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在給王崇古的信中說：「封貢事乃制虜安邊大機大略，時人以媚嫉之心，持庸眾之議，計目前之害，忘久遠之利，遂欲搖亂而阻壞之。國家以高爵厚祿蓄養此輩，真犬馬之不如也。」張居正為了支持「封貢通市」，向穆宗皇帝詳細陳述了「封貢通市」的好處，並用明成祖加封蒙古和寧、太平、賢義三王的史實為依據，請求穆宗援例實行。
在張居正的努力下，朝廷終於議定：封俺答汗為順義王，規定每年貢馬一次，並在大同、宣府、山西、延綏、寧夏、甘肅等地選定十餘處開設互市。
明廷與俺答汗締結「封貢通市」的盟約後，張居正堅持嚴守信義，不違約，不背盟。王崇古曾想延期開市，張居正得知後，立即告訴他一定要按約進行，不得改期，並強調要以安寧、互市和聯合為重，切勿失信起釁，影響友好往來。隨著時間的推移，互市貿易不斷擴大。
一花引來百花紅。當時，不僅由政府掌握的「貢市」(通過朝貢形式進行的貿易)、「馬市」(政府之間進行的官方貿易)有很大發展，由於民族經濟發展的需要，還出現了私人交易的「民市」和每月一次的「月市」。此外，在邊遠地區還有臨時開設的「小市」。
「封貢通市」的實行，有力地促進了蒙漢兩族社會經濟的發展。蒙古的金銀、馬匹、牲畜、皮裘、木料等物品，源源不絕地流入內地；中原地區先進的生產技術、生產工具、種子等，亦在蒙古地區廣泛傳播開來，荒野變為良田。開礦、冶煉以及各種手工業技術，都迅速發展了起來。俺答汗興建的「板升」城，日益繁榮，逐漸發展為蒙古地區的商業都市和經濟中心。後來發展成今天的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
明朝與俺答汗通貨互市後，無異給晉陝冀邊民打通了一條生命通道。有許多窮苦邊民以及因參與反對朝廷而遭官府緝捕者，為逃生或避難，紛紛越過長城，到口外廣闊的蒙古草地上謀求生存。俺答汗出於為我所用、發展地方經濟的目的，便敞開胸懷接納了他們，給他們提供土地和氈帳、耕畜和牛羊，讓他們從事農牧業生產或鐵匠、木匠、毛匠等手工業勞動。
由此，揭開了晉陝冀邊民大規模走西口的序幕，也實現了草原文化與農耕文化在河套地區有機融合的一次飛躍。
明朝北方邊境的蒙漢互市，從隆慶五年（1571年）開始，不斷迅速發展。僅以宣府、大同、山西三處互市成交的馬匹數為例，隆慶五年（1571年）共7030匹，隆慶六年（1572年）共7845匹，萬曆元年（1573年）為9103匹，萬曆二年（1574年）達27000多匹，四年之中馬匹成交數量增加了兩倍多。這些數字可以表明整個蒙漢互市的發展何其迅速。這種迅速發展的情況既反映了實施互市符合蒙漢兩族人民的要求，也反映了大明王朝在實施互市中各項政策措施是正確的，因而促進了蒙漢互市的迅速發展。
蒙漢互市的發展，有利於蒙漢雙方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蒙漢互市符合蒙漢雙方人民的長遠利益，從根本改善了明朝蒙漢關係。促進了蒙漢雙方的經濟發展，加強了民族團結，使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獲得鞏固和發展。
清代魏源曾說，從隆慶和議之後，「不獨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熔，且為本朝換二百年之太平。」
可見隆慶和議意義之巨大和影響之深遠。
山西是連通中原腹地與蒙古草原之間最短的一條通道。這一點，那些想在中國建立強大王朝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朝皇室入關之前，在制定他們經略中原的戰略時，就把山西作為必須控制的地區之一。他們認為「山東乃糧運一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極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
於是，清兵一入關，順治皇帝立馬就召見了當時最有名的八位山西商人。他們的名字分別是范永斗、王登庫、靳良玉、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雲發。順治皇帝對其「宴便殿、賜服飾」，又是請客，又是送禮，最終還把這些商人編入了由內務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史稱「八大皇商」。
這「八大皇商」曾為清朝統治者立下過汗馬功勞。明末時他們操縱著張家口的貿易活動,並以經商為名,暗中為清政府輸送軍需物資和情報。他們在清政府最困難的時候，還曾多次給清政府提供過大量的糧食。
清朝初期是不允許漢人隨便到蒙古人居住地的。但是，這種局面很快就被當時的一場戰事打破了。
公元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為了平定噶爾丹的叛亂，康熙皇帝親率八萬大軍深入草原腹地。在清軍隊列中，第一次出現了西洋大炮這種殺傷力巨大的先進武器，不僅幫助清軍在一天之內打垮了噶爾丹的主力總隊，而且從此永遠改變了草原上遊牧騎兵佔優勢的局面。經過康熙、雍正、乾隆祖孫三代的努力，清帝國將新疆、青海、甘肅、寧夏、內蒙等廣大的西北地區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統治之下。
1691年(康熙三十年)後，清朝連續對準噶爾部用兵，為就地解決糧草供應，在蒙古地區「募民田作」。清政府在內蒙古草原上圈占的大片牧場，都急需漢人去耕作，流民於是有了「用武之地」。康熙、雍正執政以來實行積極招墾政策，給流民以取得土地所有權的機會，有一部分流民從而獲得小塊土地。《清高宗實錄》記載：「古北口至圍場一帶，從前原無民地，因其處土脈肥腴水泉疏衍，內地之民願往墾種，而科糧甚輕，故節年開墾升科者三千餘頃。」清末民國時期推行放墾，一部分流民交付了「押荒銀」，從政府那裡領取了「土地證」，獲得了土地的永租權，成為小自耕農。
康熙、雍正兩朝對西北用兵時，由於補給線過長，軍糧供應成為決定戰事勝敗的關鍵。但是由於戰場與後勤基地之間相隔萬里，運輸線路又要跨越茫茫草原、浩瀚沙漠，《清史》中記載說：「其地不毛，間或無水，至瀚海等沙磧地方運糧尤苦。」
當朝廷為此事一籌莫展之際，一個山西商人站出來說這件事由我來做吧，說這話的人就是范毓濱。
范毓濱當時主動請纓給康熙打了個報告，他要求幫助政府運軍糧，而且費用只要政府運軍糧的三分之一。原來政府運一石軍糧要一百二十兩白銀，他只要四十兩。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人隨軍運送的糧草，實際上是低價從別處販上，再高價賣到軍隊裡。儘管每擔軍糧朝廷只需要付出原來三分之一的白銀，但山西商人仍能從中漁利不少，由此可見朝廷各級官僚的貪墨與山西商人的能幹。不少商人買賣越做越大，逐漸由挑擔推車的行商變為開店舖甚至「集團公司」的坐賈。
范毓濱的爺爺，恰恰就是參加過順治皇帝賜宴的那八位商人之首范永鬥。
一個國家都很難做成的事，一個商人做起來可能就更加艱難。有一次，范毓賓運往前線的十三萬擔軍糧被叛軍劫走，他幾乎變賣所有家產，湊足一百四十四萬兩白銀，買糧補運。范毓賓以「毀家紓難」的做法，贏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賞識。
危難中敢於擔當的范毓賓，得以名垂青史。今天，我們可以在《清史稿·列傳》中找到范毓濱的名字，它是和朝廷的封疆大吏、王公貴戚的名字放在一起的。在《清史稿列傳》中是這樣記錄范毓濱的貢獻的：「輾轉沙漠萬里，不勞官吏，不擾閭林，剋期必至，省國費億萬計。」
由於運糧有功，雍正皇帝授予范毓賓二品官銜，並給了他和他的商業夥伴對蒙、俄貿易的特權，這就使得晉商能先人一步進入西北市場。在當時的條件下，大宗貨物的運輸完全是靠人力和畜力來完成，這就使得成千上萬的山西農民離開土地，揭開了大規模走西口的序幕。旅蒙晉商巨擘「大盛魁」就是這樣由肩挑小販起家，直到發展成為對蒙貿易的最大商號。無能力獨立經營者，則因熟悉路徑，深諳口內外行情，常常為大商人、商隊、商舖當夥計，運送貨物，掙賣命錢。
塞外邊地為商販們提供了很多機會：口外的駐防軍隊需要糧秣，大片的土地需要耕種；種地人、邊塞將士和蒙古遊牧人民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塞北的毛皮、呢絨原料是內地貴胄之家的奢侈品；商人往返的頻繁又呼喚著大量旅舍、客店、飯莊的出現。這裡就有商機，就是潛在的市場。口外在召喚，許多人都坐不住了，
於是，通往口外的路上，開始熱鬧起來了。
這一時期走西口的人非常多，最初「皆令冬歸春往，毋得移家占籍」。但後來呢，這些穿梭於口內口外的「雁行客」，一旦條件允許，「竟將全家搬出口外」，成為內蒙的定居移民。他們入鄉隨俗，「衣蒙服，習蒙語，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婦」，過起了「蒙化」的漢族生活。
在清初曾被一度阻隔了的走西口的路，就這樣被打通了。
清初走西口的「破冰」之原因，還有一種說法。據史載，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御駕親征準噶爾部噶爾丹，三十六年再征，大捷。康熙先後途經河口、保德、府谷、神木、榆林等地查訪民情，瞭解到長城外東西兩千里長、南北五十里寬的黑界地土地肥沃、水草豐旺，多少年來是無人區，這區域比長城內條件要好得多，可移民。從此，歷史上農民成批地走口外謀生的大規模移民開始了。此後移民運動時緊時松，但始終沒有間斷，一直延續到民國。
到口外去發展商業，發展貿易，成了這一時期走西口的主流。許多人在此國家政策拉動的大環境下，歷盡艱辛去口外淘金，創出了自己的事業，湧現出了一批在商場長袖善舞的晉商。他們在遼闊的口外創下了不世之偉業，以至於後來的票號建立，誕生了欣欣向榮的金融業。所以，西口之外的異地他鄉，反倒成了晉商的發祥地。
走西口開始於明朝中葉，歷經整個清代和民國。在清代，走西口的人數最多。其當時的歷史背景是：
一是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銳化。明末清初戰亂的結束，大一統局面和休養生息政策的推行等，對人口的增長提供了有利的環境。康雍乾時代中國人口急劇增長，形成內地人多地少的局面。乾隆時全國人口突破三億大關，道光三十年(1850年)已達四點三億，為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人口最高紀錄，以致人多地少矛盾越發尖銳。在內地因土地集中和人多地少矛盾而造成無法生存的過剩人口，為謀食而背井離鄉，遊走四方，尋找新的耕地，淪為流民。在這種狀況下，地廣人稀的塞外蒙古便成為人們奔赴的地方。山西河曲民歌唱道：「哥哥走西口，小妹妹也難留，止不住傷心淚，一道一道往下流……」乾隆帝曾說：「朕臨御以來，闢土開疆，小民皆得開墾邊外地土，藉以暫謀口食。」
二是發生頻仍的自然災害。「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這首民謠充分反映了「走西口」的大多數民眾是因自然災害引起的饑民。他們為了生存，不得不四處逃荒覓食。據統計，乾隆五十年，山西忻、代等州災民兩萬。光緒三年到五年(1877—1879年)山西發生大旱，史稱「丁戊奇災」。「晉省城災州縣已有八十餘邑之多……待賑饑民逾五百萬之眾，……往來二三十里，目不暇接，皆系鵠面鳩形，耳之所聞，無非男啼女哭……甚至枯骸塞途，繞車而過，殘喘呼救，望地而僵。(何炳棣著、葛劍雄譯《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
三是蒙古各旗當時很需要從口內來的勞工。清代蒙古各旗「有官地、有私產，官地及其本部箭丁，永為世襲札薩克所管理」。土地既然為蒙古王公貴族管理，就為他們私招私墾土地提供了條件。他們為利益驅動，便大量招納漢人，為其墾種。而清廷為了緩和內地人多地少矛盾，最後不得不默認蒙地私墾現象，這就為「走西口」的擴大開闢了途徑。
口內進入蒙古的勞工
四是管理漸鬆弛，對流民稽查不嚴。明末清初由於長期戰亂，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破壞。為恢復生產，清廷採取了休養生息、鼓勵農耕的政策。康熙、雍正、乾隆年間，清廷西北用兵，為解決軍糧，清廷鼓勵發展農耕，康熙帝曾多次派人到蒙古「教人樹藝，命給牛種」。雍正帝諭戶部：「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唯開墾一事，於百姓最有裨益……嗣後各省凡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地宜，自墾自報，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撓。」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帝針對內地民眾到口外謀生，指出：「今日流民不比尋常，若稽查過嚴，若輩恐生無路……令其不必過嚴，稍為變通，以救災黎。」清末，山西巡撫岑春煊提出：「查晉邊西北烏蘭察布、伊克昭二盟十三地，地方曠衍……以廣袤不下三四千里，若墾之十之三四，當可得田數十萬頃……是利於國也。」
這樣，就在上述歷史大背景下，清代走西口的人絡繹不絕，並掀起了一次次的走西口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