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頭商會管轄「九行」、「十六社」，權力很大，「商業發展冀九行同臻進步」、「百事整飭願各社鹹與維新」。因此，劉澍利用工作之便，結識了好多人，視野也大為開闊。
由於文筆精到老辣，工作出色，劉澍很快成為包頭知名人士。劉澍全家在包頭的召梁買了房子，後還在劉柱窯子買了地。
冒死晉謁徐世昌
民國初年，包頭百廢待興，匪患橫行，老百姓畏之如虎，幾任剿匪司令坐鎮包頭都束手無策。1914年，閻錫山的晉軍系統委派沈廣聚(沈凝山)團駐防包頭。沈廣聚一改過去追匪和坐鎮以待的剿匪戰術，採取分剿截堵之法，使得勢力最大的盧占魁匪徒腹背受敵，然後被一舉擊敗，沈廣聚也因此深受包頭市民的擁戴。
1918年，沈廣聚晉陞為旅長。「所屬各隊紀律井然，御外以強，匪夷遠遁，治內從理，闤闠相安。」(《沈凝山旅長去思碑》)然而，綏遠都統蔡成勳卻對沈廣聚很不滿意。1921年7月，蔡成勳委任綏西巡防司令馮紹閔駐守包頭，這樣一來，沈廣聚便被架空了。
沈廣聚自然不服，他宣佈包頭獨立。這時馮紹閔已達薩拉齊，沈廣聚在包頭挖戰壕、固城垣拒之以戰。眼看一場戰亂降臨包頭市民頭上，大家公推劉澍赴京告急。
徐世昌，1918年10月至1922年10月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字卜五，號菊人，別署水竹村人，原籍直隸天津，出生於河南省汲縣。1882年中舉，1886年考中進士，後為翰林院編修。他是清末和北洋軍閥時期的官僚，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多次出任國務卿。1918年，由段祺瑞的御用國會選為大總統。在清末民初，徐世昌也算是一代全才，為時人所重。
劉澍冒著被蔡成勳追殺的危險赴京，在京等候兩個月才獲准晉謁徐世昌。劉澍懇述沈廣聚在包頭的功績，徐世昌聞後應准：派寧夏護軍使馬福祥來綏接替蔡成勳，令馮紹閔接替沈廣聚之旅長之職，令沈廣聚為綏遠警備司令。
劉澍冒死晉謁徐世昌，促使徐世昌做出了新的人事安排，總算使包頭市避免了一場軍閥火並的血戰。
包頭的首任縣長
1923年，平綏鐵路通車包頭。此時，包頭已發展成為我國西北著名的皮毛集散地和水旱碼頭。1926年，包頭改置為縣，縣公署負責人稱知事。1927年11月10日，奉系軍閥佔領包頭，任命雷鳴遠為縣知事。
在那個「城頭變幻大王旗」的軍閥混戰年代，地方政局亦隨之動盪不安。1928年5月，奉系軍閥撤離包頭，雷鳴遠離職，包頭處於無政府狀態，群龍無首，地方治安缺位，致使整個局勢一片混亂。
當時的綏遠臨時護理都統名叫滿泰，為了穩定包頭局面，滿泰委任劉澍為包頭縣知事。8月，晉軍入綏，包頭縣公署改為縣政府，知事改為縣長。因此，劉澍可謂包頭首任縣長。
1926年，奉系軍閥張作霖和直系軍閥吳佩孚聯合進攻馮玉祥的國民軍部，雙方決戰，史稱「南口大戰」。
1926年4月，馮玉祥國民軍在反奉戰爭中失利，於該月15日從北京城撤退至北京西北郊區昌平縣南口鎮。這裡是通往綏遠的交通要道，燕山山脈的一個山口，地勢險惡，易守難攻。1926年5月18日，張作霖和吳佩孚聯合發動對南口的進攻。馮玉祥的國民軍在南口苦守三個月，於8月15日向包頭五原一帶撤退。
國民軍大敗後，十多萬大軍撤至包頭。國民軍一而再、再而三地搜刮商民錢財，市面損失達二百餘萬元。1927年，包頭春耕大半停輟，夏天又是大旱，秋收無望成災年。1928年，春夏大風無雨，農民顆粒無收，全境赤地千里，村盡丘墟，包頭的不少人家賣妻鬻子，其生離死別，令人慘不忍睹。有的挖食田鼠等為食，有的找苜蓿、蒺藜、樹皮、草根為食，成千上萬飢腸轆轆之民，餓死者無數。
劉澍受命此危難之時，他聯絡各方籌款四千餘元，在包頭東門外的龍泉寺設粥廠賑災，每天煮幾大鍋粥，救災民於水火之中。如此亂世，這個縣長實在當不下去了。劉澍三次上書辭去縣長一職，但都未獲批准。
1928年10月，綏遠省政府派劉毓洛為縣長。劉澍離職任綏遠平民醫院院長。綏遠平民醫院的前身，是創建於民國十四年(1925年)的綏遠警察廳官醫院。
只干了十七天的首任包頭市長
1937年10月，日軍西進，包頭駐軍完全退走，包頭縣長趙仲容亦帶印攜款逃走，劉澍再次被公推為縣長以維持秩序。
1937年10月17日黎明,在鐵甲先頭部隊的開路下，日本軍官酒井司令同憲兵隊谷川隊長率領軍隊到包頭車站，與此同時，蒙古軍也開到了。劉澍等包頭紳商以維持會名義，到火車站迎接日蒙軍進城，日軍不相信，讓劉澍等走在前面，後面跟著端刺刀的士兵進了南城門，日軍才放了心。
12月1日，包頭改設為特別市，任劉澍為市長，劉澍以年老多病為由申請辭呈。12月17日，偽蒙古軍第一師師長劉繼廣任市長，劉澍離職。
1938年，劉澍奉命編纂包頭首部《包頭市志》，劉澍聘孫斌為主編，他為《包頭市志》寫了《漢族旅包開始及進展考》等多篇歷史資料。
1939年，劉澍賣掉劉柱窯子的田地，與老伴兒一同去北京行醫度日。
父子同日出殯
1939年12月，時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綏遠省政府主席的傅作義將軍，發動了包頭戰役，重拳出擊盤踞在包頭的日寇。
作為塞外重鎮的包頭是當時平綏(北平至歸綏)路的終點站，南臨黃河，是控制綏西並與歸綏(現呼和浩特)互為依托的戰略樞紐。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歸綏、包頭相繼淪陷，日寇在包頭構築了堅固的防禦工事。
日寇在包頭的軍事存在，不僅是對綏西、寧夏的威脅，也是其繼續西犯的重要軍事基地。在包頭東河區的郊外，至今仍然遺留著當年日寇駐守包頭時建的軍事設施。從這些遺跡我們可以看出，日寇當年對包頭的重視程度非同一般。包頭是日軍整個西北地區的戰略要地，日本人自然十分重視，於是在包頭周圍部署兵力二千五百人，包頭城裡駐紮了三百人，包頭郊區麻池子駐紮三十八人，鄧家營子駐紮二十人，固陽駐紮三百人，武川駐紮三百人，其他地區全用偽蒙古軍來防守。
1939年12月，傅作義已經做好最後的部署，要利用日寇戒備疏忽，出其不意，對包頭實施強力突襲。傅作義令騎兵第六軍門炳岳指揮所部第七師，在主攻前破壞包頭以東薩拉齊鐵路沿線的鐵路、橋樑；命令孫蘭峰率領31師和五臨警備旅一個團、一個山炮營為主攻部隊，避開日寇外圍據點奔襲包頭，並且組織一個強有力的突擊團直搗敵軍指揮中樞；命董其武101師為總預備隊，監視固陽等地回援包頭之敵，予以就地殲滅；命袁慶榮32師截擊其他方面增援包頭的敵人，掩護孫蘭峰師攻城。
由於傅作義部早已經做好偽軍的策反工作，所以戰鬥打響後偽軍的營房和據點都已經插好白旗。包頭西北城門為日寇把守，傅作義部在偽蒙軍哨兵的指引下，迅速對其實施圍殲，隨之城門大開，攻城部隊蜂擁而入，日寇此刻如夢初醒，倉皇應戰。
由於傅作義的後續部隊未能大量進入城中，城內的日偽軍迅速集結兵力，在坦克的掩護下，步兵從城東、南兩邊全線向傅作義部反撲，城內開始了逐房逐院的爭奪戰。就在城內激戰的同時，傅作義親臨孫蘭峰前線指揮部指揮，這時包頭的東西兩面都發現了敵人的增援部隊。傅作義指示，把握時機，攻城打援改為守城打援，盡快調整東西兩側的增援部隊，擴大戰果，同時令董其武師、袁慶榮師火速前來增援。
董其武師在前往包頭的途中，全殲了兩批援敵，但是也遲滯了行進的速度，當他們即將抵達時，黃草窪已經被敵軍佔領，於是敵我雙方在黃草窪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正在這時，袁慶榮師也及時趕到加入戰局，戰鬥進行得異常血腥，雙方損失都較為重大，面對攻城的代價，傅作義一時沉默。12月21日晚，情報獲悉，敵增援部隊正從歸綏、大同、張家口等地陸續開來，傅作義果斷下令，部隊向五原方向快速轉移。
傅作義
傅作義將軍發動包頭戰役，給了日軍以沉重的打擊。1940年2月15日，日軍閉城門大搜捕，懷疑有人私通傅作義部隊，將包頭商會會長董五三等八十餘人逮捕。劉澍兒子劉定基是廣恆西的會計，被日軍逮捕後被活活折磨死，填入黃河。劉澍另一個兒子劉治基是清真小學教師，亦被逮捕，被日軍打得遍體傷痕後取保釋放。
聽到家中兒子一死一傷的噩耗後，劉澍如五雷轟頂，火速從北京返回包頭。但沒有民族骨氣的他，又屈服日軍淫威，於1943年出任包頭綜合鎮鎮長。
1945年，日軍投降。1946年，國民黨政府按漢奸罪逮捕劉澍。不久，劉澍因病保外就醫去世。
有道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劉澍的四子劉治基，見父親去世，悲痛欲絕，一口氣沒上來，也隨之斃命了。
父子倆一前一後都死了，劉家籠罩在一片淒雲慘霧之中。劉澍與兒子劉治基同日出殯，不勝悲涼。出殯的那天，世人見他們父子倆的兩口棺材同行黃泉路，頗多感慨。
劉澍生前曾寫有《感懷》一詩：「憑幾握管自書情，富貴浮雲眼界清。漸向困時發恨語，恥於亂世取功名。」
這首詩發乎內心，可以說是他對自己一生的蓋棺定論。是非功過，留與後人去評說。
儘管其政治生涯有污點，但劉澍對包頭文化的研究還是頗有建樹的，他曾寫下了關於包頭發展的不少珍貴史料。如「包頭」也就是「包克圖」的諧音。有學者考證，這種說法最早來源於著名的包頭藏傳佛教五當召第七代大喇嘛雅楞不勒。雅楞不勒又是根據五當召第一代開山祖師——宏道禪師的口傳，而宏道禪師的口傳又來源於劉澍的記述。
1937年，劉澍整理過一篇沒有發表的文章，叫做《包頭名稱考》，對包頭地名的起源問題進行了探討。他在文章中寫到：包頭名勝「轉龍藏……此間澗溪，復以山中群鹿每晨麇集來飲於此，梵語謂鹿為包克圖。相沿日久，省呼為包頭，此包頭之名稱之由來也。」意思是說包頭有個名勝叫「轉龍藏」，那裡有條小河，附近山裡的鹿群每天早上都要來「轉龍藏」前的小河飲水，梵語稱鹿為「包克圖」。這樣，久而久之，就叫成了「包頭」，這就是包頭名稱的由來。
這裡我們需要說明的是，他文章中的「包克圖」原為梵語。後來有人沿襲劉澍的文章，不知因什麼原因，就把梵語改成了藏語，再後來又演變成了蒙古語。而蒙古語中正有包頭的對音詞——包克圖。於是，蒙語語音的包頭、包克圖，就成了梵語——鹿的意思，也就是說有鹿的地方。
但無論是梵語還是藏語，經專門研究和請教專家，都缺乏「包克圖」是「有鹿的地方」的根據。著名的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翦伯贊訪問內蒙古之後，在文章《內蒙訪古·一段最古的長城》中寫道：「包頭，也是蒙語的音譯，意思是有鹿的地方」，這大概是翦伯贊到內蒙古之後聽到的情況介紹，因為至今沒有見到翦伯贊專門研究這一問題的論著。但是名人的文字對於傳說的流布和認定無疑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既有口傳文載，又有史家認同，再加上鹿是人們喜愛的吉祥動物，「包克圖——有鹿的地方」，作為包頭地名的來源，也就眾望所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