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植入物包括：支架、導管、球囊、栓子、夾子、補片、心臟起搏器、人工關節、骨科及腦外科內固定材料、人工腦膜、人工晶狀體、人工骨等。這類材料發端於心臟、腦外科、骨科，現在正在向全身各個部位各個系統的外科手術蔓延。高價外科械材包括，超聲刀、吻合器、一次性內鏡械材、血管縫合器等等。
趙國雄指出，由於以上這些外科材料有商業賄賂的刺激，使用得越多，主刀醫生的灰色收入越多，外科手術正在以各種名義被搞得越來越複雜。一些傳統上本來很基本的手術，比如，闌尾炎手術、膽囊切除手術、骨折固定等等，其費用幾十倍乃至上百倍於過去的水平。更為嚴重的是，由於巨大的經濟利益的誘惑，有患者正在受到欺騙式誘導，接受原本並不需要的手術，或超範圍手術。
上海社會科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胡蘇雲，對於趙國雄的調查報告所得出的一些基本結論表示認可。她說，現實的情況是，醫藥行業在自費藥品和自費的醫療械材上「大做文章」，而醫生在商業賄賂的影響下，往往摒棄了無太多「油水」的醫保內產品，而是向患者推薦價格昂貴的自費藥品和器械。「這就形成了一個怪圈，醫保範圍在逐步擴大，而自費的藥品和器械產品越來越多，價格越來越貴。」
還是錢的問題
為什麼醫生變商人、回扣成常規？《瞭望東方週刊》於2009年刊發的「解放醫生」專題回答了這個問題——因為正常途徑的收入太少了。
72歲的協和名醫羅愛倫說：「你想不到吧，我做了48年醫生，退休工資才3140塊，加上補貼不到4000。」而她在香港行醫的一個朋友在美國、上海、香港都有房子，退休後每月還有18萬港幣退休金。「人家看見我們就像看見窮光蛋一樣。」
「為什麼一些醫生不顧尊嚴地要去拿紅包？因為他收入低。美國的麻醉護士年薪8萬美元，麻醉大夫年薪25-30萬美元，所以你給他紅包是侮辱他。如果是少數人拿紅包，那該批他，如果80%-90%的醫生都靠拿灰色收入來維持一個比較好的生活，那就需要政府在制定政策上給予關注了。」北京協和醫院麻醉科主任黃宇光說。
「醫院是個知識密集型的單位，我們醫院年輕的住院醫生都是博士以上，護士都是本科。但我們幾乎都是超負荷工作。我有次問飛行員，為什麼你們工資那麼高，他說是為了安全，就是要讓飛行員腦子裡只考慮飛行。其實醫生也一樣呀，為什麼不能給他高薪，讓他腦子裡只考慮看病呢？」協和醫院呼吸內科副主任許文兵說。
可惜，病人懂得要讓醫生填飽肚子才能專心看病，所以自覺地排隊給紅包，而政府卻似乎不懂這個道理。所謂「醫改」一波又一波，但改來改去都不見明顯效果。紅包、回扣照樣滿天飛，為了療傷治病，老百姓不僅要支付常規費用，還得額外給醫生們付本該由政府承擔的「工資」。
上海一直在說讓社區醫院運作起來，緩解「大醫院就醫難」的問題。但是，醫院是建起來了，老百姓卻不願意去自家門口的社區醫院看病。
因為這些醫院「水平不行」。「這邊配配藥麼蠻好的，看病還得到大醫院去。」65歲的張老伯說，他患高血壓，知道自己吃什麼藥，吃光了就到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配。《新民晚報》的記者跑了幾家社區衛生中心，採訪了10多位前來就診的市民，幾乎每一個人都對記者說這樣的話。
每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大廳裡，醫生全部「掛牌」上牆。其中，本科生通常只有2-3名，所佔比例相當小。有家中心共有31名醫生，只有2人擁有本科學歷，其餘全部是大學、大專或中專畢業。預診台一名護士說，「本科」是全日制大學畢業，「大學」指的是夜大或其他成人高校。
「我老伴來抽血，那個護士紮了幾次都沒扎對，疼得我老伴直吸氣。」這樣的水準讓很多患者望而卻步。
醫療資源分配不均，小醫院留不住人才，這是關鍵。「社區醫院的工資真的留不住人啊。」一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院長說，醫院裡有個蘇州大學畢業的本科生，小姑娘每個月工資加獎金才2000多元，算上過年過節的福利，一個月平均才3000元。「這點錢怎麼夠她結婚、買房？人家肯定要走的嘛。」
接受《瞭望東方週刊》採訪的醫生幾乎都認為，造成醫療資源分佈不均的一個根本原因是，中國的醫生是依附於醫院，而不是屬於全社會的。
醫生依附於醫院的結果是，「同一個級別的醫生、不同醫院的醫生水平差距很大，沒準某個縣醫院的主任醫師還不如我們這裡的一個住院醫師呢，光看職稱怎麼能衡量一個醫生的真實水平？如果醫生變成了自由職業者，職稱其實沒有太大用處。美國的醫生是沒有職稱的，我聘不聘你是根據你的本事。」北京天壇醫院副院長王擁軍說。
他介紹說，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醫生都是自由職業者，美國的醫院就是個空架子，由醫生行業協會評定醫生資質，考過一個試取得一個資質。另外，在協會裡，醫生的每一次醫療事故都有記錄，保險公司卡得特別緊，而這些記錄都是聯網的。
「美國規定，醫院要聘大夫，大夫的醫療責任險一半是由醫院付，有的醫院是全付。如果你老出事故，我聘你的成本就高，這個醫生就不好找工作。所以醫生的水平不應該由醫院來評估，而應該由第三方行業協會來評估。」這就真正將醫生從醫院裡解放出來。
所以說，新醫改允許醫生多點執業，這是走上了正確的軌道。但是，「多點執業主要不是解決收入問題，而是解決人才的充分利用、健康發展和合理流動問題，解決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北京市第六醫院副院長危天倪說。
實際上，針對一次又一次的醫改，黃天宇說，醫生們需要的不是給錢，而是給政策。
4.結婚別苗頭
上海話裡的「別」，有比的意思；苗頭即端緒、預兆、因由。章太炎《新方言·釋器》：「茅，明也……今語為苗。諸細物為全部端兆及標準者皆謂之苗，或雲苗頭。今俗言事之端緒每雲苗頭是也。」所以「別苗頭」，即是在事情的發展剛出現端倪時就要一爭高低的意思。評彈《女蜻蜓》：「有時和尚道士一起做法事，彼此別苗頭，還要好白相。」
「別苗頭」最初指農村莊稼漢比誰家的稻苗長得好，後來才漸漸變成了上海人「攀比」的代名詞。在石庫門裡，婚姻是最需要別苗頭的事情了。
因為在上海談情說愛，是一件很費錢的事情。不久前，在上海世博園芬蘭館內舉行的一場「富豪相親派對」，門票就要30萬。這就是愛情在上海的定位，想要進來就得跨過門檻，而這道門檻就是經濟實力！請問，你有錢嗎？
帶著你的錢、開著你的寶馬來見我
「你買房了嗎？」
「你買房貸款了嗎？」
「你的房貸還剩多少？」
美國加州大學人類學系博士杜曉樺，對滬上白領的婚戀觀調查發現，這是上海白領女性在各類相親活動中最常問的前3個問題。
作為標準的美國人，杜曉樺第一次聽到的時候很驚訝。「我不明白為什麼要問這種問題。在美國，如果男女一見面就這麼問，很『土』的，就好像『巴子』。」杜曉樺說：「有個被訪者要求對方有BMW（寶馬轎車）。我就不明白，她到底是找男朋友，還是找BMW？」
她隨後發現，不止是上海本土白領女性相親時會向男方提這樣的問題，一些外地來滬發展的單身白領女性也同樣愛問這樣的問題。這自然就和上海整體的文化氛圍密切相關，在這座紙醉金迷的城市裡待久了，你會不自覺地被各種活色生香的光景吸引，而且趨同。這也就是「魔都」的腐蝕性。
近幾年，名目繁多的各類相親派對在上海越來越熱。但是，因為市場的火爆，出現了「騙婚」等現象，致使上海不得不於2008年出台新規，「要求徵婚者必須提供真實可靠，同時一天內不得相親兩次。」由此可見相親在上海的盛行程度。
杜曉樺在調查「白領父母相親團」時，聽到不少家長說，現在的孩子太忙了，沒空談戀愛。「很多白領也都這麼說，難道他們真的那麼忙嗎？忙得連尋找愛情的時間都沒有？」杜曉樺分析，「沒空談戀愛」也許只是借口，但白領的社交圈越來越窄卻是不爭的事實。
其實很多人很想談戀愛，但他們去哪裡找呢？
平時，單位和家兩點一線；出差，客戶、賓館兩點一線。收入越來越高，交友圈子越來越窄。和同事，公司有規定不能談戀愛，自己也不想忍受地下情的痛苦；和客戶，也很難談戀愛，因為客戶終究是客戶，公私應該分明。剩下的，還有誰呢？
於是，交友派對應運而生。呼啦啦把成千上萬單身男女拉到一起，既然社交圈小，那就給大家一個平等、寬鬆的大環境，隨便挑，就怕你挑花了眼。同時，「白領父母相親團」也應運而生。
有這樣一個例子。在人民公園「相親角」，一位退休教授將放有小女兒照片、自家情況介紹和擇偶要求的牌子放在手提袋上，靜候「金龜婿」。「女兒29歲了還沒對象，做父母的乾脆替她相親，這是家裡的大事。」他說他已來過12次了。
「子女在家，父母全包家務；子女買房，父母傾其所有；就連子女找愛，父母也都一齊出動。」這是杜曉樺對許多上海家庭的概括。近兩年，「父母相親團」有星火燎原之勢。
2006年，由天津的南開大學心理研究中心、零點研究集團等聯合開展的一項調查發現，上海人的平均結婚年齡是，男性31.1歲，女性28.4歲，是中國婚齡最高的城市。而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上海女性對另一半的要求太高」。而這要求，主要來自物質方面。
在上海屬於高級白領的張立（化名），就深刻體驗到了「上海小姑娘的物質」。張立是北京人，在滬有一家自己的小公司，典型的70後「奮鬥男」，自力更生在上海的黃金地段買了兩套房子，不過都是貸款。
經朋友介紹，他決定和上海女孩文欣（化名）相親，地點安排在浦東金茂大廈的88層咖啡廳，那裡的咖啡一杯就要88元——出於紳士風度，地點是女方挑的，買單是張立要負責的。
相親當晚，在遲到將近1個半小時之後，女主角文欣終於在爸爸、媽媽、外公、外婆、大姨媽、小姨媽、舅舅、舅媽組成的一支龐大「親友團」的陪護下，出現了。女孩打扮入時，膚色白皙，談吐得體，是典型的上海小家碧玉。張立對她幾乎一見傾心。
然而，文欣媽媽開口的第一句話就把張立問住了，她開口便是：「張先生，你的兩套房子不是貸款買的吧？」文欣爸爸的第一句話是：「儂是上海戶口嗎？」文欣舅媽的第一句話是：「張先生，你家裡將來是要請保姆的吧，阿拉這個外甥女可是什麼都不會做噢。」
在一一回答了這些問題之後，為了緩解過於緊張的「談判」似的氣氛，張立隨意地問文欣是否會做上海菜，卻意外地讓文欣媽媽大為惱火：「儂講的這叫什麼話，會做飯嗎？儂可以去打聽打聽，現在幾個獨生女兒會去學燒飯，阿拉寶貝還來不及呢，捨得讓女兒去燒飯？再說了，阿拉這寶貝女兒一路名校讀下來，門門功課都是最優秀的，阿拉小學讀的是××小學，上海最好的學校，中學讀的××中學，上海最好的中學，大學也是上海最好的大學。而且，正因為這麼優秀才被留校做助教，這麼優秀的女兒，叫伊去燒飯？儂不要太拎不清喔！」
第一次相親就在這樣火藥味十足的尷尬氣氛下結束。
就在張立打算放棄的時候，作為介紹人的朋友又傳話過來，說女孩那邊提出只要他能夠保證結婚前把房子一次性付清了，還是願意交往一段時間的。
出於對文欣的好感，張立滿口答應。但兩人剛開始交往三個月之後，文欣媽媽又提出讓張立給女兒買三克拉的鑽戒。市場上，名牌的三克拉鑽戒至少50萬。張立很是苦惱：「我不過是正在努力的小老闆罷了，為了把房子買下來，我已經在節衣縮食了，連高爾夫都很少打了，為了娶老婆讓自己的生活品質下降得如此之快，我都快要崩潰了。」
然而，不買鑽戒，文欣赴約就變得很不積極，不是推說「不舒服」，就是「今天忙」。這樣的情況持續了約一個多月，張立終於決定妥協，畢竟他真的動了娶文欣的心思。於是答應為她買鑽戒，文欣要求去香港買，張立正有一樁生意要去那邊談，也就同意了。
結果到了香港以後，文欣每天從早逛到晚，一口氣買了五個名牌的手袋，而張立在酒店的房間裡發燒到40度，她卻全然不知。後來，酒店服務生幫忙為張立叫了救護車，送至醫院。
文欣回到酒店以後，發現張立人不見了，服務台給她的留言也沒看到，她卻只當是對方公務繁忙，並未在意。第二天繼續出去逛，直到信用卡刷爆了，才想起向張立求助，他當時正在醫院輸液。
張立對文欣的揮霍和自私表示了不滿，女孩卻更是滿腹委屈：「我是不折不扣的『月光族』。自從我工作以來，每個月2000多元的薪水，沒幾天就用光了，我還得向我媽要呢。可我要是有錢，我找你幹嗎呵，男人賺錢不就是給女人花的嗎？我媽說了，看一個男人是不是對女人好，主要體現在他是否捨得給女人花錢，只有真正捨得給你花錢的男人才是可以考慮的對象，我挺認同我媽的話。」
這件事讓張立徹底改變了想法，「這樣物質的上海女孩，要不起！」
實際上，張立遇到的還不是最極品的物質女孩。在上海，有個流行的代稱，叫「籬笆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