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吧之花 第53章 我所謂的「逃離」
    我不介意現代的動物園……那些動物們可能不自由,但是它們很安全。

    ——《窈窕老爸》

    很難相信六個星期之前,我還站在富士山的山頂。到2005年秋季,我感覺自己完全灰心喪氣了。

    「你知道我們沒辦法打電話到日本去一一核對這些推薦信上的信息。」一個頭髮花白的女人瀏覽了一遍我的簡歷,透過眼鏡的鏡框看著我說道。「你沒有在附近的地區工作過嗎?」她問道。

    「我十八歲時離開美國,」我解釋道,「從那以後,就沒有在這裡住過太長的時間。」我敢肯定當時自己看上去很尷尬,因為我一直在很謹慎地忍著不向眼前的女人鞠躬,雖然在亞洲遇到這樣的情況應該行禮。似乎我在問候別人、聽到對方的介紹或者心裡很感激時,後背的脊椎骨都會不自覺地軟化。明白這一點之前,我一直垂著頭盯著地面。

    她只是那些負責人力資源工作的女人中的一個,她們都把我缺乏本地的推薦信看做是一個危險信號。同樣的情形或多或少地在各個潛在僱主的公司一次次重複出現時,我決定降低標準。

    「難道你不該找份真正的工作嗎?」得知我是研究生,這家位於沃爾特惠特曼購物中心的服裝店的女老闆問我道。

    「你知道什麼!」我想回答。

    考慮到我根本沒有興趣重新學習在馬路右側駕駛,那天我媽媽開車從購物中心接我回了家。我又感覺自己像個青少年了。

    「到底是怎麼了?」我沉默地問著自己。坐在媽媽旁邊,我仔細看著這個我從小長大的村莊裡那些熟悉的大樓和街角。畢竟,滿懷著主宰全球的雄心,我已經離開這裡六年了。然而現在,我甚至找不到一份兼職工作,來承擔我的公寓房租。現實也讓我漸漸明白,在美國逗留期間,我別無選擇,只能和父母住在一起,這讓我情緒極度低落。

    「這不是我想像中回到美國應該有的情形。」我對自己抱怨道。

    「而且,」我回想起來,「我從來沒有喜歡過這裡。」

    高中畢業後,我搬到加拿大的蒙特利爾,主要是因為麥吉爾是所有錄取我的大學中離家最遠的一所。第一次暑假假期,我沒有回家,而是徹底離開了美洲,去了巴黎學習。這件事就是促使我去東京的動力,因為東京是我在這個星球上發現的幾乎離家最遠的一個城市,在那裡,我開始了我的成人生活。

    想到這裡,我覺得這次回家就像是一根過度伸展的橡皮筋,終於彈力耗盡繃斷髮出了命中注定的啪嗒聲。我在想我是不是已經筋疲力盡了,正如我媽媽一直警告我的,如果我一直急於跨過人生應該經歷的某個階段,過度繃緊自己,甚至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就一頭扎進我為自己尋找的或者為自己創造的各種嘗試中,就會發生這種情形。

    「如果她是對的呢?」我心裡默默地問自己。僅僅是這麼一想就讓我畏縮了。

    就大學所學的內容而言,我的研究生課程相對很簡單,這使得我可以在明年六月就拿到碩士學位證書。不過,我好像並不能適應這所新學校。

    其他同學都想聽一些我在日本的生活故事,然而他們後來發現日本是我唯一能談論的話題時,就漸漸地對此失去了興趣。令我感到恐慌的是其他的任何事情我都不熟悉,我經常因為在流行文化方面的錯誤被他們嘲笑。比如說,當我嘗試跟他們討論「電視秀」時,我不得不讓他們告訴我類似CSI(顧客滿意度指數)和OC(檢查局)這樣的縮略詞代表什麼。還有,當他們聽到我幼稚地認為帕麗斯·希爾頓當初是以色情明星出名時,他們就會糾正我的想法。

    因此,我快速瀏覽了各種各樣的深夜脫口秀節目,嘗試著讓自己熟悉流行文化。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美國當代媒體進行報道完全是面向本國的,甚至已經到了讓人發狂的地步,不熟悉本國文化的人根本不可能看懂。如果你對本地的通俗文化一點兒都不瞭解的話,你會發現他們的喜劇一點都不搞笑,所以我很快就厭倦了。離開這個國家那麼長時間,美國文化對我來說就像一個從未改變的笑話,只是我永遠都不會明白其中的精妙之處了。

    然而,一些方面的文化盲點卻比其他方面更容易讓人受到傷害。

    在日本生活的那些年裡,除了讓我對酒精更加渴望,也讓我在某些方面表現出讓人難以置信的天真。事實上,我也意識到,由於在我畢業後急匆匆地就離開了北美,我幾乎沒有學會如何在我們的文化形態下行為舉止表現得更像一個成年人。由於之前我在家的時候,還未到法定可以喝酒的年紀,所以我不知道在美國一個喝得醉醺醺的女孩在酒吧是多麼危險。結果表明,我過去一直都把東京的低犯罪率看得太過理所當然了。

    我剛到美國的一個多月裡,只要有機會就和這個城市裡認識的人出去喝酒。然而,這些夜晚都沒有好的結局。有些晚上我比較幸運,醒來發現自己在火車站的公共浴室裡,只是錢包被偷了。還有一些晚上就沒那麼幸運了,我可能會在一種極其難堪的處境中醒來。逃離之後,我也要花上一周的時間把自己禁錮在屋子裡,用不加修飾的詞句為戀屍狂作詩。

    我逐漸覺得,日本社會相對安全的體制確實助長了酗酒情況的肆虐,使得日本人對酗酒司空見慣。凌晨時分,我不止一次一個人沿著歌舞伎町(該地區被認為是東京地區最危險的地區)狹窄的街道散步,發現穿著體面的商人從封閉場地的門口穿過,他們身側夾著公文包,路易絲威登的錢包一半露出口袋,卻原封未動。同樣,我還沒有見到過任何一個日本男人在遇到一個不省人事的女人時,和美國人一樣只想著能揩到多少油水。

    日本社會的制度法規非常嚴厲,可能像這樣不公正的爭鬥是不光榮的。這個國家作為全世界最暴力的電子遊戲和最墮落的色情電影的總製造商,六七歲的小孩子卻能經常在放學後自己乘地鐵安全回家,這也是日本讓人好奇的怪事之一吧。

    儘管在東京酒吧做陪酒女郎期間,我沒有得到作為一個女人甚至是作為一個人應有的尊重,但是酒吧明確規定,只要進了酒吧,就禁止客人把手放在我身上。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都遵守這個規定。當一個人的生活就像是這場遊戲中的一個角色,這次佈景裡的一束鮮花,甚至是這個動物園裡的一隻動物,那些規則條例雖然限制了她的人身自由,但是同時也保證了她不會受到外界的傷害。這次匆匆的美國之行讓我更加真切地明白了這一道理。

    在研究生院的第一個學期,我只回紐約住了幾個月,然而這段時間讓我深信我在那樣的環境中不安全。因此,我異常懷念在動物園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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