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追認這一職務，並於6月29日推閻錫山為該會委員。7月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又任閻錫山為委員。7月15日，閻錫山指揮晉軍出兵石家莊。9月29日閻錫山誓師討奉，在京漢、京綏沿線與奉軍激戰。但是蔣介石、汪精衛先後破壞國共合作，北伐受挫，國民革命軍一時未能北上，奉軍乘勢大戰晉軍，傅作義部被圍涿州，雁北地區被奉軍佔領，山西處境危殆。閻錫山指揮晉綏軍牽制了相當一部分奉軍，對北伐全局來說在戰略上具有重要意義。
蔣介石下野未及半年，於1928年初復出後，以繼續北伐統一全國為目標，看到雄踞山西的閻錫山有舉足輕重之勢，竭力拉攏。1928年10月1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任命閻錫山為內政部長(由趙戴文代理)。
閻錫山從此與蔣介石、馮玉祥、李宗仁齊名，成為雄踞華北的軍閥。1929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閻雖未出席，但仍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四、五屆連任)。
當時位於寧夏的馬鴻逵先依附馮玉祥，後投靠蔣介石，任寧夏省主席長達十七年，集軍政大權於一身，被人稱為寧夏的「土皇帝」。馬鴻逵也是同盟會會員，被清軍逮捕入獄，經馬福祥奔走，保釋出獄。
曹錕任總統時，令馬福祥組建第五混成旅，馬鴻逵回寧夏任旅長，民國十年(1921年)隨馬福祥駐綏遠。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馬鴻逵所部改編為國民軍，第五混成旅擴編為新編第七師，馬鴻逵繼任師長，從磴口移駐石嘴子，將綏遠讓給馮玉祥部駐防。後又奉命駐防金積、靈武一帶，在此整兵經武，擴充兵源，董福祥之孫董恭帶一個團來投馬鴻逵，接著李鳳藻、李成蔭等相繼率部來投，馬鴻逵實力大增。民國十五年(1926年)馮玉祥五原誓師，任命馬鴻逵為國民聯軍第四路軍司令兼第七師師長，不久又兼任西安警備司令。
1929年初，國民黨召開編遣會議。蔣介石擬利用編遣全國軍隊之機削弱異己，首先任命閻錫山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以孤立馮玉祥和李宗仁。閻錫山在各方討價還價聲中，曾提出有利於蔣介石的編遣方案。3月15日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部被撤銷，而代之的是第三編遣區辦事處，閻錫山成了光桿司令，方知上當受騙，遂聯馮以辭職並以相偕出洋相要挾。6月25日馮玉祥抵達太原，閻錫山竟然將馮軟禁以自重。
蔣介石為消滅政敵，密令何成浚與河南省主席韓復矩相機逮捕閻錫山。此計被閻錫山的部下竊聽電話識破，閻錫山化裝潛回太原。此後，蔣介石與閻錫山關係進一步惡化，雙方厲兵秣馬，準備決戰。閻錫山將晉軍擴充為十個軍、四個保安縱隊、四個騎兵師和七個炮兵旅，共約二十萬人並與馮玉祥達成諒解，資助軍費送馮回陝，馮指揮所部共同行動。
閻錫山於1930年2月10日電請蔣介石下野，繼則聯絡反蔣失敗的馮玉祥、桂系李宗仁等組織反蔣同盟。閻錫山的反蔣號召，得到了以汪精衛、陳公博為首的國民黨改組派，以及鄒魯、謝持為首的西山會議派和馮玉祥、李宗仁等反蔣政治派別與軍事集團的響應和支持。3月14日至15日，鹿鍾麟等五十七人通電，擁戴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為副總司令，閻錫山在石家莊設立總司令部。參戰的反蔣軍有五個方面軍的六十餘萬人。蔣介石調兵七十餘萬編成四個軍團，並親任總司令。5月1日在南京誓師，11日下達總攻擊令，戰爭正式爆發。
閻錫山在就職通電中，揭露蔣將國民黨變為「一人之化身，專制獨裁，為所欲為」，致使「黨不黨，政不政，國不國，民不聊生」，「猶復迫我以武力，助其剷除異己」，說自己不得已「應軍民之請求」，以戰爭手段重建黨國。國民政府則於4月5日下令免去閻錫山本、兼各職並通令緝捕，國民黨中常會亦決定永遠開除閻錫山的黨籍。雙方劍拔弩張，在津浦、隴海、平漢線上陳兵百萬的中原大戰隨之全面展開。
當時國內勢力分成三派，一是閻錫山為首的倒蔣派，二是韓復矩的擁蔣派，三是張學良式的中立派。1929年5月，馬鴻逵隨韓復矩、石友三在洛陽聯合通電反馮玉祥擁護蔣介石，蔣介石迅即復電嘉獎，將馬鴻逵部十七師擴編為討逆軍第十一軍，馬鴻逵任軍長兼六十四師師長、鄭州警備司令、河南省政府委員。撥給軍餉三十萬銀元，千餘支新槍。民國十九年(1930年)蔣、馮、閻中原大戰，馬鴻逵攻佔山東泰安市，升任討逆軍第十五路軍總指揮兼徐州警備司令。後唐生智、石友三、韓復矩密謀反蔣，韓復矩以徐州為交通樞紐、軍事重鎮，且與馬鴻逵為倒馮投蔣時的契友，聯絡馬鴻逵共同倒蔣，並委派孫桐萱協商，馬鴻逵同意反蔣。
韓復矩派一個旅進駐徐州，以監視馬鴻逵。馬鴻逵思慮再三，深感蔣介石勢大，倒蔣難以成功，遂向蔣告密。蔣介石得知密報，立即採取措施，馬鴻逵至此深得蔣介石重用。
中原大戰初期，蔣軍雖攻佔河南歸德(今商丘)等地，但總的形勢不利。歸德旋為馮軍收復，長沙、濟南先後被桂軍和閻軍佔領，蔣軍撤守魯西南和豫南漯河地區。7月至9月中旬，反蔣各派在北平(今北京)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宣佈成立以閻錫山為主席，閻錫山、汪精衛、馮玉祥、李宗仁等七人為委員的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對峙。但戰局每況愈下，7月4日，桂軍退守廣西，8月14日，閻軍放棄濟南。馮玉祥的「八月攻勢」也遭到失敗。蔣軍在兩湖、津浦、隴海、平漢各戰場取得全面勝利。
這時持觀望態度的張學良1930年9月18日通電擁護蔣，率東北軍入關佔領北平、天津、河北，於是閻錫山的反蔣聯軍迅速瓦解。11月4日，閻、馮通電下野，所屬軍隊被張學良、蔣介石改編。蔣、閻、馮大戰歷時7個月，雙方投入兵力逾百萬，戰線綿延數千里，成為近代中國最大的軍閥戰爭。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馬鴻逵被蔣介石任第八戰區副司令兼第十七集團軍總司令，馬鴻逵以「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形式大量徵兵。派第一、第二騎兵旅參加綏西抗戰。同年馬鴻逵部以抗戰為名進駐阿拉善旗，到處徵兵派款，佔地刮財。「祥泰隆」每次被派壯丁十五名，需以七十五匹馬或十峰駱駝頂替。時價好馬每匹四百銀元，好駱駝每峰二百銀元。「祥泰隆」迅速走向下坡路，它同我國民族資產階級工商企業的整體命運一樣，外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內受軍閥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搾和盤剝，逐步走向衰亡是必然趨勢。
「七七事變」後，日寇長驅直入，國民政府在「安內攘外」的消極抗戰中，使繁華的東部半壁江山陷入日寇魔爪之下。「祥泰隆」雖能僥倖侷促一隅、苟安一時，但各地生意夥伴破產、逃亡，駐外各分莊無法正常營業，交通中斷，內外運輸阻滯，貨物不斷被搶、被盜，資本不但不能正常運轉，反而不斷流失。
馬鴻逵在阿拉善旗的掠奪手段便是派款。巧立名目，收取苛捐雜稅，什麼直接稅、間接稅、貨物稅、印花稅等達幾十種之多。還在旗境各要道設立「官卡」，對過往貨物橫徵暴斂。僅在1937年一年，「祥泰隆」就被馬匪收取苛捐雜稅、過卡雜費等四十多萬銀元。馬鴻逵的辦事處在定遠營實行甲制，不定期抓丁。對商號允許「以馬、駝代丁」。一名壯丁可以五匹好馬或一百又五峰駱駝頂替。1939年後，「祥泰隆」先後被派丁七次，共交好馬一百九十五匹，好駱駝三百三十峰。折合十四萬四千銀元，連同寧夏「隆泰裕」、「廣發店」被派丁次數，總計交納壯丁款二十萬零八百銀元。
為了更加名正言順地壟斷阿拉善旗的糧食供應和畜產品收購，嚴禁他人經營，馬鴻逵強行設置「寧夏省政府駐定遠營辦事處」，並設特務機構監督，違者嚴辦。「祥泰隆」當時的掌櫃閆清龍(平遙北城人)，就是被當時那種土匪行徑逼得走投無路、憂憤而亡。官僚軍閥掠奪的殘酷，可見一斑。馬鴻逵部隊肆無忌憚地掠奪牧民，使牧民們不能安居，到處流浪避匪，畜牧業受到重創，民不聊生，購買力空前下降。
由於時局巨變，面對日寇侵略、馬匪掠奪，經營困難，「祥泰隆」的股東們多數對「祥泰隆」的前景失去信心，人心渙散，設法抽逃自己的股金。有的股東在山西淪陷前就聚到定遠營，吵著要散伙，住在號內大吵大鬧。而且時局突變，連總管也不能到號。對那些辛勤多年、愛號敬業的夥計們來說，「祥泰隆」是他們及家人生存的依托，決心苦撐下去，企盼時局好轉。有的股東跑到駐京、津等地外莊，以幫助處理積壓物資、委託代買貨物等為名，企圖以實物抽逃資本。駐外莊執事心中也有數，樂得做順水人情，自己也可乘機撈一把，真是一片樹倒猢猻散的慘相。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面對當時國破家亡、政府腐敗的社會大環境，誰也沒有回天之力。「祥泰隆」的執事者，雖然都是些聰明絕頂的能人，但也挽救不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失敗命運。
由於無法繼續經營，「祥泰隆」不得不縮小規模，改變經營方式，於1943年改號為「利民商店」，1955年公私合營時，又改稱「第一合作商店」。
「祥泰隆」這塊曾金光熠熠二百多年的金字牌號，曾多次幫助牧民、多次感動草原，但這一切，永遠留給了逝去的輝煌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