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侯冬娥和萬愛花是要一塊去日本的。可是由於那天下雨，山路崎嶇，接她的車無法趕到。那天，侯冬娥在家放聲痛哭，這大概是她一生最大的遺憾。過去幾十年，她一直活在村裡人的鄙視和猜疑中，很少有人叫她真名，都稱她是「進過炮樓」的女人。
所有這一切，只因為她曾被日本人兩次抓進炮樓，她因此從「蓋山西」的美女變成了一個不成人形的病婦。對於那段歷史，她卻羞於向任何人提起，即便到1992年，一個叫張雙兵的小學教師開導她走出來的時候，她還是說「丑啊」。
小學教師的開導不是沒有來由的。1992年3月，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在新聞發佈會上明確表示：抗日戰爭中的民間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賠償損失。《法制日報》在當年也專門發表文章提出「受害賠償論」：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國家的戰爭賠償，但並未放棄民間受害賠償。
兩年後的春天，侯冬娥悄無聲息地死在山西盂縣高莊最破爛矮小的窯洞裡。幫她完成索賠心願的是她的同鄉姐妹劉面煥、侯巧蓮、陳林桃、李秀梅4個受害者。1995年8月，她們首次向東京地方法院起訴，並要求日本政府向她們每人賠償2000萬日元，由此拉開中國「慰安婦」對日索賠的序幕。
然而，對於中國「慰安婦」的歷史，當時很多人並不瞭解。即便是後來為「慰安婦」對日索賠擔任中方律師的康健，一直到1995年9月才第一次聽說相關事宜。「那時候沒人吭聲，之前一直傳的就是軍妓。」康健沉默了一下之後，繼續說，「當時，從我的角度來想，即使是妓女的話，她們也有自己的權利啊。」
後來的情況是康健事先沒有想到的。「本以為跑一次山西就完了，卻一參與就是12年。總共四起中國『慰安婦』對日索賠訴訟中，我參與了三件。」康健說，為了調查取證去山西至少十次以上。
次年春節剛過，康健就和助理一起去山西進行調查取證。讓康健最為深刻的記憶是，「1996年春節剛過我去侯巧蓮家的時候，她就說，要是村裡人問起來，就說是北京來的親戚，不是律師來調查。我們調查的時候，『慰安婦』們也不讓自己的子女在旁邊聽。」
2001年4月，黑龍江東寧要塞附近的一個偏僻的小村，75歲的慰安婦倖存者艾香，當初就是這樣小心翼翼地接受了《遼沈晚報》記者的採訪，談起了56年前那段屈辱的歷史：
艾香的身世其實有點特殊，她的父母渡海到日本打工，她便出生在日本。她從7歲時就開始在日本一家旅店做苦役，勞作到15歲。有一天，家裡來了一個陌生女人。後來，艾香才知道，這個女人的丈夫在日本關東軍。女人讓艾香跟她去中國工廠，說頓頓可吃上大米飯，工錢也比家裡這邊多得多。到時，母親和妹妹都可以接過去住。
不久，艾香別了母親妹妹，帶著對新生活的憧憬，和那個女人登上了開往牡丹江的火車。這一年是1942年。火車開到了東寧要塞，在一處平坦的山坡上，孤零零地坐落著兩排蓋著稻草的平房。每個平房都能有五六十米長，中間是走廊，兩邊有20多間小屋。到處是年輕的女孩子，每個平房裡都有20多個18至20歲的女人。
艾香開始的工作就是燒開水，她每天從早到晚要燒10多爐水，後來她知道，這些水是慰安婦用來洗下身的。艾香還看到每天都有成群結隊的日本軍官和士兵，站著排進進出出，從早上7點到凌晨兩點。屋裡，女人的慘叫聲不斷。
10多天後，艾香同樣分到一間小屋。小屋有10多平方米，屋裡有一鋪炕和一個放東西的櫃子，櫃子上面有一面鏡子。一扇木門挨著走廊的方向，沒有鎖。老闆給她起了個日本名字叫「米脂高」（音譯），並把寫有她名字的牌子掛在房間外，另一個牌子掛在櫃檯那裡。前來尋歡的日本兵先向櫃檯點人，再拿著日本錢給她，她不認識上面寫著什麼，但每次是一張紙鈔或一個銅板。她再拿著錢去老闆那裡換一個紙殼做的，上面寫有「2」字的票。
第一次，進來一個日本兵，把她嚇壞了，然後，一個接一個……還是處女的艾香痛不欲生。艾香說，每天達不到15個小票，老闆和日本兵不讓吃飯，還要打耳光、潑涼水、罰跪。
後來，艾香知道了自己這間慰安所叫「愛簡所」，另一個叫「東京亭」。每天都有日本兵排隊等著，最多一天要接待20多個人，有時達到休克為止。
等得不耐煩了，日本兵們就用腳踢門，白天一般是士兵，在半小時左右；軍官從晚8時到次日晨2時，但只要有軍人到，慰安婦就不能休息。慰安婦多數都得了病，且不能生育。至今艾香仍是腿痛不斷。艾香說，完成任務的慰安婦吃的是高粱米飯、大蔥蘸鹽面。過年時高粱米裡摻一些大米，沒有錢。沒有完成任務的慰安婦餓得受不了，就去偷點青蘿蔔吃，被日本兵發現後，扒光衣服，用木棍往死裡打，邊打邊取笑。
每次慰安婦接待完了，再難受也得化妝抹粉，笑臉迎接下一個。否則，一經發現，就打得死去活來，還往鼻子裡灌辣椒水，醒過來還得接客。對於生病的慰安婦是不給治的，也不給飯吃，眼看著死去。艾香說，她親眼看著一個姐姐病死後被裹上自己的被子，由兩個日本兵抬到山頂扔了下去。
慰安婦是跑不出去的，因為四面都是日本兵營，沒有通行證就會被抓回來。
3年，1000多個日夜，艾香一生最美好的青春歲月、自由、愛情、尊嚴，全都埋葬在這間慰安所裡。
1945年的夏天，艾香發現這天早晨一個日本兵都沒來。老闆也沒了，她和姐姐們走出去，發現天上是轟鳴的戰鬥機。她知道自己解放了。慰安婦四處逃生，艾香就在附近的一個村子生活下來。19歲時，艾香嫁給了當地一名24歲的小伙子，他後來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犧牲了。31歲時，艾香又找了一個老伴，1995年去世了。她從未向家人透露過自己的身世，這段屈辱的人生經歷始終深埋於心。
當記者把2001年2月日本右翼勢力稱「能成為慰安婦，對這些婦女而言，反而是出人頭地，且收入穩定，也可以存錢，並非被迫從軍，而是自願且享有尊嚴」的言論說給艾香聽時，她大聲喊叫，並從炕上衝出屋去。這是老人氣憤至極的表現。她不忍當著客人面發作，過了10多分鐘，老人才回來，深深鞠躬，表示歉意，卻仍是心緒難平。
日本是唯一一個建立慰安婦制度的國家。但對於那段歷史，日本人也並不比中國人瞭解更多。「他們對那段歷史瞭解太少。他們問的問題太荒唐了，當時日本支援會的人問老人『你怎麼沒跑啊』。我說日本鬼子拿槍逼迫著怎麼可能跑呢。」律師康健回憶說。
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說：「在戰爭結束時，由於日本政府和軍部有意地銷毀檔案，使得這個性奴隸制度的秘密被掩蓋了半個世紀，到上世紀90年代初，才被人們逐漸地瞭解。」
4.拖到死
據瞭解，目前在中國倖存的「慰安婦」制度受害者估計有幾百人，而經過有關機構調查訪問到的只有五十幾名，她們最小的已經71歲了，而最大的已有92歲，並且大都疾病纏身，生活艱難。?趫?趭
日本亞洲女性資料研究中心主任松井耶與裡說：「我們認為日本政府在等這些受害者都死去，目的就是不想解決這件事。」
不僅是這些活人證等不得，連見證了那段歷史的死物也岌岌可危。2004年6月，在四周林立的高樓中，南京利濟巷2號民國老宅「慰安所」顯得破亂不堪。一個月後，這裡就被拆遷了。?趫?趮
2003年11月20日，82歲的朝鮮老人樸永心來到利濟巷2號。這裡曾是國民黨將領楊普慶的私產，「南京大屠殺」之後被日本人征作「慰安所」。這是一棟兩層、每層約30個房間的筒子樓。樸永心站在雨中痛哭良久，然後喃喃地說：「就是這裡了。」
2004年，南京師範大學教授經盛鴻向媒體表示，「利濟巷2號－18號的九棟樓及周邊附屬設施，約4800平方米的範圍，是侵華日軍的重要罪證。尤其是2號，是目前唯一被健在的『慰安婦』指認過的『慰安所』。」
南京市政府有關人士介紹說，利濟巷2號所在的南京白下區長白街科巷地塊，經市政府批准，納入2003年南京市土地儲備計劃，系以危舊房為主的舊城改造區。由於這一地塊所涉及的建築（包括曾經被韓籍「慰安婦」指認的「慰安所」——南京利濟巷2號）目前並沒有被確認為文物單位，遵照新拆遷法，市房產局經過嚴格審查後，依法頒發了拆遷許可證。作為日軍侵華期間慰安婦制度的實物見證，許多慰安所遺址都和利濟巷2號一樣，面臨著被拆遷的命運。
儘管原因各異、過程曲折，上海最早、最完整的兩處日軍慰安所遺址還是被保留下來。前者是位於虹口區的「大一沙龍」，後者位於浦東錢倉路350號。
「浦東那個是因為它是民國時期特色建築被保留。」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教授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上海已發現超過160個慰安所，且主要集中在虹口區四川北路沿線，這裡是日本海軍陸戰隊的聚集之地。?趫?趯
蘇智良是國內介入「慰安婦」研究最早的學者。而事實上，在1991年之前，他連「慰安婦」這個詞都沒有聽說過。
「1991年之前，中國教科書中的二戰史、抗日戰爭史都沒有這個提法。」蘇智良說，「這裡頭有很多原因。本身戰後的審判沒有把『慰安婦』作為性奴隸制度來審判，另外日本政府和軍隊毀掉很多文件，受害國的女性受害者又難於啟齒。」
蘇智良得知有這段歷史的時間是在1991年8月，韓國慰安婦金學順站出來，講出了自己的身份並向日本政府抗議，舉世震驚。
上海是日軍實行「慰安婦」制度的發源地。「1931年底，日本駐上海海軍當局已將虹口一帶的『大一沙龍』、『小松亭』、『三好館』、『永樂館』４個日本僑民經營的場所，指定為海軍特別慰安所。」蘇智良說，這正是「慰安所」名稱的第一次出現，也是世界上第一批慰安所。
下了高速的輕軌，穿過繁華的四川北路，虹口區東寶興路125弄就在眼前。和周圍林立的商廈比，這幾幢房屋矮小、寂寞。20世紀30年代，它們有另一個稱呼：大一沙龍。
如今，房屋內外和過去似乎有些「脫節」：1號門口附近2個日式花瓶，被放上居民種的盆栽；地面上當年的彩色花紋，亦大半褪色。走進屋，白天要打開燈；踏上木質樓梯，「吱吱」聲傳來。
記得舊事者，存世已不多。「隔壁一個老頭，住這裡幾十年。去年剛走了。」1號屋裡一個阿婆說。她是1983年搬進來的，「住下後，才曉得這裡曾是慰安所。」這些年來，隨著樓裡人家增多，他們都按自己的需要重新裝修房子。原來相連的3幢房屋被隔了起來。眼下，1號樓住著20多戶人家，3幢樓住戶近100家。
虹口區公平路是條小路。公交車經過時，路有點嘈雜。記者找到這條路425弄12號前，得穿過一個一個公廁。
「這裡和對面原本有牆隔開。」12號居民老徐說。實際上，真正隔開對面房子的是一段歷史。這是一個民營慰安所，號稱海軍在滬最大的慰安所——「海乃家」。當時，他的主人是一個日本退役海軍士兵，叫阪下熊藏。
他的兒子阪下元司在《海乃家慰安所的證言》中記載了不堪回首的一段歷史：日軍用刺刀趕走房主，辦起了「海乃家」，最盛時有45名「慰安婦」。1944年，他去上海與父親團聚，「在我睡房裡，安全套在榻榻米上堆成小山。一位軍妓瘦黃的腿腫得高高的，比普通女孩粗一倍。她躺在床上，被子只遮住肚子，約10天後便死了。遺體暫放海軍那兒。大車拉來伙食，又拉走屍體。」
如今，「慰安婦」們陸續離世，當年的「慰安所」也相繼被拆，所有事情都會成為過往，沒錯，但並不是所有的歷史都會被人遺忘。拖著，等著，等她們去世，等它們被拆，然後拍拍手說：我沒幹過，否則你拿出證據來。什麼樣的人，會幹出這種事？
2001年10月4日，美國聯邦法院法官駁回了15名慰安婦對日本政府的起訴，稱由於日本是主權國家，因此無法在美國起訴其政府。
據路透社報道，原告15名婦女只是當時20萬慰安婦的小部分，她們來自朝鮮半島、中國大陸、菲律賓及中國台灣。20世紀30至40年代期間，她們被日本軍方強迫提供性服務。這些婦女認為在美國法院更容易打贏官司，於是，2001年5月她們在美國法院起訴日本政府，但卻遭到了美國司法部和日本政府的反對。
2001年12月4日，荷蘭海牙一個針對日本「慰安婦」的女性國際戰犯法庭開庭審判，判決日本裕仁天皇和岡村寧次、松井石根等8人因為二戰時期在亞洲推行「慰安婦」制度而犯下反人道罪。可是，日本政府不會因為這個判決承擔任何責任，因為這個模擬法庭的宣判只是民間行為。在模擬法庭進行的判決結果沒有法律效力。
2010年3月3日，日本最高法院終審駁回了8名中國慰安婦要求日本政府賠償的上訴，維持一、二審判決。此前一審判決稱「原告即使有賠償請求權，也超過了時限」，二審認為「中國在《日中聯合聲明》中放棄了個人賠償請求權，因此原告失去了索賠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