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英國的崛起，在當時的歐洲，戰爭成為所有國家面臨的最嚴峻的考驗。每一個歐洲國家都面臨著其他國家的戰爭威脅，能維持生存已夠忙的了。而在16世紀打一場戰爭需要幾百萬英鎊，到17世紀末，則需要幾千萬英鎊，而在拿破侖戰爭末期，開支就要達到上億英鎊。當時最繁榮的國家都無法靠平時正常的收入來應付這一時期的戰爭開支，於是國家便開始借款打仗了。英國政府可以用低利率借到錢，比歐洲各政府更低。因為它總是可以還債。令人吃驚的是，在18世紀的戰爭中，法國、德國、瑞士的銀行家，即使他們的政府和英國打仗，他們仍會買英國政府的債券。因為英國的對外戰爭基本都能獲勝，人們願意支持這樣一個能夠一本萬利的戰役。
英國早期曾長處於落後狀態，眼睜睜看著諸列強在歐洲和世界上橫行霸道而無可奈何。但到了伊麗莎白女王時代，英國則迅速崛起。此時的英國人已經不再把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放在眼中。由此，英國從一個只佔地球陸地面積0.2％，面積僅24.4萬平方公里，當時人口僅2000多萬的島國，奪得了海上的控制權並成為了世界的霸主。據考證，僅在18世紀，英國就參與了7場世界範圍內的戰爭。它們是：1689—1697年的奧格斯堡同盟戰爭；1702—1711年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39年爆發的「詹金斯耳朵」之戰；1740—1748年的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1756—1763年的「七年戰爭」；1776—1783年的北美獨立戰爭；1792—1815年的拿破侖戰爭。其中「七年戰爭」是最為關鍵的戰爭，英國打敗了幾百年的敵人法國，它奠定了英國殖民霸權的地位。
至19世紀70年代以後，為擴大並鞏固其「成果」，英國保守黨的迪斯雷利政府改變了以往稍顯「溫柔」的「自由主義」政策，開始把建立強大的「有形帝國」作為自己的國策。1874年，英國兼併太平洋島國斐濟；1882年，以武力佔領埃及；1883年，英國派兵入侵蘇丹，將蘇丹收歸囊中。在19世紀最後30年中，英國不僅佔領北非的埃及和蘇丹，還得到西非的尼日利亞和南非的貝專納（博茨瓦納），東非的桑給巴爾島、烏干達和肯尼亞，中非的南、北羅德尼亞，亞洲的緬甸、俾路支、塞浦路斯等，並將對香港的佔領擴大到九龍和新界。自此，大英帝國已經達到其頂峰。1900年，英帝國的殖民地面積達到2780萬平方公里，人口3億多，而到了1914年，英帝國的面積更是達到3380萬平方公里，人口4億，相當於世界陸地面積四分之一，當時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其面積比英國本土大130多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大英帝國的領土遍及亞、非、歐、美、澳五大洲，英國已經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日不落帝國」了。
20世紀英國霸權開始向美國霸權轉移。美國究竟採取了哪些戰略，使自己順利地成為新的世界領導國？首先是傳統國際政治理論中的所謂「自助」，亦即從國際無政府狀態這一大前提出發，依靠自身的軍事、經濟和外交努力來保障安全、獨立與強大，特別是依靠增強軍事和經濟實力，聯合其他受到同類外部威脅的國家，爭取造就或維持足以扶弱抑強的國際均勢。其次是所謂「不出頭」，美國參戰是決定第一次世界大戰勝敗的關鍵，美國總統威爾遜是戰後國際秩序的設計者，但美國人民還是決定不出頭。第二次世界大戰使美國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霸主，但美國還是大規模地削減了軍事力量，從世界各地收縮回撤。只是在蘇聯大肆擴張，歐洲落下鐵幕，西柏林遭圍困，希臘、土耳其、伊朗瀕危，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才義無返顧地出頭了。
還有一點是近年由西方國際政治學界予以理論探究的「搭車」戰略。與一流大國及其國際體制合作，爭取其支持、保護或其他實惠，同時減少甚或消除來自該大國及其國際體制的威脅。「搭車」就意味著不能「拆台」，不能再像蘇聯那樣熱烈地期待世界「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日本也是一個例子，日本在二戰戰敗後，與美國綁在一起，從而一躍成為全球經濟三強之一，遠超過日本二戰前的世界經濟地位。
美國建國之初，空間是生存的首要條件，尤其是初始階段，必須有一個安全的生存環境，就如嬰兒一般，在開始的時候，必須得到呵護才可以生存。而生存空間必須是和其他競爭者有一定的距離。同樣，機遇與距離成正比，呆在一個地方與離開原址到遠方去進行控制，獲得的機遇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一個國家的崛起，在開始時一定要避開強勢力量，積極打擊弱勢群體。這樣可以積累力量，提高力量。這也就是為什麼強權總是欺軟怕硬的道理。
美國是一個充滿自我保護意識的國家，可以為了構築自己的領地而不惜代價。確切說就是很重意識形態，他們總認為社會主義會毀滅他們的國家，而一直對社會主義有著敵對意識。作為美國的朋友，可以感受到他源源不斷的保護關懷之意。美國組織結構很強大。法院、議會、總統間的平衡很強。有時候有缺陷，但是憲法結構力量強大。美國還有非常強大的科技發明力以及攻守兼備的軍事體系。它同時有巨大的財政和金融資源。它反應靈敏，如果出現財政危機，聯邦儲備局可以很快做出反應。如果非洲出現軍事危機，美國是唯一可以迅速做出反應的國家。所以美國的長處在組織，組織，還是組織。然後是知識，美國有世界前十、十五強的研究型大學，並且形成了網絡。這也給了美國人優勢。簡言之，政府結構、軍事反應能力、科技、教育。
因此，中國需要一種「審時度勢的秩序」的「博弈規則」，消除由於無法預計中國未來的行為方式而產生的「中國威脅論」。
如果中國有機會在21世紀成為最後的大國，那就不僅僅是一種「崛起」，而且是一種「復興」。
今天已有人反思歐美人「寅吃卯糧」的生活方式，從這個角度中華民族性格中重視教育、善於儲蓄、吃苦耐勞的品性，也許可以幫助我們走得更久遠。無論中國未來經濟情況發展如何，人們應該明白，中國的崛起不僅會改善一個擁有13億人口大國的社會福利，也無疑將為80%的其他人類帶來新福祉。
人類歷史表明，每一次真正重大的危機，總會有老帝國衰退新帝國誕生，早在1944年，由於二戰，歐洲大陸滿目瘡痍，歐洲各國債台高築，背負了上百億美元的赤字。而美國一躍成為二戰最大的受益者。專家認為，如果20世紀可分為三個階段（兩次世界大戰、資本主義大發展和冷戰後階段）的話，而21世紀的頭十年則可以看作是新興力量崛起的時代。
巴黎大學人文地理學博士皮埃爾·皮卡爾，是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他認為，2008年「美國危機很快變成了西方危機，最後發展為全球危機……為了應對這次危機，西方國家已經負債纍纍。而與此同時，那些新興國家正在崛起。中國的反應非常及時。它利用這次危機作為槓桿，將其轉變為促進發展的強大動力。中國預見到了這次危機，並果斷推出新的發展政策以迅速應對這次危機。它斥巨資發展建設各個省份和各類企業，瞄準七個頂尖的戰略領域：生物技術、先進材料、環保技術、電力汽車、新一代信息技術、高檔手工製品以及新型能源等領域。」他同時表示，僅這場強烈的世界金融風暴，就足以讓那些新興經濟體擺脫劣勢地位，借力騰飛。
也許中國真的會強大到可以令世界仰望，但同時也不能忘記，歷史的車輪總是週而復始的。中國近代史有兩次著名的戰爭——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中國因此失去香港、澳門和台灣並被迫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條約。誰能想到，這兩次戰爭都是發生在中國經濟領先世界的前提下。中國的GNP（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從1700至1820年間一直領先於歐洲和日本。1820年中國GNP是歐洲的1.22倍，但是1840年中國卻被英國在鴉片戰爭中打敗；1890年中國GNP是日本的5.28倍，但是1895年在甲午戰爭中又被日本打敗。因此，張文木教授說：「歷史反覆表明，國際間的大規模財富轉移本質並不是靠交換而是靠暴力完成的。這一點今天有人忘記了，他們說，生活富裕就行。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大國興衰史中，被打敗並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國。且不說中國印度是被窮國英國打敗的，即使是古代非洲和拉美國家，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也比歐洲富裕。他們的財富在歐洲人的大炮和利劍下在近代迅速流向歐洲，成為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始積累。」
歷史是過去的今天，今天是未來的歷史。
此時的中國正處在全球經濟超車道，危機並存，需要更多的智慧和膽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