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清晨7時左右，吳中東路古宜路路口，一輛大型車輛在撞上一輛正在倒車的廂式貨車，刮倒路旁交通信號燈柱，導致一名過路人頭部被砸，當場身亡。
●11月23日10時30分左右，華江路北翟路路口，一名騎摩托車的40多歲男子被大型土方車撞倒後捲入車底，男子當場被碾壓致死。
●11月22日下午3時許，羅山路華夏東路口，一輛土方車因車速過快，將一輛電瓶車撞翻，40多歲的騎車男子被碾壓當場身亡。
●11月21日下午3時許，天山路平塘路口，一輛土方車將正在過馬路的阿婆刮倒在地，肇事司機居然自行開車逃跑。
●11月20日下午4時左右，龍華西路龍華路口，一輛疾駛的土方車與一輛助動車相撞，一名騎車男子頭部遭碾壓後不幸身亡。
●11月19日9時30分許，曹楊路楓橋路口，一名年逾80歲的老太被一輛土方車撞倒後捲入車底，當場死亡。
就在這篇報道出來20多天後，2009年12月25日到26日，兩天之內上海各個區縣又發生了4起大型車事故，造成3死1傷。2010年元旦之後，此類工程車碾壓人的事故依舊頻發，令申城人心惶惶，路人見到工程車都怕。
上海市政府網站資料顯示，2009年上海建築渣土每月產生量達293萬噸，相當於每天有6500多輛次15噸的渣土車在外作業，這還不包括約1000輛未登記的「黑車」。接近1萬個「馬路殺手」在你每天必經的路上橫衝直撞，怎能不讓人揪心。隨時賠付的生命成本又何止「昂貴」兩字了得。
媒體和專家探討事故背後原因後認為，極少數是因為受害者沒有遵守交通規則，大部分則是由於肇事的渣土（廢土）運送車、水泥攪拌車等大型工程車輛超載、超速或司機操作失誤所造成。
據上海市政府網站一篇「兩會」報道稱，有政協委員統計，見諸報端的土方車事故80%以上是由超載車引起。而土方車之所以屢出事故，駕駛員薪資待遇偏低以及運輸費結算方式的不合理是一個重要原因。
《解放日報》發表評論稱：「分析土方車超載、超速、闖紅燈，還有過期破車上路，這些無不與一個『錢』字緊密相連。司機『多拉快跑』可以多掙錢；施工單位違規在一輛車上超載裝貨可以節省運輸費，工地承包人可以多拿錢；車輛該修的不修，該報廢的繼續營運，可以少支出降低成本，有關人員也可以多分些錢。正是在這種對『錢』拚命追求的慾望驅使下，土方車怎會不肇事？」
更是有土方車司機周師傅「受不了良心的譴責」，而向《新民晚報》爆料，道出了土方車「要錢不要命」的黑幕：
「我的土方車載重12噸，至少要裝到25噸。一般都這樣幹，土方車超載1倍以上很平常。」周師傅說，老闆運渣土是承包的，為賺取最大利潤，便竭力唆使駕駛員超載。超載會使土方車要緊關頭「剎不住車」。比如正常載重時，只要一米便能把車剎住，超載的話就可能需要兩米。
土方車一般按車數結算，一趟車20元到30元；也有以公里數或裝載數結算。比如周師傅「拉一車土賺一車錢，10公里以下一車15元，10公里至20公里一車20元，20公里以上一車30元。要多賺錢，就得『多拉快跑』」。歸根結底，多跑一車、多裝一噸就多賺錢。在這種純運輸量計價計酬的經濟壓力下，循規蹈矩的駕駛員「活不下去」。
別人一天能拉七八車，你只能拉三四車，不開除你開除誰？周師傅最多一天工作近20個小時，早上6時出門，中午吃飯1小時再干到晚上7時回來吃飯，8時又開始跑，忙到第二天凌晨才歇。疲勞駕駛，很容易引發事故。
如果真的撞死、撞傷人怎麼辦？周師傅說，老闆早就想到了，每輛土方車都上了1萬多元的保險，保額高達100萬元。撞死人，只要賠償不超過100萬元，老闆自己不用掏錢，全由保險公司「埋單」。「在上海撞死一個人，很難達到100萬元賠償，所以老闆『高枕無憂』」。
歸根結底，果然還是錢在作祟。在一座利慾熏心的城市，人命成了最不值錢的東西。這當然很可怕。儘管市政府下令嚴肅查辦「馬路殺手」問題，但這個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多頭」管理造成的困局，而是這座城市「急功近利」的價值觀——來上海就是要掙錢，沒錢在這座城市待不下去。
3.無病額角頭
在上海，當然不可能人人都憑200元投入擒獲2.59億彩票巨獎。但是，若身在上海的你無病無痛，其實也是個十足的幸運兒。用上海話說，就是你「額角頭高」。
額角頭（egodou），原指「額頭、腦門，人頭部最突出的部分」。往往與「碰」連用，表示碰運氣。額角頭高，表示運氣特別好的意思。（《詼詞典》）
無病無災對任何人而言，自然都是好事。但一旦染病需要治療，就絕對是壞事，尤其是在上海這麼貴的城市——治個小感冒，一不留神都會花掉上百元的城市。
醫生是商人
陳曉蘭，上海一家醫院的普通醫生，因為10年不懈地與醫療腐敗現象頑強鬥爭，而成為「2007年《感動中國》人物」之一。
1997年，在上海市虹口區廣中路地段醫院理療科工作的醫師陳曉蘭，開始舉報假冒偽劣產品——光量子氧透射液體治療儀和配套的石英玻璃輸液器。至今，被她揭露的各種醫療器械達20多種，其中9種假劣醫療器械被查處。2007年，她舉報黑心醫院上海協和醫院，最終該醫院被查封。
2006年，她在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出示了一張醫藥費用清單，這是一個臨終病人住院3天產生的費用。死者張印月，2005年底因「感染性」休克被送到上海某三級甲等醫院搶救，不到3天（總共64個小時）死亡，費用總計：8645.62元。其中醫護人員專業技能收費（診療費及護理費）58元，包括醫生診療費34元，護理人員護理費24元；醫械收費2827.16元；藥品收費5591.46元；其他費用169元。
陳曉蘭從一個醫生的角度對這份清單進行了剖析，以此揭示上海「看病貴」、「普通人看不起病」的原因：
首先是用藥貴。5591.46元藥品費用中，抗生素收費2510.72元；大輸液749.88元；搶救藥物191.06元；其他與搶救相關的藥569.8元；與搶救無關的藥品1570元。
在搶救中，醫院總共用了5種抗生素：慶大黴素（0.38元/支）、亞胺培南（218元/支，用量7支）、鹽酸萬古黴素（180.4元/支，用量3支）、羅氏芬（118元/支，用量2支）、頭孢他啶（103元/支，用量2支）。
陳曉蘭說，同為抗生素，價格卻有天壤之別。有經驗的醫生知道，對於一般性感染，抗生素使用並非越貴越好，許多感染用傳統便宜的抗生素像慶大黴素、青黴素等可以治好。病歷顯示，在使用了多支價格不菲的抗生素之後，張印月的白血球數量不降反升，從最初被診斷為「感染性」休克的白血球指數1萬，到死亡前8小時的白血球指數達2.3萬，說明感染沒有控制住。
導致用藥費貴的原因，除了追求單價貴的藥物之外，也存在濫用充數、提高費用總額的問題。清單顯示，張印月總共輸液1.9萬多毫升，合計19公斤，幾乎佔到這位瘦小老人體重的一半，而大部分用藥都通過輸液方式進入他的體內。
陳曉蘭說：「我早年做醫生的時候，臨床上有個用藥規矩：能口服的不注射，能肌肉注射的不靜脈注射或靜脈滴注。當時我們取笑業務水平不高的同事，往往用『一瓶』來稱呼，因為凡是病人過來，他總是給人吊一瓶輸液。可是現在，醫院裡到處都是『一瓶』！」
陳曉蘭介紹，我國大輸液產業近年來的用量以20%增長，目前已經成為我國醫藥工業5大支柱產業中「生產能力利用率最高、發展最為穩定的一種」，而患者則是支撐這一產業的群體。陳曉蘭說，病歷顯示張印月進醫院時腎功能已經喪失，而治療學要求，病人處在「少尿」狀態時，應嚴格控制輸液，但是病人居然被輸了1.9萬多毫升的液體！
另外，就是醫療器械費貴。在2827.16元的醫療器械費用中，化驗費934元，檢查費62元，攝片費80元，輸氧費病室治療費1095元，一次性醫械及易耗醫材費656.16元。
「在醫療器械費用中，我希望大家能夠注意利潤這一塊。」陳曉蘭特別強調，現在提到醫院的運行機制，往往講「以藥養醫」。事實上，在很多醫院，以藥養醫早已成為歷史，現在的情況是，以「療」養醫，以「查」養醫。無論是「療」還是「查」，都依靠醫院內的各種醫療器械。她分析說，對比醫療器械費用和藥品費用可以看出，儘管藥品費用佔到病人就醫費用的大頭，共計5591.46元，但由於藥品在醫院內只允許15%的利潤率，所以利潤總量只有838.72元。相反，醫療器械產生的費用，儘管表面上看只有2827.16元，但是按利潤率80%計算，醫院可獲利2261.73元。
「由於醫療器械的種類多，有的用來檢查，有的用來治療，其價格和成本都不一樣，利潤也不盡一致，80%是我取的一個約數，並不算高，許多醫療器械產生的利潤率，甚至可高達90%以上，因為我國的醫療器械沒有淘汰機制，只要進入醫院，壞了也照樣可以賺錢，為了降低成本，醫療器械在醫院『帶病工作』的情況很普遍。」陳曉蘭說。
顯然，在陳曉蘭的剖析下，不難發現，醫院已不單純是治病療傷的場所，更大程度上成了牟取私利和暴力的營業機構。醫生不僅僅是醫生，他還多了另一個身份：商人。
醫生回扣最高一天2萬元
雖然我們不清楚像南京醫院爆出的「倒賣病人」的醜聞在上海是否存在，甚至是否普遍。但醫生拿紅包、吃回扣，在廣大患者身邊並不稀罕。上海人又是如此精明的一群，時常還能看到有孝心的兒子或女兒，在論壇發帖詢問「老爸做一個1萬元的手術，給醫生多少紅包比較合適」等類似的問題。
顯然，醫生拿紅包、吃回扣，成了業內心照不宣的潛規則。對此，先後在多家醫療器械銷售公司做過銷售的趙國雄，心裡自有一本清楚的帳。與陳曉蘭相似，他也是上海醫療腐敗黑幕的揭發者。
「沒關係，你就直接寫我的名字吧，這個行業太黑了，我有必要來說一說它的黑幕。」趙國雄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採訪時，一點也不避諱自己的身份曝光，他說，「醫生回扣高的時候，一天能夠拿到2萬元。」
根據業內估計，上海每年80餘家醫療單位開展人工關節置換手術7000餘例。這個數量相當於闌尾炎手術的數量，這也就意味著人工關節手術實際上已經到了幾乎沒有什麼技術含量的水平。
趙國雄提供了一份詳細的價目表，其中顯示，同樣的一個人工全髖關節，國產價格最便宜的只要7150元，而進口產品價格最高達到36923元。
事實上，按照業內行規，無論是國產還是進口的人工關節，給每個主刀醫生的回扣都在20％-30％之間，一般進口人工關節的回扣在5000元到9000元之間，而國產的只有2000元到4500元之間。由於兩者價格相差懸殊，因此醫生只認定進口產品，所以，上海大醫院的骨科幾乎都被進口產品壟斷。
醫生為了拿更多的回扣就使用更貴的醫療用品，相應的，患者要付出的醫療費用也就越高，所以看病不貴，才怪！
2008年9月至2009年1月間，趙國雄前往上海市28家公立醫院，收集了430份醫療費用清單，對各病種的費用水平、住院費用構成、自費費用比例等進行分析，完成了一份試圖回答「看病貴究竟有多貴，又貴在哪裡」的醫療費用「田野調查」報告。
大多數病例（76%）的單次住院費用低於1.5萬元，全部430例住院清單的平均費用為每例13809.26元，趙國雄覺得，這些數據的實際意義並不大。因為，對於非患者來講，他在消費支出的心理中，總是將醫療費用的準備金放到高限的水平。
比如，此次住院費用清單調查中，最高一例的住院費用超過26萬元，這可能發生到任何一個家庭上，也就是，任何一個家庭在儲蓄的主觀計劃中，醫療費用準備金有可能傾向於向26萬元的水平靠攏，而不是向1.5萬元的水平去低就。如果儲蓄水平僅僅高於1.5萬元，一個家庭或一個個人對於醫療費用的預期可能是比較焦慮的，或許，只有當現金儲蓄超過10萬元之後，人們才會在進行其他消費時稍稍忘卻醫療費用的陰影。
趙國雄在對其中43例自費比例最高的手術類費用進行分析後得出，整體費用結構是外科植入物占64%，高價外科械材占13%，其他項目占23%。由於其他項目（23%）主要涉及國家定價的手術費標準及通用的基本手術械材，還包括輸血、麻醉、監護等手術類費用當中的輔助性費用，因此基本不具備費用彈性調整的空間。所以，外科植入物及高價外科械材成為最核心的高費用組，是住院醫療費用的主要項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