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泰隆」在全國各地設立分莊，派駐了代理人，主要有北京、天津、蘭州、南京、上海、重慶、漢口、成都、張家口、包頭、歸綏(今呼和浩特)等，還在西安和寶雞開設了分號，使「祥泰隆」逐步融入了全國大市場。有時還做一些畜產品出口業務，包頭分莊負責銷售藥材、牲畜和畜產品(羊毛、駝絨、皮張)，收購磚茶、生煙、糖類、布匹，並包銷四大栽絨地毯廠家的全部貨物。包頭分莊是「祥泰隆」的中轉站，在阿拉善收購的皮毛馱到包頭，再裝火車運到京、津，外地採購的貨物，用火車運到包頭後，再由駱駝隊運到定遠；天津分莊主要推銷一、二等駝絨、藥材，採購綢緞布匹，日用百貨、經營羊毛、駝絨出口貿易等；北京分莊主要採購深受蒙古百姓喜愛的首飾(如珊瑚項珠等)、裝飾品、鞋帽、綢緞等；山西的蒲州分莊主要採購魚牌磚茶，是蒙古人最喜愛的一種飲茶；山西平遙分莊主要採購土布和曲沃生煙，以「分東」和「魁泰」兩種生煙為主，在內蒙銷量很大。歸綏、張家口也是「祥泰隆」重要的貨物集散地。
「祥泰隆」作為阿拉善旗經濟流通的主宰者，牧民日用必需品，如糧食、茶、酒、煙、糧、布匹的全部消費中，「祥泰隆」經營量高達70，以至於有「先有祥泰隆，後有定遠城」之說。
「祥泰隆」幫牧民過難關
1908年，「祥泰隆」總管董國昌只接任一年就辭職了，因為他生性灑脫好玩，喜歡戲劇，在晉劇票友裡是數得著的角色，人稱「十二王」，讓他管理龐大的運營買賣，在辛亥革命前夕那個風雨亂世，著實是件吃苦費腦筋的事情，所以他把總管的位置重新給了哥哥的兒子董樞。
經商必須有天賦，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獨當一面，所以說，晉商之所以能崛起，是因為每個商號都有幾個卓越的領導人，比如祁縣喬家的喬致庸、榆次常家的常立仁、祁縣渠家的渠本翹、太谷曹家的曹中美、介休冀家的冀以和、平遙李家的李箴視、介休侯家的侯培元、榆次王家的王棟等等，都為本家的產業邁向輝煌、建立覆蓋全國的商業網絡立下不朽的功勳。他們是晉商中真正的脊樑與驕傲。
董樞上任時正值辛亥革命後軍閥割據，盜匪紛生，他決定將寧夏的「隆泰裕」和「廣發店」兩商號獨立，「祥泰隆」依舊控制一半股份，從而有效地消除了兩號距「祥泰隆」數千里之遙，卻還得請示上報，容易貽誤商機的弊端。同時根據蒙民經常丟失銀帖的實際情況，規定如果蒙民丟失或磨損了銀帖，只要號中有存根，一概予以辦理。
董樞的這些開明政策，在蒙民中贏得了感激和讚譽。在全面整頓「祥泰隆」商號的基礎上，民國七年(1918年)，阿拉善旗王爺與「祥泰隆」共同出資白銀三萬兩，開辦了「乾錫永鴻記茶莊」，身靠大樹好乘涼，從而使「祥泰隆」在阿拉善旗的磚茶壟斷經營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
民國九年(1920年)，阿拉善旗一帶大旱成災，由於水資源匱乏，草木皆衰，牲畜都渴死、餓死了，慘不忍睹。隨著牲畜大量死亡，牧民缺糧更加嚴重，牲畜屍體腐爛，瘟疫隨時可能爆發。阿拉善的王爺也手足無措，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去與「祥泰隆」掌櫃協商，董樞拍胸脯保證，一定調動「祥泰隆」的全部人員和駝隊，竭盡全力保護牧民的生命。「祥泰隆」組織人員馬不停蹄地從全國各地購運黃米、小麥五千餘石，約一百多萬公斤。不遺餘力地把糧食送到每個分號統計的牧民手中，雪中送炭之舉使牧民們感動得熱淚盈眶，最後終於幫助牧民渡過難關。就是現在，阿拉善的老牧民提起當年，都會不吝讚美之語來誇獎、讚美「祥泰隆」的義舉。
當時蒙民有銀則買，無銀則貸，最後無力償還就算做了救濟，不但「祥泰隆」賴以生存的消費市場得到了充分保護，而且進一步贏得了民心。由此可見，綿延兩百多年的「祥泰隆」之所以能創造出令人驚歎的輝煌業績，其實與他們厚德載物的悲天憫人情懷有著最直接的聯繫。
隨著「祥泰隆」的資本逐步雄厚，通過分紅「倍股」、留「厚成」的措施，「祥泰隆」不斷進行擴大再生產，除偶爾短期周轉外，一般不借外債，依靠自身資金獨立運轉，增強抵禦風險能力，並且每年發放代金銀帖，流通使用。這種辦法，既減輕消費者攜帶硬通貨的不便，又是一種長期無息集資行為與轉嫁風險，擴大自身硬通貨儲備的行為。銀帖好比紙幣一樣，兩百多年前「祥泰隆」就率先發行使用了，現在北京收藏市場上也有「祥泰隆」的銀帖出售，「祥泰隆」發放的銀帖有四種面值，即一兩、二兩、五兩、十兩，前後發放總額達數十萬兩白銀。為了維護銀帖的社會信用，銀帖無論多少年後都有效，而且不貶值。如有損壞、燒燬、丟失等，只要有據可查，一概如數兌付或補發，使它在用戶中的信用度極高。民國年間，牧民們寧可信任「祥泰隆」的銀帖，也不相信常常貶值的政府鈔票。可見，「祥泰隆」的信譽已經深入當地牧民心中。
毀於軍閥的巧取豪奪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董褳接替董樞出任「祥泰隆」商號的第六任總管。上任時，正值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祥泰隆」原有的南北貨運通道被阻隔，外地分號連續遭到搶劫，商務範圍侷促一隅，經營狀況江河日下。1939年開賬分紅時，每股紅利已降到三千兩白銀。
阿拉善旗處於寧、蒙、甘三省交界，是通往蒙古的交通要塞，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辛亥革命後，軍閥割據，狼煙四起，民不聊生。有兩個重要的人物不得不提，他們就是閻錫山與馬鴻逵。
當時山西重地亂世紛爭，閻錫山作為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打響後，他立即派一個營的兵力開赴石家莊，與第六鎮官兵共同截斷京漢鐵路，扣留了清政府運往武漢前線的軍用物資，阻止袁世凱入京就任清政府內閣總理大臣，並擬揮師北上推翻清廷。1911年11月15日，清政府改派張錫鑾為山西巡撫，並命曹錕第三鎮進犯山西。12月13日，清軍攻佔娘子關。閻錫山採納同盟會員景梅龍的建議，決定分兵南北，繼續戰鬥。閻錫山率民軍一部北上綏遠，曾攻克包頭、薩拉齊並向歸綏(今呼和浩特)進軍；副都督溫壽泉率民軍一部南下河東，配合山西民軍攻克運城、絳州並圍攻臨汾，在後方和側背對清政府構成極大的威脅。南北議和結束、清帝退位以後，閻錫山於1912年4月返回太原，以都督名義掌握山西的軍權。
1915年袁世凱陰謀稱帝，閻錫山首先向籌安會提供經費銀幣兩萬元，接著又連電勸進，把辛亥革命貶低為「新舊遞嬗時代之權宜手續」，認為「以中國之情決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厲行軍國主義不足以圖強，欲厲行軍國主義非先走君主立憲」不可，要求「廢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憲政」，並懇求袁世凱「以大有為之才，乘大有為之勢，毅然以救國救民自任，無所用其謙讓」而登基稱帝。袁世凱閱後喜不自勝，批復「頗有見地」。袁世凱稱帝后，「報之以李」，於12月21日封閻錫山為一等候。
袁世凱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善於見風使舵的閻錫山擁戴袁世凱稱帝，可謂不遺餘力。後來他竟然說，這乃是根據孫中山的指示，為了保存北方革命力量而採取的措施。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的統治局面並未改變，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閻錫山又依附於段祺瑞，在重大問題上唯段祺瑞之馬首是瞻。1916年7月，閻錫山改任山西督軍，一面排擠打擊異己，使省長孫發緒和沈銘昌相繼離職，一面賄請內務總長湯化龍為其說話，又拜段祺瑞為師，遂得於1917年9月兼任省長。從此，山西的軍政大權集於閻錫山之一身。他響應段祺瑞，曾出兵反對張勳復辟。段祺瑞重新執政後，拒絕恢復被袁世凱廢棄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就任陸海軍大元帥，下令討伐段祺瑞。閻錫山卻站在段祺瑞的一邊，電促馮國璋等抗擊護法軍，並派晉軍第一混成旅長商震率部赴湘參戰，結果全軍覆沒。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中，閻錫山出兵石家莊阻截直軍北上，促成段祺瑞臨時執政。1925年12月，打退了國民軍總參議續桐溪策劃的建國豫軍樊鍾秀對山西的進攻。1926年3月，又將佔領山西雁北地區的國民軍逐出山西，並將自己的勢力擴展到綏遠。
在此期間，國共兩黨實現合作，籌劃進行北伐。國民黨極力爭取閻錫山，雙方關係開始改善。
1925年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在太原成立，閻錫山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張作霖的威脅和拉攏下，閻錫山對北伐採取了坐山觀虎鬥的態度。
北伐軍於1926年7月誓師後，直指湘鄂，摧枯拉朽，很快打垮了吳佩孚；接著又取得贛、閩、浙、皖、蘇的勝利，孫傳芳潰不成軍。大勢所趨，北伐奉張，已是指日可待。閻錫山看到這一形勢，乃於1927年6月6日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懸掛青天白日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