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為了取得更多更有說服力的證詞，王選費盡千辛萬苦，找到了當時731部隊的官兵出庭作證。為了向世人揭露731部隊罪行，王選從中國到日本、到美國、到加拿大、到英國，舉辦展覽，做演講，開研討會，努力贏得國際支持，貢獻了她所有的時間精力，把整個生命投入到這個行動當中。
她說：「我站在你們面前，既不代表中國人，也不代表日本人，我是代表一個人站在你們面前的。細菌戰是人類歷史上的最罪惡的一次犯罪，日本政府應有勇氣承認自己的過錯，並積極調查事實真相。我和所有的原告將非常樂意全力協助。如果日本政府仍然拒不承認，拒不謝罪，最後的結果將不利於中日友好。再過若干年後，這些細菌戰的受害者都將離開人世，人類的歷史上將留下一個莫大的遺憾。」
然而，無論是蘇向祥還是王選，他們選擇的這條鬥爭之路注定是漫長的。2003年10月3日，日本政府對東京地方法院要求其賠償中國化武受害者1.9億日元的判決提起上訴，拒絕提供賠償。
法庭上宣讀的判決書指出：舊日軍在中國遺棄化學武器和炮彈問題，是附隨戰爭行為的組織行為，屬於國家行使權力所為。作為日本國，明明知道遺棄在中國的化學武器所具有的危險性，可是一直採取置之不理的怠慢做法，這也屬於國家行使權力所為。本來，日本政府可以通過詢問舊軍隊有關者和調查軍隊留下來的相關資料，相當詳細地掌握遺棄的化學武器等情況。中日兩國恢復邦交後，日本國完全可以向中國方面提供這些信息，以避免傷害，但它仍沒有履行這一義務，以至於屢有傷人事故發生。這種怠慢做法屬於違法的權力行為，按照日本國家賠償法應對受害者予以賠償。
但是，就在這麼淺顯的道理面前，日本政府還是向東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訴。說是因為日本司法部門對類似事件判決不一致。據報道，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的福田康夫，對「齊齊哈爾遺棄化學武器傷害事件」訴訟律師團提出的會見要求，公然拒絕，並且在當天的新聞發佈會上說：「日本政府正在就此事件的賠償問題與中國政府進行商談，此時會見訴訟律師沒有必要。」
2004年7月1日，兩位日本老兵來到中國，幫助指認二戰時遺棄化學武器的埋藏地點，並且在吉林省敦化市對當年埋藏化學武器的地點進行了辨認，由於多年過去了，記憶的模糊使他們並沒有確定準確的埋藏地點，可是他們的舉動還是得到了當地人的讚許。
小林利男時年84歲，戶口好太郎時年82歲，他們是跟隨日本的一個民間組織前來，其中包括中國人戰爭受害賠償要求律師團的律師。據《巷報》報道，這幾位日本老兵關於化學武器埋藏地點的指認資料，將會通過中方律師團提交給中國有關部門，作為勘查化學武器的依據，律師團中方代理律師蘇向祥也說：「這件事情的意義非同尋常，對日本政府不作為態度是個有力的回擊。」
老兵們來到敦化市沙河沿鎮當年侵華日軍修建的東機場進行了辨認。下午，到敦化市大橋鄉河東村拜訪了一位80歲的日本遺孤。之後兩位日本老兵來到位於敦化市西北的吉林省航空護林站，這裡曾是當年侵華日軍修建的西機場，當年，兩名日本老兵就是在這個機場被蘇聯紅軍俘虜，並帶到了西伯利亞的。
當記者問小林利男為何產生出到中國辨認二戰遺棄化學武器地點的想法時，他說：「60年前戰敗的時候遺棄在中國很多彈藥，其中有化學武器。我們心裡一直留著這個傷痛，化學的東西腐爛以後，早晚有一天會給中國人帶來傷害。」說到此，小林利男流下了眼淚。
民眾比政府更有良知。2005年6月，《哈爾濱日報》記者何秀麗隨731遺址保護開發領導小組赴日本跨國取證時，侵華日軍第731部隊原隊員田村良雄，向記者講述了這樣一段「可怕的事情」：
我進入731部隊是1939年，在哈爾濱我們作為少年隊的成員接受培訓，當時我15歲，從那時起，我便漸漸地失去了人性。第一次進入解剖室時，我腿直發抖，渾身打顫。那個人被運到這裡後，所有的人都經過防菌處理，或有防菌保護，同伴間語言無法溝通。我被安排做的事是用刷子把那個要被解剖的人刷洗一遍，臉也刷洗，剩下的情況我就沒敢看。有一個人用聽診器聽了一下，就開始解剖了。我們的目的始終就是為了採取細菌，我就從被解剖的人的內臟中收集鼠疫菌。做完手術後，現場並不清理。
原侵華日本士兵松下勝治也對自己在中國犯下的罪行追悔不已：
那是1942年春天的事了，天將亮的時候，野戰重炮兵第二聯隊長山下政義中佐帶領100多名軍士、軍官，悄悄地向村莊北面樹林子的背後移動過去，周圍的村莊還沉浸在睡夢中。聯隊長發出命令；演習開始！就在瞬間，一股白煙騰空而起，轉眼間就吞沒了村莊。村民們連滾帶爬地抱著孩子，背著老太太，拚命地跑著。一個老太太和一個小姑娘吸入毒瓦斯昏死過去。
大約過去兩個小時，一個受山下聯隊長命令進行現場調查的軍醫中尉帶著幾名軍士、軍官若無其事地向村民走去。軍醫滿臉堆著假笑說，唉，這真是對不起，本來不會發生這種事的，可突然風向變了。當時，部隊長官說「這次毒氣演習只不過是對部隊的官兵進行防毒訓練，後果是無意識造成的」等等，我聽信了這種鬼話，真是個糊塗蟲。
如果還有誰至今相信這番鬼話，我倒想問問，首先從放毒地點來看，為什麼選擇了四周都是村莊的中間地帶呢？而且處在上風頭的兵營裡的軍人們都戴著防毒面具，就連馬都戴上了防毒面具，能說附近的村莊沒有危險嗎？當時向日本駐軍事先通報，令他們不要進入該地區，為什麼卻不通知處在該地區內的村莊呢？當天聯隊把全體軍官集合起來，讓軍醫報告了調查情況，然後強調說明毒瓦斯的功效，這又意味著什麼？從這些事實看來，絕不能說是無意識的行為，事實正清楚地說明他們是多麼周密地策劃了這一罪行。
為了達到侵略的目的，他們踐踏國際法，制定使用毒瓦斯和細菌來實現侵略的計劃，他們反過來經常中傷別國使用毒瓦斯。其實，日本早就使用過毒瓦斯了，日本犯下了多麼嚴重的罪行！日本軍隊不顧道德，無視神聖的國際法，還要隱瞞事實，他們在發射毒瓦斯的同時，還發射了大量的煙霧彈，日本政府還裝聾作啞地向世界聲稱，日本軍隊絕對沒有使用毒瓦斯。殘暴與欺騙，這就是侵華日本軍隊的實態。
把這些經歷講出來，心裡很解脫。不管怎樣，我要一直講下去。
伊籐影明，侵華戰爭期間擔當的工作是以老鼠為載體飼養跳蚤。伊籐說：
當初不知道飼養跳蚤有什麼用處，最初認為是提供給731部隊，可能是從衛生角度考慮，進行防禦之類的研究。後來逐漸認識到，生產跳蚤是為了製造炸彈。飼養跳蚤作為殺人的武器，這樣的事是不能忘記的。當時我還自我慶幸是個日本人，因為中國人被利用作為實驗對象。中國人聽到了一定會罵我，我從心裡向中國人民道歉，哈爾濱的中國人來之前，我不想說，有顧慮。可是這樣的事情如果顛倒過來，日本人會怎麼想呢？
截至2006年7月5日，在中國境內已經發現了60個日遺化武埋藏點，範圍遍佈19個省（區）。其中吉林省敦化市哈爾巴嶺是截至目前最大的埋藏點。據中日雙方專家探測，推算約有近40萬枚化學炮彈。在其他地方發現的少則幾十件，多則成千上萬件。?趪?趶
「8·4」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先後兩次向日本政府提出嚴正交涉，要求其妥善處理本次事件，重視日本在戰爭期間遺留在中國的化學武器問題。其實，早在1999年中日雙方談判時，中國就要求日本將化武運送回日本進行銷毀。然而日本聲稱國內法禁止化武入境，國民也難以接受，加之遺棄化武大多嚴重銹蝕變形，有的已出現滲漏，運輸難以確保安全。因此，請求中方允許在中國境內銷毀。最後中方出於盡早處理此事的考慮，同意將化武在中國境內銷毀。
當時，對於日本政府處理在華遺棄化武的工作，中國外交部處理日本遺棄化學武器問題辦公室主任劉毅仁坦率地說：「我不能說滿意。之所以不滿意是因為日方的行動太慢！按照約定的時限明年就要到期了，可日方連一枚化學炮彈也沒有銷毀。我們只有一個要求，就是要快！」
劉毅仁表示，在華日遺化武到底有多少，日方最清楚，遺憾的是日方卻以種種借口拒不提供有關化武的埋藏資料。不過，有資料證明自1929年開始至1945年止，日本生產了7000多噸、700多萬發毒氣彈，絕大多數運到了中國。
根據《禁化公約》規定，自1997年生效起，日本應在10年內，也就是2007年之前，完成對遺棄在中國的化學武器的銷毀工作。然而，日方通過向相關組織申請，將期限延遲至2012年。
3.「慰安婦」
如果說，日本政府在化學武器問題上，雖然對於賠償推三阻四，銷毀工作也慢條斯理，但好歹認了，也總算處理了。可是，「慰安婦」的問題，就顯得十分糟糕了。
根據《中國國防報》的報道，在黑龍江省靠近中俄邊境的東寧縣，居住著四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她們是李鳳雲、金淑蘭、池桂花和李光子，都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發動的那場侵略戰爭的受害者。當年在被強征到日軍在我國構築的東寧要塞作「慰安婦」時，她們受盡蹂躪。
東寧要塞坐落於黑龍江省牡丹江市東寧縣境內，據縣文物館的領導介紹，「二戰」時，侵華日軍曾在這只有3.5萬人的小縣裡屯駐關東軍3個師團計13萬人，從1933年至1945年建立了數百個現代化的軍事工程，被日本人稱為「永久的東方馬其諾防線」。面對這麼龐大的隊伍，為了穩定軍心，日本人便用火車運來了1000多名慰安婦。僅有據可查的當年東寧5鎮就設有慰安所達39個。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這些慰安婦也像謎一樣地消失了。?趪?趷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1000多名慰安婦絕大多數隱姓埋名或客死異鄉，即使活下來的年齡也都在75歲以上。
沒想到的是，幾位老人平靜的晚年生活忽然被打破了。2001年8月上旬的一天，李鳳雲家裡來了兩個陌生人。其中的一名日本男人臉上強擠著笑容，嘰裡呱啦地和翻譯說了一通。翻譯說：「他是日本人，想來看看你們『慰安婦』倖存者的生活。」日本人趕緊掏出了一疊鈔票遞給李鳳雲說：「只要你不再說過去給日本軍人當過『慰安婦』，這些錢就全是你的啦！」?趪?趹
李鳳雲聽明白這個日本人是想收買自己，放棄控訴當年日本侵略軍罪行的權利，憤怒地說：「日本鬼子給我造成的痛苦和傷害，我幾輩子都忘不了。用錢就能堵住我的嘴嗎？我活一天就要罵狗強盜一天。」
當年和李鳳雲一樣曾在侵華日軍東寧要塞遭受過蹂躪的「慰安婦」倖存者金淑蘭、池桂花和李光子，近年也都有過類似的遭遇。
提起過去傷心的事情，池桂花老人早已淚流滿面：「現在我忍不住傷心呀！可當時我在那些禽獸面前從沒有掉過一滴淚！」
一個日本人問道：「聽說你們每接待完一個日本兵，會得到金錢補償。」「他們在說謊！你有母親嗎，你有妻子嗎，你有女兒嗎？去問問她們，給她們多少錢，她們願意每天被好幾十個日本兵糟蹋！」
有記者謹慎地問道：「池大媽，你想得到日本政府的金錢賠償嗎？」池桂花的情緒再一次激動起來：「日本政府必須為此負責，賠償多少錢能換回我的尊嚴！日本一定要公開道歉，要把這段歷史清清楚楚地寫進他們的書本裡，讓他們的母親和女兒看看日本侵略軍當年的罪惡行徑。」
然而，這條中國「慰安婦」的索賠之路，異常崎嶇難行。
1992年12月9日，東京。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首次「戰爭受害女性國際聽證會」在那裡舉行。
在大會講台上，中國的唯一代表、當時64歲的萬愛花?趪?趻站了起來。她脫掉上衣，指著身體上的道道傷痕，揭露侵華日軍的暴行。當講到當年她在被日軍摧殘後並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斷以致終身殘疾時，她當場昏倒在聽證台上。
1943年6月到1944年初，年僅15歲的她先後三次被日軍抓去充當「慰安婦」，百般蹂躪，導致終身不育。老人全身是病。當年受日軍殘酷迫害，萬愛花大腿和肋骨有好幾處骨折，身體嚴重變形，右耳被日軍撕裂，左耳短了一截，下身嚴重潰爛。
老人對《國際先驅導報》的記者說：「我恨的是日本鬼子，不恨日本老百姓。前些年，一個日本女人，要給我賠償道歉。我說這是你們老人的罪，跟下一代沒關係，我不接受你們的道歉。」
對於中國來說，萬愛花這次控訴的意義不言而喻，這是中國「慰安婦」受害者第一次站出來向世界控訴日本的罪行。半個世紀前，超過20萬名中國婦女淪為日軍的性奴隸，包括她山西盂縣的老鄉侯冬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