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際政治學家喬治·莫德爾斯基提出了近現代世界政治大循環理論，將世界領導者與挑戰者關係的研究從一個世紀延伸到五個世紀。該理論認為：公元1500年以來，全球先後出現過四個領導者，即佔有壓倒性的洲際「權勢投射能力」並多少主持規定世界政治基本規範的國家，它們是16世紀的葡萄牙，17世紀的荷蘭，18和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
另一方面，在這五個世紀裡與世界領導者對應，先後出現過若干力圖奪取世界頭號霸權地位並且改變國際體制基本規範的挑戰者，它們是16世紀的西班牙，17世紀的路易十四法國，18和19世紀之交的拿破侖法國，20世紀的威廉二世德國、納粹德國以及蘇聯。莫德爾斯基從上述世界「領導者—挑戰者」的歷史圖式中總結出三條規律性的東西：第一，近500年來的「挑戰者」統統失敗了。第二，成為新的「世界領導者」的國家，統統是先前世界領導者的主要夥伴，而領導地位的交替無不是正在衰落的領導者最終將此地位「讓位」給它的主要合作者。第三，挑戰者的合作者一般將隨挑戰者的失敗而遭遇厄運，而世界領導者的夥伴儘管會由於自己的從屬關係而地位受損，但同時可能得到更多實惠，甚或有機會後來居上，成為新的領導者，並按自己的價值觀改革國際體制。
當代世界大國至少要具備四個方面的條件：眾多高素質的人口，遼闊廣袤的疆域，強大的經濟軍事科技實力，以及所謂的「軟權力」。
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保羅·肯尼迪研究認為，歷史表明，從長遠看在每一個大國經濟的興衰與其作為一個軍事大國（或世界性帝國）的興衰之間，有一種顯而易見的聯繫。其中重要的原因，首先是支持龐大的軍隊離不開經濟資源；其次在國際體系中，財富與力量總是聯繫在一起的。在一場大國間（通常是聯盟間）的長期戰爭中，勝利往往屬於有堅實的經濟基礎的一方，或屬於最後仍有財源的一方。
由此可見國力競爭的主戰場是與經濟相聯繫的，勝利往往最終屬於經濟實力強大、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一方。同時，國力競爭也難以忽略地緣環境的影響，地緣環境的差異會引起國力競爭地位的變換。歐洲近現代的競爭史表明，地理環境因素對一國的作用不可輕視。地理環境因素不僅對一國本身的經濟發展國力漲大起著重要作用，而且對一國在多邊或多邊戰爭中所處的戰略位置往往起到關鍵作用。就像近代英法較量中法國處處落敗，居於下風的原因，即地緣環境使得法國難以稱霸歐洲。
國力競爭最終是通過人的較量來體現和完成，這樣，人口素質的高低在國力競爭的博奕中就必然影響其作為舵手的作用發揮。即這樣一個民族：「它擁有水平高得多的初等和技術教育，它的大學和科學設施是無與倫比的，它的化學實驗室和研究機構是首屈一指的。」
人口素質要靠教育來提高，有了發達的普及教育，才會有國民素質的迅速提高。這一點日本在近代明治維新時期就已經深刻地認識到，憑藉著對教育的高度重視從而引起國民素質飛速提高，日本從一個落後的亞洲國家一躍成為國力強盛的國家，儘管日本在1937—1945年戰爭中遭到嚴重破壞，但在戰後短短幾十年時間裡，日本很快重新成為世界強國，國力躍居世界前列。
保羅·肯尼迪認為，隨著蘇聯的解體，最先出局的當然是俄羅斯。許多俄羅斯人想恢復大國身份，他們軍事上仍然強大，但是效能不高，經濟上充滿問題。歐洲現在有實力成為大國，但是政治上不統一，沒有統一的意志，沒有統一政治意願，各自仍是獨立的國家，英國人和法國人互相不滿，互相爭吵。日本15年來發展非常緩慢。美國從蘇聯的解體、日本失去經濟競爭力中獲利巨大，美國現在的地位比15年前更加強大。一個持續發展的國家是中國，另一個興起的國家是印度。權力的本質必須用不同的層次來衡量。如果用軍事技術來衡量，航空母艦、核武器、潛水艇、戰鬥轟炸機，那麼（美國）當然是第一名，沒有人可以抗衡了。但是如果考慮相對經濟競爭力，那麼就非一國稱霸了。歐盟有比美國更強的經濟力量，可以給美國施加經濟壓力。如果美國不取消鋼鐵關稅，那麼歐盟就可以給美國小麥加關稅。所以美國在軍事上遙遙領先，而經濟上，隨著中國的崛起，總的說是東亞的競爭，歐洲也是很大的對手，平衡點不同。權力的第三個因素被約瑟夫稱為軟因素，政治因素。超級大國需要好的關係，正如俾斯麥所說，不僅要靠流血，還要外交。
4.戰爭主題，世界級殺擄層出不窮
歷史上所謂強盛帝國，無一不建立在浩大的戰爭之上。最早期的戰爭，基本上是以所居住的區域為中心，越往後則範圍越大，直至擴展到全球。
遠古人類敬畏「神」，崇拜大自然的力量。人類有了語言，但沒有一個人問過「我是誰？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一類的瘋話。人類開始製造各種工具時，攻擊的武器便揭開了血腥屠殺史的序幕。
歷史學家湯因比曾在《歷史研究》裡指出，埃及在公元前1600年喜克索斯人被驅逐的時候，實際上就已經死去了，已經喪失了任何自我更新的能力，但是這樣一個死而不僵的巨大屍體，從死亡到收屍入殮，竟然用了1600年的時間，一直要到羅馬帝國把埃及變成自己的一個行省，古代埃及文明才最終結束。而在此之前，埃及已經相繼被波斯人和希臘人所統治。公元前3世紀的時候，埃及有一位叫曼涅托的祭司。他撰寫了一部《埃及史》，裡面收錄了大量的歷史資料。這部書已經散失，但是其中一些殘片被其他作家引用，得以保留下來。這些殘篇可以說貴重無比，因為它包括了完整的埃及王朝列表。幾乎所有的埃及學家都採納了這個列表。
曼涅托把希臘人征服前的埃及史，劃分為三大時期：古王國，中王國和新王國。三個時代總共包括了30個王朝。在埃及涅迦達晚期的混戰，人類從小共同體走向大的組織，打仗無疑比協商更容易。狩獵同類無疑比簽訂協約更有趣。所以埃及人決定還是打仗。尼羅河谷成了活人的狩獵場。鮮血和河水一起氾濫，澆灌著這片土地，好讓埃及成長為完整的生命。
最後這些戰爭，埃及形成了兩個巨大的生命體——上埃及和下埃及。尼羅河三角洲的下埃及，經濟潛力遠比上埃及巨大，但是其開發難度也遠比上埃及大。下埃及沼澤叢生，蚊蟲密佈，對於遠古的埃及人來說，未必適合居住。
下埃及的三角洲地帶的居民相比較更富裕一些，但他們終究有一個很大的劣勢。那就是分散。三角洲地域廣闊，四通八達。居民居住得相對分散。也正在此時，一個神秘的名字出現在歷史上。那就是蠍子王。蠍子王是第一位有記載的上埃及國王。在埃及雕像上，蠍子王頭戴白冠，手持蠍子狼牙棒，用繩子套著田鳧和弓。田鳧這種象野鴨子一樣的東西，據說象徵著平民。也就是說，蠍子王用狼牙棒壓服了野鴨一樣的平民，建立了上埃及的王權。被套在繩索裡的田鳧，它就是幾十萬平民的縮影。
之後，美尼斯統一了上下埃及，他是埃及第一王朝的開創者，也是埃及全地的第一個法老。埃及第一和第二王朝（公元前3100至公元前2686年），被稱為早期王朝。那是一個殘酷的時代。戰爭的陰影還沒有退去，彼此殘殺的習慣還沒有消亡。上埃及對法老始終忠心耿耿，畢竟法老本人就來自上埃及。但是三角洲居民卻心懷怨恨，他們在五百年裡屢次反叛。在三角洲的沼澤地間，埃及人彼此殺戮，變成了人間地獄。三角洲的埃及人還沒有忘記征服者帶來的傷痛。而孟斐斯的法老在蘆葦叢間搜捕叛亂者，發動一次又一次的屠殺。
第二王朝的末代法老對下埃及進行了最殘酷的戰爭。那一年被稱為「殺死北方人之年」。這裡說的北方人，就是三角洲地帶的埃及人。法老列出了自己在那年取得的成就：一次有47209人被殺死，另一次則是48205人。根據《金字塔時代的埃及》一書，現代學者的估計，當時全埃及人口大約為85萬，考慮到這個人口基數，這個數字龐大得難以置信。
在美洲大陸也是如此。美洲的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和愛斯基摩人，考古學和人類學認為印第安人的祖先和中國人有著一樣的體質，來自中國北方，在第四紀的一些時間裡，尤其是在大約一萬年前的最後一次冰河期，封凍了大量的海水，海面下降了460英尺，白令海峽露出了一座連接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的陸橋，印第安人通過陸橋來到了美洲。愛斯基摩人來到北美則比印第安人要晚許多年。
印第安人在美洲大陸創立的文明有三個：一個是瑪雅文明，位於今尤卡坦、危地馬拉和英屬洪都拉斯地區；一個是阿茲特克文明，位於今墨西哥一帶；一個是印加文明，其位置從厄瓜多爾中部到智利中部，延伸了3000多英里。在這三大文明中，無一不嗜血而好戰。
當西班牙人登上美洲大陸時，瑪雅人的地區實際處於崩潰的狀態。而瑪雅人也並非是傳說中那樣熱愛和平的民族，相反，在公元300—700年這個全盛期，相鄰城邦的瑪雅貴族們一直在進行著爭權奪利的戰爭。戰爭好像是一場恐怖的體育比賽：戰卒們用矛和棒作兵器，襲擊其他城市，其目的是抓俘虜，並把他們交給已方祭司，作為向神獻祭的禮品，這種祭祀正是瑪雅社會崇拜神靈的標誌。祭祀活動對於古代瑪雅人來說，有著遠比呼吸空氣還重要的意義。瑪雅人認為太陽將走向毀滅，必須通過做一些自我犧牲來保留太陽的光芒四射，阻止它滅亡。他們這種認識導致了以人心和血來餵養太陽。16世紀西班牙人在祭祀頭顱架上發現了13600具頭骨！當時的人，為了慶祝特偌提蘭大金字塔落成，在四天的祭祀中，奴隸主竟殺了36萬人！
瑪雅人祭祀的方式多種多樣，最常見的是剖胸挖心。「劊子手」是祭儀主角，他準確地在犧牲者的左胸肋骨處下刀，從傷口伸進手去，抓出跳動的心臟並放在盤子裡，交給主持儀式的大祭司。職位較低的祭司會把屍體的皮膚剝下，除了手腳以外。而主持祭祀的大祭司則鄭重其事地脫下自己的長袍，鑽到血淋淋的人皮中，煞有介事地舞蹈。要是這位被殺的祭祀者生前恰好是位勇猛的武士，那麼，他的屍體會被切分開來分給貴族和群眾吃，手腳歸祭司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