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允寬(1870—1936年)，本名牛映星，字允寬，汾陽縣大南關人。清末民初著名的旅俄晉商，以經營大宗皮毛為業。他在莫斯科、恰克圖等地開設的貿易中心——「壁光發」生意興隆，經營豁達，盛極一時，對發展中俄、中蒙貿易有一定貢獻。
大約是清同治年間，牛允寬跟著姑夫田澍雲外出經商，從學徒開始，二十多年就當上了「壁光發」洋行兼商貿行的董事長。他的商業足跡從國內的河北張家口市起步，延伸到中蒙邊界的恰克圖、庫倫、俄國的莫斯科、日本的東京、德國的柏林，以至於能和斯拉夫巨商、巴爾幹半島的歐商相抗衡，成了橫跨歐亞大陸、腰纏數百萬的晉商鉅子。
牛允寬出身貧苦，父親牛洵是清朝秀才，以教書為生。允寬兄弟五人，他排行老大，幼年時只念過一兩年義學。少年時代，為謀生和贍養老幼，便跟隨姑夫田澍雲旅俄做生意，學會了珠算、心算、經營管理和一口流利的俄語，並自修熟讀四書五經。後因性情耿直，被掌櫃辭退。牛允寬少有大志，有膽識和魄力。他目睹國力衰微、產業凋敝，暗自發奮，不久便獨立謀生。那時出國經商全靠步行，跋山涉水，足踏戈壁沙漠，露宿荒原草地，爬冰臥雪，歷盡艱險。他走遍了俄國各地，瞭解了許多民情風俗，學會了許多俄國少數民族語言，勤奮求學，艱苦創業，始而小本經營。後來在莫斯科、恰克圖、庫倫等地都開設了貿易中心，統稱「壁光發」，俄文為「牛」的意思。他精通經營之道，又善於組織團結中外同仁，齊心協力搞事業，生意日漸興隆，信譽日增，曾在旅俄華僑中盛極一時，成為經營大宗皮毛的富商。他曾遠遊波蘭的華沙、格但斯克，德國的柏林、萊比錫，日本東京進行皮毛和茶葉交易，偶爾也回我國東北經商。他所經營的貨物均有鉛字印牌確保質量，以示負責。「壁光發」在國外極負盛名，與英、美、法、德均有貿易關係。
出國創業站穩腳跟後，他曾於1890年攜帶金銀回鄉探望父母。豈料正值花甲之年的父親牛洵，見兒子發財回家，竟樂極生悲而暴卒。爾後，他曾幾次回國，先後攜帶兄弟和同鄉親友到國外。五弟牛映奎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物理系，曾任中國駐俄使館官員，參與俄皇加冕，有《馬鈴薯釀酒》等譯著。
牛允寬在國外與俄國少女梁立雅結婚，曾攜眷回國，並在國內一同生活。在國外生有二子，長子格列實在美國，次子格列卜在前蘇聯德華洋行做事。
牛允寬晚年回國，在天津法租界巴黎道繼續以「牛裕如」的私人名義經營皮毛業，即「伊壁光發皮毛公司」。
1936年，牛允寬患腦溢血病故，終年六十六歲。俄文報刊登出消息和訃告後，許多中外人士紛紛前往悼念。靈柩運回家鄉安葬時，途經太原設祭，祭者中有冀貢泉、張劍南、崔鎮岳、田普霖等名流耆宿。運抵汾陽時，迎靈祭祀者絡繹不絕，途為之塞。一代愛國華僑，艱辛創業，為發展中俄、中蒙貿易作出了貢獻。同時，也為祖國培養了大批人才，至今仍為鄉人所懷念。
牛允寬在其故鄉——山西省汾陽縣城，還留下了一座牛家大院。這座牛家大院至今仍在，吞吐著歷史煙雲，似乎在向世人敘述著無限的滄桑。
牛家大院坐落在縣城西北隅，那一帶早就是一塊森嚴的官邸禁地。二十世紀初，在清代汾州府同知衙門、參將府署的廢墟上，奇跡般地出現了兩大片中西結合的典雅建築群———教會醫院和私立銘義中學。在銘義中學東南的基督教區，還聳起一座造型酷似昂首巨人的巍峨鐘樓。當時，它就是汾陽城內最高大的建築了，行人從街上走過，幾里外就看得清樓頂像紳士帽簷般翹起的樓簷，猶如雙目圓睜的樓窗，鼻樑堅挺般的豎形百葉窗。它虎視眈眈、鶴立雞群，典雅高貴中流溢著一股冷峻與霸氣。人們敬而遠之，稱其為洋樓。
就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而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汾陽古城幾百年前就是堂而皇之的汾州府所在地，怎麼眨眼間佔全城總面積四分之一的地方就成了外國領地？根子還在清王朝的腐敗和喪權辱國的《庚子條約》。清代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在汾陽也殺了基督教的神職人員，汾陽承擔的賠款就多而重。但從某種意義上講，英美人比日軍強多了，同樣是索賠，白花花的銀子都流進了日本人的腰包，而美國和英國卻用賠款在當地建起醫院和中學。從政治、歷史上定位，它依然是列強侵華的見證；然而客觀上卻促進了近代汾陽文明、開放與繁榮的歷史進程。
在那座洋樓之南，當時還是一片雜草叢生的荒地。靠南有一座古井亭，亭下有一眼旺盛的甜水井。據說是明代永樂初年「慶成王」建老府時，請江南金陵的著名風水先生探測定位，鑿成後井泉奇旺，故名「南水井」。後來，慶成郡王府移建今太和橋街北，南水井從此成了全城百姓沾益受惠的主要甜水之源。
牛家大院的創建者牛允寬，早在清代宣統元年（1909年）就看中了南水井之西的地方，掏銀子買下並到縣衙門備了案。而洋人窺視這一帶也已久了。光緒十六年(1890年)，就先在其北建起了教會的禮拜場所，同時也將這一帶全部列入擴建規劃。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洋樓落成，其勢力範圍一步步向南進逼。十幾年後，基督教在銘義中學以南擴大「神道學院」，牛家的宅基終於成為一個「釘子」，矛盾也一觸即發。
民國初年，牛允寬回到汾陽隆重葬父，教會的擴建工程也緊鑼密鼓地鋪開。牛家的院基夾在教會與神道學院中間，既影響洋人的體面，又不利於其管理，洋人便寸土必爭。先是利用國際慣例照會縣國民政府，想動用官方出面擺平。當時，清王朝已衰亡，但年輕的中華民國積貧積弱，已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那面三色旗根本覆蓋不住遼闊的國土，地方政府更軟弱無奈。
牛允寬先生認為，他祖祖輩輩生息在這塊土地上，在已花了銀子的土地上建宅院，難道也物不由主？於是，教會方面寸土必爭、欲以重金再從牛家手中收購地基。牛允寬卻寸土不讓，即便寸土寸金也毫不動搖。由此看來，牛允寬先生真算得上是一位有民族氣節的中國人。在那樣複雜的社會條件下，他以一介儒商的身份，單槍匹馬與洋人抗衡周旋，最終把自己的豪華宅院建在祖先的土地上，至今想起來都讓人肅然起敬!
大約是民國初年，牛家大院也開工了，牛允寬從俄羅斯帶回了設計圖紙，從北京、天津購進了裝飾材料，請家鄉姓宋的建築世家監工，整整用了十幾年時間，把一座宏偉的大宅院風風光光地建立起來，這一帶從此形成了一條幽靜的小街，街名就叫「南水井」。
南水井街牛家大院坐西朝東，南北跨座約五十餘米，臨街為磨磚青牆，有三座街門，南二門常閉，拱額沿線鑲仿木磚雕圖案。正門居北，方形拱門，兩側砌外八字形冀壁，門前有七層青石台階。大門兩側的門下牆體內伸出兩塊青石，一頭鑿出石槽，可嵌進四十公分高，五寸厚的門檻，另一頭伸出街門為石墩，上面臥兩頭石獅子。院牆頂部通體沿線砌一排溜碟口。整座大院分前後院、南北偏院、花園等五部分。前院為四合大院，以西為上聳立十五孔堅固的窯洞。中間五孔為正窯，兩側各五孔後縮約三米，窯洞前各有拱券形走廊，由十六根羅馬風格的磨磚圓柱支撐，總體上體現了俄羅斯歐式古典建築的雄偉、宏暢、堅固與大氣。正庭門頂鑲磚額，內刻「桂蹤燕德」四個字。南窯前刻「勤補拙」，北窯洞前刻「儉養廉」。這三副嵌額既體現了中國傳統的治家格言，也蘊涵了晉商創業的精神內涵，是牛允寬先生富而不侈並以此訓子的心態的寫照。院內青磚墁地，寬敞自如，兩側栽種著從俄國引進的籐蘿架和花卉。
南水井街牛家大院始建於牛允寬的商務生涯如日中天時期，裡面居住著老母親和他的四個弟媳以及下一代人。宅院落成後，他與三弟映庚繼續旅俄經商。二弟映斗是前清的舉人、當地的紳士，與母親一起掌管家事，這也是牛允寬當年走口北的心願。同輩人在他經濟後盾的支持下成才發達，又在城內的指巷、黑樓底、府學街、面巷內建起了典雅的四合院分宅，南水井街的老院子，就成了牛氏家族門庭興旺的大本營。
1936年春，牛允寬先生突發腦溢血病故，終年六十六歲。靈柩運回故鄉後，國內外唁電接踵而至，省城的政要、地方的名流紛紛致祭，大宅院變成了幡帳的海洋。
1938年初春，巨大的災難再次壓下。侵汾日寇進城後的第二天上午，一中隊日軍來到大院外，用槍托猛砸緊閉的大門，同時發出野獸般的號叫。此前，大院中的幾十口子婦孺都已經躲進了一牆之隔的基督教會內避難，有一位牛氏夫人戰戰兢兢地開了大門，日軍長驅直入前院內。還是這位夫人膽大沉著，她早年跟丈夫居住天津時，在和日本僑民的接觸中學會些日文。她用日語和日軍對話了很久，日軍放棄了大肆洗劫的念頭，看見這座宅子門高牆厚，窯頂是全城的制高點，於是將旅團司令部搬了進來。古色古香的牛家大院安上了電台，架上了機關鎗，從此成了侵汾日軍的魔窟。更不幸的是1941年秋，抗日戰爭已進入了最艱苦的相持階段，華北第二戰區司令官閻錫山卻信念動搖，由抗戰轉向妥協。8月12日，他派趙承綬來到汾陽，在牛家大院內和日寇巖松義雄等人開始了秘密談判。9月11日，與日本駐山西派遣軍代表楠秀吉，共同簽署了賣國投降的日閻《汾陽協定》。牛家大院從此蒙上了一層恥辱，這是牛允寬先生當年不可能預料的民族悲劇。
四年後的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結束。貪婪的日軍雖然放下了屠刀，但掠奪的本性並沒有絲毫收斂，臨撤退前又大肆洗劫了牛家大院，將宅院內的古玩字畫、珍貴傢俱、俄式日用品裝滿三十輛大卡車，才在中國人的眼皮底下公然離去，把一座空蕩蕩的宅院留給了牛家的後代。
新中國成立後，牛家大院成為晉綏邊區政府下轄的糧庫，後來又成了汾陽縣糧食局的直屬糧庫。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被移交給政府房管部門，變成了十幾戶人家共處的民居。
牛家大院的曲折經歷，以及它大致完好的建築結構，蘊涵著極其複雜的社會歷史積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