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雖僅三個字，卻活化為一個文化符號，衍生出一段傳奇，締造出一部名聞天下的移民史。走西口的過程，的確稱得上是一部大傳奇，雖然其中不乏血淚和辛酸，但總有一種精神不會磨滅，那傳奇中一個個勇往直前的靈魂散發著永恆的光彩。
「走西口」極其深刻、複雜、豐富的社會內涵，歷時三百餘年的過程，在晉蒙陝冀以至蒙俄歐亞廣袤的地域上，構成一種獨特的人文景觀。
走西口的山西人很能吃苦，堅強勤謹。大多數的晉商崇奉誠信，這是他們行商的根本，也是走西口的晉商們行商的原則和靈魂。過去有人說山西人「摳」，其實不公平，「摳」是被迫無奈，不「摳」就沒有出路沒法活命。正是這種「摳」使他們中的許多窮人變成了富人，一些長工變成了地主，一些小商變成了巨富……從1875年至1945年間，僅河曲縣到內蒙古定居者就近十萬，清代山西省前往口外的人口數字則更為龐大，外出移民總數達一千三百萬之多。現在的呼和浩特，80的漢人都是山西人走西口留下的後代。
一些聲名顯赫的商人，在當初走西口時，大多還是一些小商販，關口內外物資的相互需求，造就了這些生意人進行買賣的條件與機遇。而成功者的榜樣，給更多走西口的人帶來了生活的希望，從而進一步推動了「走西口」的浪潮。
口內的農民走西口後來到塞外，與草原人民聯手共同開發大西北，在「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廣袤土地上，開發出了良田萬頃、五穀豐登的塞上江南，開發出了商賈輻輳、百貨雜陳的繁榮城鎮，可謂功莫大焉。
「走西口」極大地加強了口外邊地與內地的聯繫。以山西為例，清代以來有一句諺語：「雁門關上雁難飛，歸化圓寶如山堆。山西亢旱沒啥事，歸化一荒『嘴揪起』。」所謂嘴揪起，也就是餓肚子的模樣。雁門關在今山西省代縣西北，為山西衝要三關之冠。歸化即現在的內蒙古呼和浩特一帶。此句諺語的意思是說：歸化為商賈輻輳之地，對於山西經濟的影響極大；山西的一些地方，即使發生大旱，對於當地社會並無太大的影響；但如果歸化一帶發生災荒，那這些地方的民眾就只能忍饑挨餓了。這反映出山西的一些地方對於口外經濟有著極大的依存度。
「走西口」推動了塞內外物資交流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清代的山西人不僅壟斷了旅蒙商業，活躍了內地與塞外的物資交流，而且開闢了一條從茶葉產地，經長江、黃河、蒙古沙漠、俄羅斯西伯利亞，到歐洲腹地聖彼得堡的國際茶葉商路，從而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而對口外蒙古地區而言，內地大批移民的到來，帶來了較為先進的農耕技術，促進了西口外農業的發展。移民的辛勤耕耘，將傳統的農耕界線向北推移，使得當地單一的遊牧經濟發生變化，逐漸形成了農牧並舉、蒙漢共居之鄉。從歷史上看，地處黃土高原的山西、陝西，是中華文明的搖籃之一，是中國內地最早得到開發的地區，農耕文明有著數千年的歷史。
「走西口」促進了塞外農耕經濟的發展。明代已有山西人偷渡到蒙古南部地方聚居開發農耕土地，時稱「板升」，有的學者認為即「百姓」之諧音。清代，隨著走西口的發展，塞外千里沙漠，已出現數十萬頃良田。歸化城(今呼和浩特)一帶已漸由牧區轉化為農耕區。口外蒙古地方農業的發展，到清中葉已不僅滿足了本地需要，而且可大量向長城以南地方供應，以致有「塞上穀倉」之稱。走西口的大軍中，大部分是「打工仔」，窮苦人居多，但也有很多匠人、藝人等。窮苦人來到西口外，養成了吃苦耐勞、勇於奉獻的精神。匠人、藝人，如鐵匠、木匠、柳匠等來到西口外，把口裡的先進技藝帶到口外，加速了西口外由遊牧文化向半農半牧以及農耕文化的轉變。
而大批「走西口」的經商務工者的紛至沓來，則刺激了蒙古地區商業的繁榮和城鎮的興盛。「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復盛公」是晉商喬家的商號之名，喬家的創業始祖在包頭西腦包先開草料店，後開貨棧，再開「廣盛公」商號，後發展為「復盛公」商號，繼而發展為許多「復」字商號。他們之於包頭城的形成和發展，凸顯了昔日晉商與邊塞城鎮繁榮的密切關係，推動了塞外城鎮的發展。大批晉商與山西民眾移民聚居塞外，使原為蒙古遊牧地的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商販雲集，成為「塞外明珠」。
此外，「走西口」還加強了蒙、漢人民的相互交流，此種交流，除了前述經濟方面的影響外，在文化上的交融亦相當顯著。
清末的包頭城牆
語言文化。大量山西人移民塞外，給塞外的風俗、語言帶來了一定的影響。據調查，內蒙古中西部四十五市縣鎮，所講語言均與晉語相近。
宗教文化。蒙古牧民原奉喇嘛教，但隨著山西移民的影響，儒釋道三教均在民間漸居主導地位，三教中諸神：關帝、城隍、財神、觀音、土地、龍王在蒙古地方各民族中也多有供奉，其中關公、觀音尤為廣泛。如歸化城(今呼和浩特)中就建有文廟三處，關公廟八處。走西口的晉陝等省人曾在異鄉廣建廟宇、戲台。
戲曲文化。內蒙古晉劇、「二人台」、大秧歌與山西移民關係很大。大秧歌源於山西繁峙、朔縣、廣靈。晉劇為中路梆子，但唱腔又多含北路梆腔，實際中路、北路梆原為一種，僅流派稍別。民謠稱：「學戲在忻、代二州，紅火在東西兩口，吃肥在水淹包頭，臨死在寧武、朔州。」充分反映了晉蒙戲曲文化之間的緊密關係。山西的晉劇藝術，在內蒙古地區至今都很受歡迎。而廣泛流傳於晉北、陝北、河北以及內蒙西部的地方小戲「二人台」，更是內地文化與草原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的產物。
多倫舊城西南有一座典型的黃河文化藝術建築伏魔宮，它是旅居多倫的旅蒙商於清乾隆十年(1745年)集資興建的山西會館。該館是多倫地區的晉商進行結社、議事、集會、娛樂的場所，戲樓是其中最為精美的部分。每至喜慶節日，晉商會館必演戲酬神。「商路即戲路」，凡有晉商會館的地方，就有山西梆子戲的演出。現在內蒙古流傳的劇種主要是北路梆子與「二人台」，這兩種都是山西地道的劇種和民間藝術。如北路梆子的名角「水上漂」，是山西五台人，他走西口到了內蒙古，在草原上享有盛名。直到今天，多倫人還特別愛聽山西梆子，《十五貫》、《算糧登殿》等劇目都是多倫人喜歡的精神食糧，百看不厭。
民歌文化。譬如蠻漢調(又稱蒙漢調或漫瀚調)，就是蒙漢人民在生產和生活的交往中，逐漸融合了信天游、山歌、蒙古歌曲的藝術風格，相互交流而催生的一種新民歌，具有濃郁的生活情趣和地方特色。
群眾文化。走西口的晉陝移民給草原帶來了多種群眾文娛活動形式，有秧歌、舞蹈、遊藝等。如跑圈秧歌、高蹺、小車、旱船、龍燈、獅舞、抬擱、撓擱、大寶娃娃、啞老背妻、花燈、焰火、九曲、燈謎等。現在，每年正月十五的前後幾天，內蒙古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城鎮，表演社火的隊伍，便走村串巷，喧鬧沸騰，盡情歡樂。群眾稱此為「鬧紅火」。
地名文化。比如今天在內蒙，走西口移民的「烙印」隨處都在。今天，當你翻開呼和浩特地名志，當你走進土默川大地，你就會遇到上千個這樣的村街名：如寧武巷、寧化巷、定襄窯、偏關卜、崞縣營、陽曲窯、代州營、壽陽營、忻州營、陝西營、交城坡、太谷巷、盂縣窯等。這些名稱都與山西的州、縣、村、社的名稱有關。而在鄂爾多斯地區，則是以走西口者本人或本族姓氏為名的村屯，如李家坡、馮家渠、徐家梁等，這種名稱比比皆是。
飲食文化。速凍餃子等據說也是山西人走西口後互相傳開的。
建築文化。內蒙古地區的建築也受到山西文化的影響，走西口出去的一部分人作為工匠給當地一些王公、牧民修築房屋，許多建築如會館等用的斗拱、琉璃瓦等，都是從山西運過去的。筆者在烏蘭巴托拜訪晉商的後裔時，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說到「大盛魁」當年在烏蘭巴托一帶的規模及山西人拉磚瓦過去做建築的事。老人說這是因為當時山西人的鄉土情愫特別濃，比如過年時要請唱家鄉戲等，通過這樣一些方式來寄托思鄉之情。
信義文化。和晉商一樣，口外的內蒙古等地的人也把關羽看做是「信」和「義」的化身。
事物都需要一分為二地看，走西口亦存在一些負面的影響。茫茫草原、無垠沙海，內地民眾迫於生計背井離鄉走西口，這完全是一種自發性的經濟行為，其移民活動遂呈現出無序的流動狀態。人們為了尋找新的生計，前往口外蒙古地區發展，他們初到異地，其農耕活動難免帶有一些盲目性。因此，漢地農民在發展農業的同時，也開發了部分原本不宜開墾的土地，破壞了一些天然草場，導致了部分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
到了民國時期，隨著晉商的衰落和內蒙貿易的停頓，以及政府對此地失去控制，走西口以一種無序的狀態進行著。而西口之外的地區政局動盪不安、災患頻仍不斷、基層控制能力薄弱，走出西口的移民仍然和口內一樣生存無著，大多走上了匪盜之路，走西口又從財富之路變成了從匪之路。走西口的規模也漸漸變小，從此走向衰落。但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前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走西口的現象一直存在。新中國成立後，「走西口」徹底走入了歷史。走西口現象與其說是消失了，不如說是已成為了過去幾代人的辛酸創業史的符號，作為精神榜樣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走西口的歷史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但走西口的文化內涵卻傳承了下來，那就是不屈不撓、艱苦創業的民族精神，是激勵後人奮發圖強的一筆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