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晉書》，匈奴、羯人合流，遊牧民族橫掃了整個黃河流域，建立了後趙。後趙統治北方時，當時的漢人不超過五百萬左右，胡人卻與這個數相當甚至高於這個數。胡人人口還在增長，而漢人不斷減少。入關的遊牧民族成份複雜：像羯族、白奴族、丁零族、鐵弗族、盧水胡、鮮卑（史書稱白虜）、九大石胡的遠遷部落等主體都是金髮碧眼的白種人。氐族包括大月氐、小月氐和巴氐。大月氐主體為白種人，小月氐和巴氐主要為黃種人。而羌、夫余、烏桓（東胡與匈奴混血）、和入侵遼寧的高麗等民族主體為黃種人，個別部落除外。
「五胡亂華」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血腥的一個時期，相互的民族大屠殺，令沃土中原，頓成殺戮之所。「五胡」中，羯族的消失最為慘烈。公元329年羯族石勒建立的後趙政權，這個國家極盛時佔有今天的山東、陝西和江蘇、安徽、甘肅、湖北、遼寧的一部分。石勒死後，他的侄子石虎掌權，採取了更加殘酷的民族政策。他曾驅使四十餘萬漢人給他修建洛陽、長安的宮殿，民工們困頓不堪，屍橫原野；他曾劫掠漢女五萬入後宮，肆意侮辱殺戮，死者不計其數。僅在公元345年一年中，因徵集美女而不情願者被殺達3000餘人。
在其統治期間，北方漢人銳減至六七百萬，土地大量荒蕪。在這種情況下，後趙大將、漢人冉閔應運而生。在石虎死後，冉閔斬殺了石虎所有的兒子，一次解放被擄掠的漢族女子二十萬人，同時用更為激烈的手段報復胡人。冉閔曾發佈一道命令：「與官同心者往，不同心者各任所之」，以此來判斷誰站在自己這一邊。結果，漢人紛紛入城來，羯族和匈奴人卻蜂擁逃離，以致堵塞了城門。冉閔遂下令，誅殺胡、羯。當時僅僅在都城鄴中，就有二十萬胡人被殺。經過這次浩劫，羯族從此一蹶不振，幾乎全族滅絕。中國北方各民族的混血，並沒有中斷中國的文明。到了唐朝時期，混血的影響仍然存在，比如唐太宗就是半個鮮卑人。
在公元1世紀左右，東方的匈奴人就已經逼近歐洲東部俄羅斯邊境，而在公元375年，匈奴人開始大規模擴張，他們所過之處往往留下一片廢墟，一地白骨。在匈奴人西面，居住著兩個日耳曼人部落聯盟：一個是東哥特人聯盟，另一個是西哥特人聯盟。西哥特人聯盟的西南方，就是羅馬帝國的領土。當時的日耳曼人住在森林裡，他們基本上以打獵為生，衣獸皮，食獸肉，住草棚，沒有文字。他們從來不洗浴，羅馬人避之唯恐不及。
匈奴人對頓河以西東哥特人控制的草原垂涎不已。公元374年，匈奴人向東哥特人發動進攻。在匈奴人排山倒海般的打擊下，年邁的東哥特國王赫曼立克的軍隊被匈奴全殲後，他便自殺了，繼位的維席密爾也兵敗身亡。
東哥特王自殺，一部分東哥特人逃到了西哥特人那裡。西哥特國王阿撒那立克得知東哥特滅國後立刻在德聶斯德河佈陣，意圖阻止匈奴人渡河，不料匈奴人在遠處上游偷渡後夜襲敵營，重創西哥特軍。匈奴隨後追擊，西哥特人慘敗，只得向西逃竄至多瑙河流域。匈奴人的這次進攻幾乎把所有的日耳曼部落都驅動起來，紛紛向西逃竄，到羅馬帝國境內尋求庇護。
但羅馬帝國官吏對這些流民也進行殘酷壓迫，導致哥特人紛紛抵制。公元378年，羅馬皇帝法倫斯調集大軍與哥特人會戰，在哥特的重裝騎兵面前羅馬方陣步兵毫無地位。皇帝法倫斯和羅馬四萬禁衛軍全數戰死。這一戰也導致了羅馬帝國的分裂。匈奴人對草原很重視，他們佔據了南俄羅斯大草原。公元400年，匈奴人烏爾丁帶領大軍攻入匈牙利後繼續追擊哥特人，並佔領了意大利。匈牙利原住民凡達爾人，瑞維人，和最先被匈奴人滅國的阿蘭聊人開始了大逃難。這三族人進入高盧，並於409年越過比利牛斯山，進入伊比利亞半島，建立了三個國家。與此同時，哥特人也南下逃避匈奴的大軍，哥特人在在公元410年攻入羅馬城中，這是歷史上羅馬城的第二次淪陷。在進佔匈牙利草原後，匈奴人以此為基地，建立了一個東起伏爾加河，西至萊茵河，南抵多瑙河的龐大帝國。
至明朝初年，朱元璋為了戍邊，把戰亂和大屠殺後剩下的百姓集中在山西的洪桐縣一帶，分別向全國發遣。這是一次民族大遷徙。所以，後人多說祖上來自山西的洪桐縣一帶的大槐樹下。
在幾千年中，中原民族為了躲避戰火也在不斷向外遷徙。例如司馬遷的《史記》中記載：周厲王無後，周厲王弟弟的兩支後裔，一支讓晉國給滅掉了，一支去了日本。《尚書大傳》記載：「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為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始有朝鮮一詞。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而在秦始皇滅燕時期，燕國人逃到了朝鮮。漢朝時，還有許多中原人為了躲避匈奴的戰爭及徭役遠赴朝鮮。而元朝初年的蒙古兵南下，漢民族有了一次大規模的向東南亞的外遷。
綜觀歷史，做為東亞中央帝國的中國，亡國滅朝的契機多來自北方遊牧民族，由此，千年首都之北京同時位於運河終端和東北防線上，而失去中土的集團在海外建立流亡政權也成為一種規律，因為這個千年裡已不斷出現「華僑」，起源於北溫帶的中國向南延伸至赤道地帶。同時，中國的向東位移，則使古代中國的中心區域如關隴地帶淪為落後的「大西部」。公元1000年前後的世局是「在時空裡只發生一次」的獨特機緣，但如果它決定了此後一千年的規律，那麼也具有普遍性的意義。
蒙古人的征服活動雖然沒有創造出一個獨具特色的新文明，但它卻結束了一個時代，即遊牧民族大規模入侵農耕民族的時代。由於蒙古人在西征過程中把中國的火藥這一發明帶到了西方，從而使得後來的兇猛矯健的遊牧騎兵再也不能在滑膛槍的密集子彈面前任意地縱橫馳騁。遊牧生活方式從此一蹶不振，消失在歷史的背面。不久以後，隨著西方近代工業社會的崛起，工業文明對農耕文明的征服成為人類戰爭歷史的主線。接下來的戰爭歷史就是關於新崛起於舊大陸西北一個小角落裡的工業世界怎樣把汪洋大海一般的農耕世界從地圖上抹掉的歷史。
5.湯因比，世界末日的跡象
1883年，馬克思去世。但在同一年，德國又迎來了另一位著名思想家的誕生，他就是卡爾·雅斯貝爾斯。卡爾·雅斯貝爾斯年幼時得過一種怪病，使他無法進行爬山、騎馬、跳舞等激烈的運動。於是，他長期過著單調的生活，顯得十分孤獨而又很難與別人進行溝通。除了公務，他從沒有去過公共場所。雅斯貝爾斯有一個很著名的世界級命題———「軸心時代」。
雅斯貝爾斯在1949年出版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說，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間，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這段時期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在軸心時代裡，各個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孔子、老子……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也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印度、中東和希臘之間有千山萬水的阻隔，但它們在軸心時代的文化卻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在那個時代，古希臘、以色列、中國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發生了「終極關懷的覺醒」。換句話說，這幾個地方的人們開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來面對這個世界，同時也產生了宗教。它們是對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類型決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國、伊斯蘭不同的文化形態。
綜觀世界數千年的文明史，朝代的更換就是一部由「他殺」和「自殺」兩部情景劇構成的歷史。不是你消滅我，就是我消滅你。毀滅對方，也毀滅自己，毀滅周圍的一切，構成了人類生活的核心內容之一。那些沒有實現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則徹底地被催毀了，如巴比倫文化、埃及文化，雖規模宏大，但都難以擺脫滅絕的命運，成為文化的化石。而這些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文化一直延續到今天。每當人類社會面臨危機或新的飛躍的時候，我們總是回過頭去，看看軸心時代。
英國歷史學家阿諾爾德·約瑟·湯因比是希臘羅馬史和近東問題的專家。在其著作《歷史研究》一書中，湯因比把6000年的人類歷史劃分為21個成熟的文明：埃及、蘇美爾、米諾斯、赫梯、巴比倫、古印度、希臘、伊朗、敘利亞、阿拉伯、古中國（商代）、安第斯（南美洲）、瑪雅（中美洲）、中國（唐以後）、天竺（興地）、朝鮮、日本、拜占庭、俄羅斯、墨西哥、育加丹。另外還有5個中途夭折停滯的文明：玻里尼西亞、愛斯基摩、遊牧、斯巴達和奧斯曼。
民族主義通常是國家與國家間戰爭仇殺的動機，上個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有兩件事情給湯因比造成了心靈上的巨大震撼。1914年8月期間，湯因比閱讀了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讓湯因比痛切感受到相鄰民族血腥仇殺給人類帶來的心理創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具體說僅僅是在1915年和1916年之間，湯因比學校中的朋友、同事約有一半死於戰爭，而在其他交戰國中，與湯因比同時代的人死亡的比例與此不相上下。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給湯因比帶來的影響更是不言而喻。湯因比由此認識到，在最近500年的時間裡，地球的整個表面，包括大氣層，都因為驚人的技術進步而有機地聯繫在一起，然而人類在政治上卻尚未實現聯合。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現今世界範圍內的不安、沮喪、緊張和暴力，說明了這種危險。人類如果不能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狀態，無疑將走向自我毀滅。
湯因比在他與日本著名人士池田大作對話時，這位歷史學巨匠談到了他對世界末日與末日論的看法。「以前，在舊大陸的最西部，即印度教和佛教流傳的地域以西的地方，人們一直相信，以我們所知的形態構成的這個世界，將在全能的神事先規定的、任何人也不清楚的某一天，突然迎來末日。人類並不是今天第一次面臨這個問題，但今天的狀況確實是前所未有的。過去，人類由於無法抗拒的自然力量，曾幾次瀕臨滅絕的威脅。但是人類還是第一次知道，自身的行為或錯誤將會直接決定未來的命運。」湯因比如此描述了他所預測的21世紀可能出現的末日觀點。
「今天，對人類的生存構成的威脅起因於我們人類自己，這是可恥的，而且，我們只要在精神上努力克服自我中心主義，明明是有能力自救的，可卻偏偏不這樣做，這就越發可恥。我們應該為處在這種狀況感到羞恥，並以此去激發自己努力克服自我。進一步說，我們應該知道人類是有能力成功的，我們要從信心中獲得希望、勇氣和活力，及時奮起。」湯因比又提到：「人類的力量影響到環境，已經達到了會導致人類自我滅亡的程度，如果人類為了滿足貪慾而急需使用這些力量，必將自取滅亡。」而作為一名世界第一流的歷史學家，他同樣從歷史的進程中看到了人類面對末日所應該具備的態度：「面對威脅人類生存的現代各種罪惡，我們不能採取失敗主義或被動挨打的態度，也不能是超然的，漠不關心的。倘若這些罪惡是由人類無法抵禦的力量造成的，或許現代人就只好悲觀和屈服。但是，這一切都是人類自身招致的，因此人類就必須克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