並且不參加國際聯盟。在此之前，由於意大利沒有實現自己的目的，已經提前宣佈退出會議了。於是日本看準機會，藉機要挾英美等國家，如果不答應自己的要求，就宣佈退出，當然這種要挾是暗地裡進行的。
對於日本人的提議，法國人和英國人自然不會反對。一方面它們要尋求日本支持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們與日本早已有密約在先。日本的威脅擊中了威爾遜的軟肋，英法也對美國施加了壓力，結果威爾遜臨時「倒戈」，反過來支持日本。
4月22日，威爾遜、克裡孟梭和勞合·喬治真誠而友善地約見了中國代表陸徵祥和顧維鈞，然後假惺惺地說，我們已經考慮到了中國的切實利益，表面上說，日本將獲得膠州租借地和德國在山東的全部權益，我們會再要求日本把租借地歸還中國，但歸還後仍享有包括膠濟鐵路在內的全部經濟權利。最後他們更是半威脅半哄騙地說，這是目前情況下所能尋求的解決山東問題的最佳方案。
顧維鈞代表陸徵祥回答：「這個方案只能使中國人民大失所望，況且這個方案隻字不提日本歸還山東的時間表。中國要求不是由日本而是由德國直接歸還這些權利。」英國首相勞合·喬治蠻橫地打斷了顧維鈞的話：「中國是願意接受中日之間早就制定的那個方案呢，還是採納剛才所談的方案？」
顧維鈞早已憤怒不已，這個時候再也顧不上外交禮節，他跳起來憤怒地說：「這兩個方案我們都無法接受！」但是顧維鈞的憤怒並沒有改變中國遭受的不公正待遇，1919年4月29日，美、英、法三國代表約見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把最高會議決定的方案通知中國，最終決定將日本的無理要求納入對德和約，規定中國將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均讓與日本。
6月28日，也就是所謂的「和平會議」巴黎和會的閉幕典禮，在那些所謂的勝利者的歡呼聲中召開了，但他們發現，在為中國全權代表預留的兩把座椅上空無一人。對於中國來說，當沒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願爭得正義的話，也許默默的抗議成了不二的選擇——當然，代表們也可以坐下來簽字，但顧維鈞沒有這樣做，而是堂堂正正地選擇離開。
在列強們的驚異、激動、愕然等錯綜複雜的情緒裡，中國代表團已經踏上了回國的路。正如顧維鈞所說的：「汽車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黯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於中國歷史上。同時，我暗自想像著和會閉幕典禮的盛況，想像著當出席和會的代表們看到為中國全權代表留著的兩把椅子上一直空蕩無人時，將會怎樣地驚異、激動。」
《伊索寓言》中有這樣一個故事：狼在河的上游，責備下游的羊把水攪渾了。羊說，他在下游喝水，不可能把上游的水攪渾。狼又說，但是你去年罵了我爸爸。羊回答說，那時候他還沒有出生。狼於是對羊說，即使你善於辯解，我還是要吃了你。
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顧維鈞說，這段寓言是對舊中國外交的最好註解。其時，顧維鈞面臨著三種選擇：
第一，代表中國政府簽字。在由英、法、美等大國控制的和會上，可能很多人都明白，山東問題已經無法挽回，而且就連北洋政府也已經決定簽字了。代表團團長、外交總長陸徵祥懼怕拒簽的後果因而也傾向於簽字。應該說，大部分代表都主張簽字的。
第二，乘機推脫，然後溜走。可以想像，列強們和中國政府都主張簽字，而國內的民眾自然不願意簽字。如果代表中國政府簽字的話，就會淪為民族的罪人，反之，就違抗了政府的命令。在這個兩難的境地裡，也許溜走是最明哲保身的做法。
這種情況，在其他成員身上就表現出來了。正式代表駐英公使施肇基在6月上旬離開巴黎返回倫敦；6月中旬，陸徵祥以生病為由請辭外交總長一職，並且還沒等到中央政府同意就住進了醫院；而在這五人中，顧維鈞資歷最淺，他完全可以像其他人一樣擺脫責任，趁機溜掉。
第三，拒絕簽約。顧維鈞非常清楚簽約的後果，正如顧維鈞所說的：「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山東形勢關乎全國，較東三省利害尤巨。不簽字的話，全國人民都會團結起來一同抗日；如果簽約的話，不僅自己是民族罪人，也會給中國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因此，在其他成員都打退堂鼓的時候，在面臨著可簽可溜的嚴峻形勢，顧維鈞勇敢地挑起了中國代表團的重任，成為代表團後期實際的主持人，在最終拒絕簽署對德和約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巴黎和會上，中國最終以山東被轉租給日本而失敗告終，但是巴黎和會的失敗，卻客觀地成就了顧維鈞。原因在於，拒簽字順應了民意，得到了國內民眾和輿論的支持和歡迎，也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敬和欽佩。
首先，沒有幾個人能在內外交困的時候堅持下來，顧維鈞做到了。作為外交官，國家的利益高於個人的利益，必要的時候為了國家的利益還要犧牲個人利益。這樣的道理每個人都懂，但真正做到的人並不多。顧維鈞做到了。
實際上，在巴黎之行的前段時間，顧維鈞的妻子就因西班牙流感剛剛去世，妻子去世的時候還留下了兩個孩子，而幼子僅僅幾個月大。妻子去世的打擊，讓顧維鈞曾一度考慮過辭職，並且遞交了辭呈。在這個重要的時刻宣佈辭職，無疑對北洋政府的打擊也很大，因為在這段時間裡，其他幾個人物因為流感，有死兒子的，也有死太太的，整個中國使館籠罩在悲傷、消沉的氣氛中。在其他人員都選擇退縮的時候，顧維鈞唯有挑起重擔，毅然接受了參加巴黎和會的使命。
同樣，在巴黎和會上，作為中國代表團中年齡最小，資歷最淺的人，顧維鈞可以有許多選擇，比如，他可不必為代表團的成敗承擔過多責任。但是，在其他人選擇退縮的情況下，他又一次承擔起了主要責任，並通過自己的努力為中國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同情和支持。更在和會的最後階段，在代表團內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的時候，率領中國代表團堅決拒簽《巴黎和約》，維護了國家的尊嚴，為近代中國外交寫下了絢爛的一筆。不管成敗與否，我們都應該承認，沒有顧維鈞，也許中國會更慘敗。
其次，顧維鈞的睿智以及把握民心和歷史潮流的能力讓人欽佩。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的表現無疑讓人欽佩，就連美英法的國家元首都對顧維鈞的精彩表現而感歎和佩服不已，甚至中國的敵人，日本的談判代表，也不得不承認，顧維鈞的精彩演講和談判技巧給他們帶來了非常大的壓力和不利影響。
顧維鈞作為民國第一外交官，他具有高度的歷史使命感，準確把握了歷史的發展方向。面對列強逼迫中國簽約，代表團內部又四分五裂的危機局面，如果顧維鈞和其他代表一樣，為了個人利益，選擇逃避，或者屈從於壓力而簽約，必然被民眾痛罵和被歷史所唾棄。但顧維鈞始終都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他認識到了民心不可侮，民意不可違，中國要求自由、獨立和解放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他最終選擇了拒簽。可以說，雖然中國失敗了，但他的這一決定卻是非常明智的。
再次，顧維鈞的表現足以證明，弱國並非沒有外交，而是需要傑出的外交家。「弱國無外交」這句話一直都被用來概括近代中國在外交上屢遭屈辱的常用語；也就是說，發言權是建立在擁有實力的基礎上的，沒有實力的國家是沒有發言權的。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弱國在外交上沒有一點影響——在近代近百年的國際外交史上，小國、弱國外交取得勝利的不在少數。雖然中國人在巴黎和會上的努力以失敗而告終，一個精明的外交家無法改變歷史的命運，但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精彩的表現，至少讓所有藐視我們的人清楚，沒有實力不代表沒有志氣。
對於近代飽受屈辱的中華民族來說，也許如巴黎和會一樣，悲慘的日子多到無以計數，這些日子因為歲月的流逝，可能會被後人輕易就遺忘了。但是顧維鈞和中國這段屈辱悲憤的往事，卻深深地記錄在了中國歷史以及世界歷史上。
可以肯定的是，在為列強侵略屈辱的百年時間裡，顧維鈞拒絕在和會上簽字的行為打破了近代以來中國在與列強交涉中「始爭終讓」的慣例——在中國需要她的外交官為主權挺身而出的時刻，31歲的顧維鈞義無反顧地承擔起了歷史的重任。這次拒簽在中國的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中國第一次堅決地對列強說「不」，終於打破了「始爭終讓」的外交局面。這也是中國外交勝利的起點。以後，中國一步步奪回了喪失的主權。
現在，巴黎和會整整過去了90個春秋，回想起這段歷史，依然能給後人帶來很多的感慨。顧維鈞為了國家，在列強決定犧牲中國的利益之後，做了巨大的努力，力圖為國家爭取最大的利益。弱國無外交，現在人們似乎更應該反思，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裡，我們應該怎樣做，才能避免悲劇的再次發生。
對於顧維鈞，無疑是一位功不可沒的愛國外交官，他一身的傳記，已經是現代中國的一部外交史。他一生堅毅果敢地為國為民，注定會永垂不朽。晚清政府倒下了，民國政府建立了，可是民國政府似乎依然延續著晚清的歷史悲劇，但正是由於顧維鈞這樣的英才，才使得中國看到了希望，看到了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