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西口的民歌中。有這麼一句：「天下的黃河向東流，什麼人留下個走西口」？
這個飽含辛酸的句子，其實也隱含著另一層意思：詰問走西口的起源。
走西口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目前學術界的定論是從明代中期開始，其高潮出現於明末清初，直到清朝末年，這個時期走西口的人口數量最大，前後經歷了大約三百年的歷史。
走西口的主要是山西人，陝西、河北也有流民湧入走西口的大潮。
我們都知道，走西口的路上千難萬險，山河阻隔，關山難越。漫漫長途中，不僅有飢餓與乾渴、嚴寒和酷暑，而且有不少匪患，時時威脅著走西口者的生命安全。其艱難與危險的程度，是不難想像的。
那麼，為何還要走西口呢？
前後持續了將近三百年的走西口，之所以能夠發生，有著雙重的歷史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由於當時山西人口比較多，且生存條件惡劣，所以老百姓生活比較困難。於是窮則思變，人口外遷。
另一原因就是在內蒙這一帶當時的邊防需要。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為了適應這種要求，到口外去發展商業，發展貿易，以至於到後來的票號，晉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時候，因內蒙邊防的需要發展起來的。
先說第一個原因，也就是因山西老百姓貧窮而不得不背井離鄉這個原因。
在當時，山西有很多窮漢，他們窮困的原因並非懶惰，而是山西的自然條件實在太惡劣。清朝山西一個讀書人在談到山西時曾痛心疾首地說：「無平地沃土之饒，無水泉灌溉之益，無舟車魚米之利，鄉民唯以墾種上嶺下阪，汗牛痛僕，仰天續命。」
「汗牛痛僕」的意思就是說牛已經累得渾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勁抽趕。這四個字，足以令人觸目驚心。在封建時代的農耕社會中，耕牛對於農民來說，不僅是家裡最值錢的家當，是命根子，還是他們勞作的夥伴，親密的戰友。不到萬不得已，輕易不會去這樣對待牛的。
但是，天不佑人。即使這樣拚命地幹，田里產出的糧食仍不夠餬口，清朝一個叫任啟運的人說：「江南二百四十步為畝，山西千步為畝，而田之歲入，不及江南什一。」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說大同地區「歲豐，畝不滿斗」。
萬曆《汾州府志》卷二記載：「平遙縣地瘠薄，氣剛勁，人多織耕少。」
乾隆《太谷縣志》卷三說太谷縣「民多而田少，竭豐年之谷，不足供兩月。故耕種之外，鹹善謀生，跋涉數千里率以為常。土俗殷富，實由此焉」。
山西不但土地貧瘠，而且自然災害頻繁。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時間裡，山西全省性的災害就達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長的一次旱災長達十一年。據官方統計，死於這次災荒的山西人超過了三百萬。
樹挪死，人挪活。一方水土不足以養活一方人時，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對於命運的如此安排，山西人只能選擇接受，選擇去開拓新的生存空間。
與其眼睜睜地挨餓坐以待斃，不如走出去，也許能闖出條活路來。於是，便有了山西人走西口。
當時山西等地的口裡人十分嚮往西口外，稱西口外是「鹹鹽堆成山，山藥大如碗，銀元寶用簸箕撮，羊肉吃不完」。這話未免有些誇張，但著實點出了西口外的魅力所在。
晉商老照片
再說走西口的另一個原因。
這個原因與當時的政策環境有關，即為適應內蒙這一帶的邊防需要，山西人前赴後繼踏上走西口的漫漫長路，去遙遠的口外尋找財富夢想。這些去尋找財富夢想的人，就是當時的晉商或後來的晉商，也包括在晉商企業中的打工者。
晉商的走西口是從明代開中制的實施開始的。眾多的山西人把糧食等物資運往邊關換取鹽引是當時走西口的主要內容。
首先我們應該搞明白，什麼是開中制呢？
明朝洪武時期為了防衛瓦剌和韃靼對中原的襲擾，設立九邊進行防禦。由於九邊距離帝國的統治中心遙遠，後勤補給困難重重。為了減少這種負擔，洪武帝與山西商人達成了一個協議，山西商人向大同、居庸關等幾大邊關要塞輸送糧食，山西商人可以獲得合法販賣「官鹽」的資格。
商人把內地的糧食、糧倉運到邊防，然後官府以什麼來補償呢？給你鹽引(即壟斷運銷鹽的憑證)，運多少糧食相應的給多少鹽引，然後拿這個鹽引到鹽場去領鹽、去銷售，商人賺的是差價，這個就叫做開中制。
這一舉措，在一定程度上雖然減輕了朝廷補給九邊的負擔，但是卻損失了相當大份額的鹽稅。山西人商人不僅獲得了河東鹽池的鹽引，也迅速地壟斷了兩淮的鹽引。朝廷雖然節約了每年九邊的五百萬石的後勤供給，卻也損失了大規模的鹽稅，在更大程度上減少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明代中期之後，開中制變成了折色制——只要交足一定的銀兩，任何地區的商人都能夠領取鹽引進行貿易。這樣一來，大批徽商就獲得了介入的資格，晉商獨霸鹽業的格局被打破了。鹽商分為邊商與內商，許多山西鹽商逐步從邊商轉向內商。就山西而言，鹽業貿易的重要性相對下降了。
於是，晉商從鹽業轉向多種經營。最早的走西口就這樣開始了。其目的主要是在北部邊境從事多種商品的貿易活動，並開發這些地區。這是與當時的政治、軍事背景有密切關係的。
元朝滅亡之後，以元惠宗(順帝)妥歡帖睦爾為首的蒙古部眾被迫退到上都(今多倫縣西北正藍旗東上都河北岸)，史稱「北元」。自此蒙古封建主和明朝在中國北方長期對峙，蒙古各部之間亦紛爭不斷。明代中期之後，與北部邊境蒙古人的關係還是剪不斷、理還亂。明朝與蒙古人有對立的一面，蒙古人不時侵犯明朝邊境地區，明廷自然要強力抗擊，明英宗帶兵出征蒙古被俘的「土木堡之變」，正是這種衝突的結果。另一方面，蒙古人與明朝又有貿易的內在需求。蒙古人經濟落後，需要各種生活用品，明人也需要蒙古人的馬、牛、羊及皮毛，雙方之間商機巨大。
「土木堡之變」的經過是這樣的：明初對蒙古瓦剌實施「羈縻之策」，在宣化、大同等地開放馬市，互通貿易。正統十四年(1949年)，也先派兩千人來進馬，詐稱三千，以冒領糧食，太監王振把瓦剌貢馬價格削減，激怒瓦剌，成為戰爭的導火索。七月，瓦剌分四路進攻明朝，也先主力進攻大同，明軍失利，傳至京師，朝野震驚。明英宗朱祁鎮在王振的蠱惑挾持下，御駕親征，率五十萬大軍貿然進入大同。大同鎮守太監郭敬向王振交代敵情，王振恐懼，決定班師。大同都僉事郭登進言：「取道紫荊關回京可保無事。」王振想藉機使英宗幸其家，以便炫耀鄉里，捨紫荊關向蔚縣出發。
途中王振又恐大軍毀他的莊稼，行四十里又折東改道宣化，從而延誤了時間。十日到宣化後，瓦剌追兵趕到，恭順侯吳克忠及其弟戰死，領導的部隊潰散。成國公朱勇率五萬騎兵增援，在鷂兒嶺遇敵伏兵，全軍覆沒。八月十四日英宗到達土木堡(今河北省懷來縣東)，瓦剌兵將堡團團圍住，水道也被也先軍佔據，明軍人馬飢渴，終夜拒敵，敵人愈增。十五日也先佯遣使求和，王振見瓦剌兵退，下令將兵營移至近水之處。軍隊剛移動，也先集中勁騎四面衝來，明兵爭逃，行陣潰亂，英宗被俘，王振等皆死於亂軍之中，兵部尚書鄺野、戶部尚書王佐等六十六名大臣戰死，五十萬大軍覆沒。由此引發了于謙守衛北京等歷史事件，史稱「土木堡之變」，梁羽生的武俠小說《萍蹤俠影》等文學作品就是以此為歷史背景而作的。
這次戰爭的結果，堪稱奇恥大辱，也是大明建朝以來最大的一次恥辱。「土木堡之變」之後，與屢屢犯境的蒙古關係之修好，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歷經一百七十多年的風雲變幻，成吉思汗第十七代孫俺答汗(阿拉坦汗)佔據了河套地區。明穆宗時(1567—1572年)，蒙古族俺答汗與明朝訂立和約，在邊境互立互市，這拉開了明朝與蒙古正常貿易的序幕，也開始了山西人走西口的輝煌。
蒙古俺答汗與明朝訂立和約在邊境互立互市，這件在明朝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當時頗費了一番周折。
隆慶元年(1567年)二月，張居正入閣參與機務。其時，徐階大權在握，高拱因與徐階不和，遂於隆慶元年五月離開內閣。九月，蒙古族俺答汗大舉從大同南侵，很快就攻陷了石州(今山西省呂梁市離石區)，在交城、文水等縣燒殺搶掠，直搗山西中部。外族大兵壓境，北京的大明朝野又陷入了對戰爭的恐懼之中。
徐階的門生工科給事中吳時來上疏推薦譚綸、戚繼光練兵薊州，加強北部邊防,這一建議得到首輔徐階的支持。霍冀剛剛接任兵部尚書，對情況並不熟悉，大學士李春芳、陳以勤都不願過問邊防事務，而張居正與吳時來、譚綸、戚繼光又都是徐階重用的人。這樣，在內閣中主持整頓薊、遼、宣、大邊防的重任就落到了張居正身上。張居正也就從整飭邊防入手，開始了他的改革事業。
張居正是個很能幹的官員,史稱其為最有手腕的改革家。在他的主持下，整飭邊防事務在緊鑼密鼓在進行。經過幾年的艱辛努力，扭轉了長期以來邊防敗壞的局面。戰守力量，日益增強；蒙古犯邊，逐年減少。
以務實著稱且具雄才大略的張居正深深明白，要想使北部邊境長治久安，就得從根子上解決問題，即改善與北部強鄰的關係，實現睦鄰友好。於是，在加強防禦力量的同時，張居正也積極尋求改善蒙漢關係的途徑。他命令沿邊將帥，要抓住有利時機，發展同蒙古的友好往來。
其時總督山西的王崇古，是張居正的嫡系。他不折不扣地執行張居正的邊防戰略，在張居正的授意下，屢次派遣同蒙古有關係的人，深入蒙古內部，發表文告：番漢軍民凡由蒙古投奔漢族地區者，一律以禮相待，接納安置。這類文告在蒙古地區果然引起很大反響，投奔人口越來越多。
在看不見硝煙的戰場上，張居正運籌帷幄，大得蒙古人心，不戰而屈人之兵，幹得很漂亮。
隆慶四年(1570年)，蒙古俺答汗的孫子把漢那吉，由於種種原因，也來投奔大明。
要不要接納把漢那吉，在朝廷裡出現了嚴重分歧。張居正積極主張接納，認為接納把漢那吉是改善蒙漢關係、同俺答汗發展友好往來的絕好契機。而很多大臣則反對接納，御史葉夢熊認為，接納把漢那吉必將招來大禍。也有人主張乾脆殺掉把漢那吉，以絕後患。在「朝議紛然」的情況下，張居正囑咐王崇古說，接納把漢那吉一事，至關重大，一定要慎重行事，切勿簡單處置，坐失良機。同時，張居正又將事情原委以及應採取的對策，報告了穆宗。後來，張居正以皇帝的名義，懾服了反對派，接納的主張佔了上風。
接納把漢那吉後，俺答汗果然親率重兵前來索要，致使朝野震動，許多人都惶惶不可終日。不僅反對派認為是接納把漢那吉引來了禍患，就是一般人也都認為是張居正的建議捅下了亂子。
這時，張居正一面要王崇古堅持初議，審定計謀，勿為眾言左右；一面又給王崇古出主意、想辦法，要他開展攻心戰術。
按照張居正的部署，王崇古立即派遣鮑崇德為使臣出使俺答汗軍中，告訴俺答汗說他的孫子把漢那吉生活得很好，明朝待他甚厚。接著又說明，把漢那吉不是我們引誘來的，而是他本人仰慕中原文化自動投奔來的。明廷對把漢那吉待之以禮，俺答汗反而興師問罪，豈不恩將仇報!如若迫使明廷走上戰爭道路，則把漢那吉的生死難以預測。
俺答汗聽了言之成理，復派使臣至明。俺答汗的使臣到明廷後，王崇古讓把漢那吉穿上紅袍、戴上玉帶與之會晤。隨後，王崇古又以明朝皇帝的名義表示願禮送把漢那吉返回蒙古。把漢那吉十分感動，遂與王崇古灑淚告別。
俺答汗見到把漢那吉在明軍的護衛下安全歸來後，歡喜若狂，立即決定退兵，並上表稱謝，表示今後永不犯境。
從此，明廷與俺答汗果真結束了長期以來的對峙狀態和戰爭關係，揭開了和平友好的新篇章。
在蒙漢關係改善的基礎上，張居正又積極主張對俺答汗實行「封貢通市」。即明廷敕封俺答汗一定的官爵，定期朝貢、互市，和睦相處。
自嘉靖中葉以來，俺答汗在錯綜複雜的內部矛盾推動下，曾多次派遣使臣向明請求「封貢通市」。明廷禮送把漢那吉返回蒙古後，俺答汗再次請求「封貢通市」。
按照張居正的意圖，王崇古正式向明廷建議，對俺答汗宜實行「封貢通市」，發展友好往來。結果在明廷中又掀起一場軒然大波。
兵部尚書郭乾以先皇聖訓為依據，堅決反對。有的甚至攻擊王崇古與俺答汗有「密議」，有的說王崇古是害怕打仗，所以主張「封貢通市」。在「廷議」中，很多人認為，講和示弱，馬市啟釁，封貢通市，後患無窮。
張居正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具體的分析。他指出：現在是俺答汗乞求「封貢通市」，這與漢代的和親、宋代之和議是完全不同的，不能籠統地說講和示弱，馬市啟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