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喬致庸去世前，喬家的生意進入最輝煌期。因為當時正是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國家面臨生死存亡，山西票號的生意卻獲利甚豐。當時因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號的禁令，過去絕對不允許票號進行公款匯兌，但戰亂讓南方給朝廷的公款無法到達，只好對民間票號解禁令。但是國家的危機一過，朝廷馬上又重新禁止。到「庚子事件」之後，國家再次放開民間公款匯兌，所有山西票號都大獲全勝。當時喬家「大德通」票號在光緒十年(1884年)每股分紅八百五十兩，光緒十四年(1888年)增長到三千零四十兩，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每股分紅高達一萬七千兩！據當時的戶部檔案記載，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戶部有三分之一的銀兩存在山西各家票號中。這些都證明1900年以後山西票號的飛速發展，喬致庸的經營使喬家的事業達到了頂峰。
除振興包頭復字號、把票號做到匯通天下外，喬致庸人生最後一件大事，就是為後人留下了一座喬家大院。喬致庸在世時喬家從沒有分過家，而且家庭統一管理，每人每年開支多少都有明確規定。喬家大院最早只有喬貴發建的一個筒樓，後來喬致庸的父親在邊上修建了一個院子，喬致庸本人是沒興趣興建家宅的。他信奉當年山西一個商人計然的學說，計然說貨幣的流通應該像流水一樣，流得越快、越廣才能給更多的人包括自己帶來利益。所以喬致庸一生都將餘款投入到生意中，沒有興趣置宅買地。
但是後來從他手裡接手家族生意的孫子喬映霞是個很現代的人，他當時對他爺爺喬致庸說，你看你忙了一輩子，可是你什麼都留不下來。
喬映霞說這話的時候正是中國面臨崩潰，向西方烈強賠款四點五億兩白銀的時候。而當時喬家最大的生意就是朝廷的稅務通過喬家的「大德通」、「大德恆」進行匯兌。第二個生意便是當年英國人把持了中國天津的海關，在直接提走賠款後，其餘的稅由喬家這樣的銀號代收。1904年、1905年的賬期，喬家一股的紅利就有一萬七千兩白銀，而原始的股份可能只有一百兩銀子。喬家大小都歡天喜地等著老東家分銀子，老東家喬致庸卻悲憤地說：我難道不知道你們做的是什麼生意？你們做的就是幫助外國人拿走中國人銀子的生意。我要那麼多銀子幹什麼？我賺的錢越多，就意味著中國有更多的銀子被外國人拿走。
國家都要滅亡了，自己生意的前景喬致庸自然心知肚明。那時大家族人口也多了起來，喬致庸終於在人生的晚年開始翻蓋老宅。喬家大院在喬致庸手上開始成為一個封閉的大院。喬家的院子在山西晉商的宅院中並不是最大的，但在山西目前保存的晉商宅院中，是唯一被指定為國家文物保護單位的晉商宅院，因為它從來沒有被拆過，一直保存了原汁原味的晉商文化。
喬家大院最終能夠保留下，也和喬致庸的仁厚有直接關係。當時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山西總督毓賢在山西地界殺洋人。從太原逃出七個意大利修女，逃到祁縣時被喬致庸保護下來，喬致庸把她們藏到自家銀庫裡，最後用運柴草的大車拉到河北得救。後來意大利政府給了喬家一個意大利國旗以示表彰，這個國旗竟然在後來日本侵略到山西的時候派上了用場。喬家把意大利國旗掛在門口，日本人看到這是盟友的國旗，就沒有破壞喬家。相比之下，山西的其他大戶大宅都被日本人破壞。喬家大院在新中國成立後成為祁縣政府的辦公地，後來先後做過人民醫院和糧食倉庫。最後由於是晉中地委黨校，在喬家老家人的保護下安然度過「文革」，被完整地保存到今天。
喬致庸在經營時把儒家的寬厚和仁義精神帶進商業。現在能看得到的最確鑿的證據是喬致庸去世後立的墓表。喬致庸的墓在喬家堡村裡，墓表是立在墓前的，墓誌銘是埋在墓裡的。墓表上的文字是喬致庸的孫女婿、民國時的文化名人常贊春寫的。常贊春記述喬致庸幼年的家庭狀況，以及他本來想通過科舉考試光耀門庭，卻被迫接手家業，並以儒學為經商指導大獲成功。而作為商人的喬致庸手頭仍然常備有四書五經和史記等書籍，對於社會上的災禍，他都會挺身而出幫助受災民眾。喬致庸內心有著濃郁的民本主義思想，這個精神可以追溯到喬家祖上，喬貴發是個草根階層，三十歲都娶不上媳婦。在現在的喬家大院裡，有個報本堂供著喬家的第一代先人，那個泥塑旁邊是個要飯的籃子和一根打狗棍。他們並不隱瞞自己祖上貧窮的歷史，反而要家族記住這些貧困史。不只是喬致庸，包括到喬致庸的孫子喬映霞這一代，每到過年時節，他們都要用車拉著米面，給那些貧窮的家庭一些幫助，幫助其渡過年關。
喬致庸將《朱子格言》作為其兒孫啟蒙必讀之書。他常告誡兒孫戒「驕、貪、懶」三字，並教育兒孫「唯無私才可訟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氣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學忌滿、知欲圓、行欲方」；「待人要豐，自奉要約」。若兒孫有過錯，則責令其跪地背誦《朱子格言》。如浪費糧食，則命其跪誦若干次「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直到承認錯誤，磕頭謝罪。喬致庸還把親擬的對聯掛在內宅門上，以教育其兒孫，其對聯稱：「求名求利需求己莫求人；惜時惜衣非為惜財緣惜福。」
在對待僕人方面，喬家總是很寬容，不僅能保證傭人吃飽、穿暖，還尊重傭人的人格。喬家的女僕只有成年已婚的老媽子，沒有未出嫁的小丫環(喬家不用年輕的丫環而用中年婦女，為的是避免年輕的男主人出現不雅之舉)。喬家對待傭僕都比較和善，佣金也比較豐厚，逢年過節另有賞賜，還把肉、麥、煤、柴發送到各家。把年紀大的傭僕養起來，願意回家的，每年還給些許退休金。偶有過失時，喬家從不惡語相說，也不會打罵虐待。傭僕家中遇到天災人禍時，喬家總是熱情相幫。因此，傭僕對喬家一直奉若神明：幹活時盡心盡力，恪盡職守。
喬家家教非常嚴格，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戲台，但喬家沒有，就是擔心後人玩物喪志。喬致庸治家很嚴，其家規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納妾，三不准虐僕，四不准賭博，五不准冶遊，六不准酗酒。這些家規既杜絕了禍起蕭牆的隱患，又成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證。喬致庸先後娶過六位妻子，但都是續絃。
與喬致庸(1818—1907年)同時代的大徽商胡雪巖(1823—1885年)，其治家水準和個人操守與喬致庸相比，相差萬里！兩人都是長袖善舞的大商賈，其品行之高下，在對待當時地位十分低下的婦女問題上，可見一斑。
胡雪巖擁有近三千萬兩白銀的家業，田地萬畝。他在生活方面極盡奢靡，處處顯露那種趾高氣揚的神氣。《清代七百名人傳·胡光墉傳》記載：胡雪巖(即胡光墉)修建「宅第園囿，所置松石花木，備極奇珍。姬妾成群，築十三樓以貯之。」也有資料說「大起園林，縱情聲色，起居豪奢，過於王侯，驕奢淫逸，大改本性。」他耗巨資營造的庭園建築被譽為「江南第一豪宅」。
胡雪巖酷愛女色，他經常在街市上尋覓美色，看見有姿色的美麗女子就讓人說和，身價再高也不計較，而且還會給女方的家人安排好差事。他仗著有財有勢，把冒犯他的女子娶回去刻意侮辱後再休棄，肆意侮辱良家女子。他強買民女，通常只過三五天或一兩個月不喜歡了就給銀數百兩，任其改嫁。據《見聞瑣錄》記載，「凡買而旋遣者，殆數百人。」
《莊諧選錄》載有：胡雪巖一次經過一家裁縫店，見門口一個苗條女子很是上眼，就盯住多看了幾眼，那女子覺察之後，急忙關門進入屋內。胡雪巖覺得自尊心受到了傷害，於是派人拿了數千銀元向其父親提親，要納其為妾，女子之父見錢眼開答應了。胡雪巖擇日將這女子娶回，在新房裡，胡雪巖自己喝著酒，然後讓新娘子裸體躺在床上，又讓僕人在一邊高舉著大蠟燭，他來回踱步看著這新人，放聲大笑說：「前幾日你不讓我看，我偏要看。現在你還有什麼辦法制止我？」說完推門而去，到別的小妾房中過夜。第二天派人對這女子說：「這間房中所有的物件你都可以拿走，你可以改嫁他人，這裡沒有你的位置。」
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敘述了胡雪巖獨特的生意經。六十三回寫道：「他那經營手段也實在厲害，因此一年好似一年，各碼頭都有他的商店。也真會籠絡人，他到一處碼頭開一處店，便娶一房小老婆，立一個家。店裡用的總理人，到他家裡去，那小老婆照例是不迴避的。住上幾個月，他去了，由得那小老婆和總理人鬼混。那總理人辦起事來，自然格外巴結了。所以沒有一處不是發財的。」
《胡雪巖外傳》說他的杭州豪宅，文石為牆，滇銅為砌，有的牆壁是將細瓷碗打碎，搗成細瓷砂塗抹，可以千年不朽。園林巧奪天工，樓閣玲瓏，雲屏繪錦，綠暗瑤香，耗資巨萬，豪奢無匹。據當時的《申報》報道，有個外國官員到杭州，寧願住在胡府也不去官方的迎賓館。
胡雪巖姬妾成行，號稱「十二金釵」，分住院內各樓，按序各佔一室。到了晚上，侍女端上盛有各姬妾牙牌的銀盤，胡雪巖隨手翻一個，侍女就按牌上名字叫這個姬妾侍寢，宛如皇帝一樣。胡雪巖每天早晨起床，由傭人端上用翡翠盤盛著的青黃赤白各色寶石若干枚，讓他「養目」。每日閤家大小還要陸續去上房向其恭請晨安。至於唱戲打醮，擺酒張筵，無不窮極奢華。胡雪巖喜歡和眾多的姬妾一起嬉戲、玩樂。他讓諸妾穿上寫著「車」「馬」「炮」字樣的紅藍馬甲，登到在高台上畫好的棋盤，紅藍對峙，胡雪巖和夫人在欄杆後用竹竿指揮她們，「下活棋」。胡雪巖和其姬妾一起過著酒池肉林、歡歌盛宴的奢靡生活。享樂縱慾無度，揮金如土，派頭絲毫不亞於封建皇帝。
光緒十年(1884年)，胡雪巖這位縱橫商場、江湖，出入朝廷上，權傾一時、富可敵國的一代巨賈，身敗名裂，成為李鴻章「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祭品，做了左宗棠與李鴻章政治鬥爭的犧牲品，近三千萬兩銀子的家業也頃刻殆盡。「看他樓起，看他樓塌」，短時間之內事業、家業俱毀，人間、天堂、地獄，如夢幻般迅速演繹一遍，胡雪巖在淒涼中鬱鬱而終，年僅六十二歲。
胡雪巖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裡迅速發跡，成為當時富可敵國的巨商富賈；左宗棠收復新疆，他幫助籌備軍餉，替清朝政府向外國銀行貸款；他奉母命建起一座胡慶余堂，真不二價，童叟無欺；瘟疫流行時向百姓施藥施粥，被人們稱為胡大善人。胡雪巖的人生過程，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生意亦官亦商，為人亦莊亦諧；既狠毒奸詐又樂善好施；財產廣積，富可敵國，實所罕見。但他如一個一夜暴富的暴發戶，賭徒般揮霍，荒淫奢侈近於瘋狂、變態，超乎尋常。他的一生有著令人羨慕的巨大成功，也有為人所不齒的禽獸行徑。
「杭人胡某，富可封君，為近今數十年所罕見。而荒淫奢侈，跡迥尋常所有，後卒以是致敗。」汪康年在《莊諧選錄》中的這段話，揭示了「荒淫奢侈」是胡雪巖最終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胡雪巖在生活作風方面劣跡斑斑，時人記述頗多。而同是大商人、實力不亞於胡雪巖的晉商喬致庸，從未納過妾，也從未留下玩弄過女人的任何記載，其後代也是如此。
喬映霞太太劉菊秀，是協和醫專的校花，因為年齡懸殊，婚後女方另有所戀，結果離異，但喬映霞以後一直未娶。
喬映霞的三弟喬映霄，娶祁縣段窯村馬家的閨女為妻。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夫妻相偕往北平旅遊，結果妻子被匪徒綁票，因未能及時營救，慘遭毒手，喬映霄終身沒有再娶。
喬映霞的老弟喬映奎，是在中堂的最後一位主持，他任當地政事，有一定聲望，可說是百事如意，但有一件不順心，太太只生了一個女兒，沒有生兒子。中國封建社會盛行「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觀念，按喬映奎的身份，討一房姨太太生子接續香火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懾於家規，喬映奎只是過繼了個侄子，來為自己頂立門戶。
那時，豪富人家的男人大都有三妻四妾，身邊鶯鶯燕燕。明清時代晉商稱雄商界數百年，被譽為「海內最富」，住的都是大院豪宅，可筆者遍閱史料與時人的筆記小品，發現沒一個經商大戶家中是妻妾成群的。
也許是由於晉商都是在走西口路上起家的，富起來以後也不忘本色。走西口路上的黃沙漫天、飢寒交迫以及血淚斑斑，使他們以及他們的後人無法在妻妾成群的溫柔鄉里陶醉。
光緒三年（1877年），山西、陝西、河南等省份遭受了三百年來最嚴重的旱災，百姓顆粒無收，山西受災最嚴重。整個晉商群體都參與了這場救災，短短幾個月內，晉商共捐銀十二萬兩。晉商票號還承擔了捐款的募集、匯兌與發放，協助政府進行救災工作。
大災之年，人畜飢餓而亡，沒法組織起龐大的運輸隊伍，各家晉商貿易量銳減，以做邊貿茶葉生意為主的常家還因此承擔了巨額的違約賠償，元氣大傷，但就這樣常家還捐出賑災銀三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