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來，喬家的股本多了，秦家的股本少了，這與「廣盛公」創建時喬秦兩家各佔一半的股本結構已經不同。所以，兼顧歷史和現狀，權衡情與理，「廣盛公」已不是往日的「廣盛公」了，它在實質性的股本結構上已發生了新的變化，實質既然變了，在名分上也應有所改變。於是，考慮到商號連續性，「盛公」二字仍然保留；再考慮到商號發展的更新換代情形，和「恢復元氣」、「復興」的字義，「復」與「福」的諧音，以「復」代「廣」，遂改「廣盛公」為「復盛公」。於是，一個與「廣盛公」有區別又有聯繫的「復盛公」字號產生了。「復盛公」就這樣改組完成了，這一年是清嘉慶六年（1801年）。
改組過程中，那些最能吃苦、奉獻最多、最仗義、最積極的人，最終得到了最大的獎賞。喬家的財股由半壁江山發展為五分之四的天下，掌櫃們的身股則在原來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若干股數。
喬家自喬貴發始定有嚴格的家規：不准嫖賭，不准納妾，不准酗酒。喬家子弟恪守祖訓，因此喬姓家業興旺。而秦家子弟吃喝嫖賭，揮霍浪費，漸從號內將股抽出，全部花光。秦氏抽出之股均由喬家補進，最後「復盛公」十四個財股中秦姓只留一分二厘五。余皆為喬姓之股。喬家的「復盛公」字號，在包頭存在與發展了一百五十年，並繁衍出了許多個獨立的分店，奠定了這座城市的商業基礎，促進了這座城市的形成與發展。
道光九年(1829年)，喬家在包頭以三萬兩白銀獨資創辦「復盛全」錢莊當鋪，地址在財神廟街西口。咸豐年間，喬家復字號因抵賬獲得了包頭南龍王廟一帶的二百八十畝水地，開設了復盛菜園，培種各種蔬菜，基本壟斷著包頭市面。同治三年(1864年)，喬家在包頭以六萬兩白銀獨資創辦復盛西當鋪，地址在瓦窯溝南口，主要經營當鋪、估衣鋪，兼營糧油米面。光緒元年(1875年)，喬家在包頭獨立投資五萬兩白銀創辦通和店，主營糧食米面。光緒三年(1877年)，喬家在包頭投資五萬兩白銀(另有副本五萬兩)創辦廣順恆錢鋪。光緒十三年(1887年)，喬家在包頭投資三萬兩白銀創辦中庸錢鋪。此外，於光緒年間還相繼開設了復盛西店、復盛西面鋪、復盛協錢鋪、復盛錦錢鋪、復盛興糧店、復盛和糧店……
晉商翹楚喬致庸
真正將喬家推向全盛的人物是喬貴發的孫子、喬全美的兒子喬致庸。他一生歷經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五個朝代，其波瀾壯闊的風雨人生濃縮著山西商人的傳奇。
喬致庸出生於1818年，去世於1907年，活了八十九歲。在整個喬家前幾代人中，喬致庸是最長壽的一個。歷經兩代人經營，到喬致庸出生時，喬家家境已經比較富裕。喬致庸青年時代已經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來應該與商道無關。當時喬家有三門。一門人丁不旺，二門已經出了五個舉人，家裡豎了五個石旗桿，生意則主要是喬致庸所在的三門在做，但三門卻沒出過一個舉人。喬致庸的大哥有個願望，就是希望喬致庸能給三門掙個舉人，豎個旗桿。如果將來再中個進士，這輩子的任務就提前完成了。
喬致庸幼年失去父母，由大哥大嫂養大，極受大哥關愛。由於大哥對他照顧有加卻沒有一般做父親的嚴厲，喬致庸的生活可以說過得很自在。年輕時的喬致庸是個有錢又有閒的人，他對當官也沒什麼興趣。當時一個縣令年俸只有五十兩銀子，加上養廉銀也只多了幾百兩。而那時候喬家最年輕的大掌櫃一年也有一千兩白銀的薪金，這還沒有算上四年一次的賬期分紅。然而沒想到咸豐初年，北方捻軍和南方太平軍起義，南北茶路斷絕，喬家當時在祁縣的大德興絲茶莊主營生意就是絲茶，其損失自然十分慘重。
喬致庸的大哥因戰亂對生意的重大打擊而一病不起，本來將以一介儒生終了一生的喬致庸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從咸豐初年到光緒末年，喬致庸的人生經歷了整個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後，他卻在社會動盪、兵荒馬亂的清朝晚期把喬家的生意推到了頂峰，尤其是喬家匯通天下的票號生意。
被稱為「近代商人完美樣本」的喬致庸
喬致庸當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了自己當時家族生意的生命線——茶路、絲路。他還多次走西口，到達包頭和歸化、綏遠等地，擴張喬家的商業勢力。他利用包頭為基地，將商業觸角延伸到整個蒙古和更為廣闊的西口外地區。
在喬致庸手中，喬家商業完成了兩大轉變。第一是完成了產業的擴張，這種擴張不僅體現在開設商號的數量上，而且經營門類上也突破了糧油、日雜，延伸到典當、皮貨、馬匹等方面，並以聯號的方式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第二是完成了家族產業由商業向金融業的過渡，只有在金融業上成功，才使得喬家的家產成倍地增長。
商旅路途的艱苦和攜帶銀兩的危險開始讓喬致庸逐漸意識到票號的重要作用。當時喬家還沒有涉及票號生意。那時已經有了平遙的「日昌升」票號，現在找到的最早證據是「日昌升」在1823年分賬的記錄，當時是五年一次，而且票號很少，全國也只有五家。其中最大的「日昌升」也只有七個分號，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響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還必須帶著銀子做生意。
當喬致庸意識到票號的廣闊前景後，利用喬家的資本一口氣開了兩個票號「大德通」和「大德豐」。成立於咸豐年間的「大德興」最初主要經營茶葉，同時也搞匯兌。喬致庸後來發現票號是更新的產業，於是改成以匯兌為主，茶葉為輔。光緒十年（1884年），喬致庸把「大德興」改為「大德通」，同年專門成立了「大德豐」票號，專營匯兌。在喬致庸的經營下，「大德通」和「大德豐」後來都成為全國屈指可數的大票號。喬致庸經營票號的發展速度很迅速，如光緒十年「大德豐」成立時的資本是六萬兩，沒幾年就變成十二萬兩，到光緒十幾年的時候資本已經增加到三十五萬兩了。
喬家票號之所以發展很快，是因為喬致庸把每年利潤部分繼續投入作為資本再生產，行話稱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會在每一個賬期分利，每個賬期一般有三年、四年或者五年。喬致庸幾乎所有紅利都投入到資本中，他的資本在當時的票號裡也可以說首屈一指。當時有人估計喬家的資本有四五百萬兩白銀。建國後的研究估計，喬家的流動資金約在八百萬到一千萬兩，這還不包括票號和房地產。
喬致庸的經商理念是「一信、二義、三利」。即以信譽徠客，以義待人，信義為先，利取正途。喬致庸尤善於用人，這是他經商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如聘請閻維藩。
閻維藩原為平遙「蔚長厚」票號福州分莊經理，閻維藩與年輕武官恩壽交往密切，當恩壽為陞遷需銀兩時，閻自行做主曾為恩壽墊支銀十五萬兩白銀。為此閻維藩被人告發，並受到總號斥責。後恩壽擢升漢口將軍，不幾年恩壽已歸還了所借「蔚長厚」之銀，並為票號開拓了業務。但閻維藩因曾經受到排擠和總號斥責喪失了對「蔚長厚」的感情，決計離開「蔚長厚」返鄉另謀他就。
喬致庸知道閻維藩是個商界難得人才，便派其子備了八抬大轎、兩班人馬在閻維藩返鄉必經路口迎接。一班人馬在路口一連等了數日，終於見到了閻維藩，致庸之子說明來意和父親的殷切之情，使閻維藩大為感動。閻維藩心想喬家富甲三晉，財勢赫赫，對他如此禮遇，實在三生有幸。喬致庸之子又讓閻維藩坐八乘大轎，自己騎馬驅馳左右，並說明此乃家父特別囑咐，這更使閻維藩感動不已。二人相讓不已，最後只好讓八乘大轎抬著閻維藩衣帽，算是代閻坐轎，二人則並馬而行。
閻維藩來到喬家，喬致庸盛情款待。喬致庸見閻維藩舉止有度，精明穩健，精通業務，且年僅三十六歲，更是感歎其年輕有為，是難得的經濟人才。當即聘請閻維藩出任喬家「大德恆」票號經理。閻維藩自主持「大德恆」票號以來的二十六年間，使票號日益興隆，逢賬期按股分紅均在八千到一萬兩之間，閻維藩為喬家的商業發展立下了卓越功勞。
又如，喬致庸不拘一格選人才，大膽起用了文盲馬荀為喬家在包頭重要商號——「復盛西」商號的大掌櫃。
馬荀原是喬家包頭「復盛西」商號下屬糧店的一位小掌櫃，馬荀雖是文盲，但經營有方，使小糧店連年盈利。而當時的「復盛西」商號卻因經營不善，需要小糧店貼補。本來小店掌櫃是無資格面見大財東的，但馬荀回到祁縣時卻採取自稱大掌櫃的方式，要求面見大財東，喬致庸感到奇怪，便召見了這個自稱大掌櫃的人。馬荀便把包頭商業情況當面向喬致庸做了匯報，喬致庸看他對業務講得頭頭是道，是個人才，遂付其資本讓其糧店獨立經營。後來果然出手不凡，不久又讓其經管「復盛西」商號。
馬荀由於沒有文化，遇到需他簽名時，「荀」字經常缺胳膊少腿，以致成了「苟」字，人們又戲稱他為「馬狗」掌櫃。在當時，商號能寫會算的人有的是，一般不會讓一個文盲管一個大商號，但喬致庸卻破格任用了文盲馬荀，取得了成功。
此外，喬致庸的「大德恆」票號，還為我國的銀行培養了第一任銀行行長，他就是「大德恆」票號太原分莊經理賈繼英。
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8月，喬家「大德通」掌櫃高鈺接到一封密信，寫信人是跟隨慈禧、光緒西行的內閣學士桂春。
桂春在信中寫道:「鑾輿定於初八日啟程，路至祁縣，特此奉聞，擬到時趨叩不盡。」接到信後，高鈺立即把喬家「大德通」大加裝飾一番，作為慈禧、光緒的臨時行宮。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後缺錢，山西官員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號商量「借錢」，要大家體諒朝廷苦衷。可由於朝廷已經日薄西山，「借錢」給朝廷很有可能打水漂，風險太大。在座的山西各商號主事人你看著我，我看著你，誰都不敢答應。
當時喬家「大德恆」票號的一個叫賈繼英跑街的(業務員)卻當場答應，同意借給朝廷銀30萬兩，但要求西行之財賦收入暫由「大德恆」經管。對此，囊中無銀的慈禧太后自然恩准，當時太后很高興。賈繼英事後去跟大掌櫃閻維藩說這件事，閻維藩問他為什麼答應借錢給風雨飄搖的朝廷？賈繼英說，國家要是滅亡了我們也會滅亡，要是國家還在，錢還能要回來。閻大掌櫃就誇他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一千年也出不了個賈繼英。」
此後，慈禧在西安住了一年，財賦皆由「大德恆」經管，使「大德恆」一時成了清王朝的臨時財庫，不僅原支墊的三十萬銀兩如數收回，而且從經管的財賦業務中還賺了一筆。後來，慈禧回到了北京，準備籌辦戶部銀行時，想起了「大德恆」票號的賈繼英，便下旨召見了他。慈禧問賈繼英想做官，還是想經商。賈繼英說做官自己不是這塊料，但經商還可以。慈禧太后說道，那就給你個既做官又經商的差使吧。於是慈禧下旨，授他官職，同時籌辦戶部銀行。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戶部銀行成立，賈繼英出任第一任行長。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賈繼英繼任行長。可見，中國第一任銀行行長這樣的人才，是由喬致庸開辦的「大德恆」票號所培養。
賈繼英後來長期在銀行界任職，可謂高官厚祿、權位顯赫了。但是，由於他年輕時在喬家的「大德恆」票號任職，受到晉商號規嚴格的品德訓育，再加上儒家「修身、正己」的熏陶，所以雖在金銀堆裡身居高位，但一生為官清廉，兩袖清風。
賈繼英有吸煙的嗜好，但他平時只吸旱煙絲，不吸捲煙，當有客在座時，為了應酬才吸中檔次的捲煙。熟人曾譏嘲他惜財如命，可他卻以「儉可養廉」一笑了之。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因賈繼英管理金融事業功績卓著，中央信託局曾獎賞給他一筆巨額獎金。然而，賈繼英卻將這筆獎金的一部分用於購買一批皮桶子，分給單位的職工，把剩餘的部分，全部留給單位，作為職工的早餐補貼費，個人分文不要。
賈繼英一生從事金融業，與金錢打交道數十年，又多次擔任中央到地方的銀行高級職務，但一直兩袖清風。1944年，賈繼英身患腎病病危時，告誡家人說:「死後不准擺闊氣，不准講排場，簡單辦理，入土為安。」賈繼英去世後，家人在他使用過的一個舊保險箱內，只清理出一根金條，兩瓶法國白蘭地，除此之外，查找不到任何存款，衣服也寥寥無幾，這使家人都感到意外。據其子媳回憶，各自只分得少量衣物、首飾，無存款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